世界科改管窥
2018-08-01 14:56

 
当下,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多学科融合、“科学”到“技术”到“市场”的演进周期大为缩短,科技赛跑成为全球各国新的竞争主题。
 
面对不得不为之的科技改革,世界各个主要国家纷纷摩拳擦掌,努力探寻一条能让自己跻身于世界科技第一梯队的特色改革之路。
 
美国:经费指挥棒
 
美国的大国崛起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科技发展史。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经济危机不少都源于美国,但偏偏美国又总能凭借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力量化险为夷,甚至在世界经济和科技霸主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分析,二战以后,在东海岸以波士顿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和西海岸以加州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轮番推动下,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五次科技和产业的重大变革,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并长期保持创新垄断地位。
 
经他分析,这些美国科技创新中心的特征往往具备以下要素:教育、人才和政策“三大资源”,民间、国有和国际“三大资本”,以及高水平科研成果、创新企业高速成长和新产业高效传导“三大产出”。
 
对于几大要素的投入,美国政府从来不吝血本。比如,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个人收入停滞不前,但美国精英大学的经费预算却实现了翻倍增长。
 
可以说,对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投入也必须是持续甚至不断增加的。他们需要不断增长的资金来建设新大楼,升级仪器设备,吸引好学生和国际著名研究人员。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坦福、哈佛和麻省理工等研究型高校近几十年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整体经济发展。
 
然而,伴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的科技与教育界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灰尘”。
 
2017年3月,刚刚执政的特朗普就在2018年度的预算提案中呼吁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该预算案显示,2018年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的科研项目经费前景堪忧,生物医学、公共健康以及环境研究项目均在被削减之列。之后,国会出手顶住了来自白宫的削减资助的压力。
 
在这之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修改多项环保规定、签署旅行禁令……这位特立独行的共和党人对科学采取的种种态度与政策,造成共和党与美国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极度失调,更在研究人员中引发接连不断的骚乱与抗议。
 
因此,未来的美国科教界要想恢复往日的辉煌,使经费指挥棒再度发挥效用,恐怕还得先迈过这个名叫“特朗普”的门槛。
 
欧盟:“地平线”起飞
 
亚洲特别是东亚以及南美各国的崛起,让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经济、政治和科学方面的地位受到强烈的撼动。当前,欧盟也正通过一系列科技方面的改革,试图重返巅峰,确保其世界经济与科学中心的地位。
 
在经费改革方面,继第七框架计划之后,欧盟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新资助体系——“地平线2020”。在2014~2020年期间,欧盟委员会将会为欧盟地区提供770多亿欧元的科研经费,这远远超出了第七框架计划的经费资助。2017年10月,该计划最后一期计划项目已经发布。
 
地平线2020的三大核心关注点是卓越科学、工业领先和社会挑战,特别是解决威胁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全球环境与社会问题。欧盟此举不仅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是提前布局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占领下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的明智之举。
 
为此,地平线2020大力支持解决社会挑战方面的科研攻关,这类项目将得到总体预算中最多的经费支持。而且,该计划也对社会挑战中的重要主题进行了勾勒,包括健康、林业、海洋研究、高效能源、绿色交通、气候和环境,鼓励目标导向的跨学科研究。
 
与第七框架计划不同,地平线2020在对中小型企业的经费资助方面增长了5%,因为这一计划意识到,中小型企业是连接科研院所研究成果与市场产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欧洲的经济支柱。因此,支持中小型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参与,就是支持科研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欧洲的就业乃至经济复苏。
 
如此庞大的产学研联盟,也意味着在科学界将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以预见,来自产、学、研不同背景、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将会在合作研究项目中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进一步促进学术界和产业界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地平线2020计划还针对第七框架计划繁琐的审批流程进行了相应的改善。比方说改为进行网上申请和评审,评审时间也更短,而且采用流程化审计——这些举措不仅使得流程更加现代化,而且也解决了上一个计划遭受最多的诟病。
 
此外,随着英国脱欧,欧盟将失去其部分顶尖的科研力量,单一市场也将随着英国的退出而萎缩。这就意味着,科研与创新政策的前沿必须从关注内部发展转向扩大外部机遇,比如在从冰岛到埃及的邻国间构建更多交流的桥梁。
 
互联网项目或许能够在其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例如,拥有庞大跨国网络的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EIT)可以进行改造和去官僚化;原有的项目例如尤里卡计划和欧洲COST行动,也已经超越了欧洲的范围,此后可能发挥新的作用。
 
韩国:以人才为中心
 
近年来,韩国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与成绩可谓有目共睹。2014年,韩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9%,这一比例超过了位居全球第二位的以色列。
 
虽然这些经费大部分都被投入到应用研究和企业发展中,但韩国政府依旧在基础科学领域投入巨大。2011年,韩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旨在开发一个被称为“国际科学和商业带”(ISBB)的计划,其中,让基础科学研究院(IBS)为韩国新技术开发提供导向力,便是主要举措之一。
 
截至目前,IBS已经建成28个研究中心,其中数学1个、化学6个、生命科学7个、物理学9个、地球科学1个、交叉学科4个。每个研究中心平均拥有100亿韩元的年度预算,并由世界级科学家所领导。这些负责人被赋予很大的自治权,从而决定研究方向和人员聘用。
 
就在2018年2月,韩国政府又最新发布了《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8—2022)》,明确制定了以“人才为中心”的核心目标,提出要利用科技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发展科技服务人文社会,到2040年,拟实现“富饶的世界”“便利的世界”“幸福的世界”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
 
当然,这项计划也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排名”目标,比如,到2040 年,实现科学家与科技人才跻身世界前20;创新型创业企业比重达到5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排名世界前13;灾难安全领域技术水平达到先进国家的90%等等。
 
为了实现上述的核心目标与具体目标,计划同时给出了四大策略,即要增强科技力量,迎接未来挑战;建立创新的科学技术生态系统;创造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新产业、新岗位;通过科技实现国民的幸福生活。
 
这四大策略可以堪称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举例来说,在“创造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新产业、新岗位”这一策略下,韩国政府就明确提出,要强化研究基础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创新增长动力,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竞争力,培养创新增长动力中枢——中小企业并创造以科技为基础的就业岗位。
 
日本:科技创造立国
 
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技术引进到“技术立国”“贸易立国”,再到“科学技术创新立国”,一系列成功的战略与政策,使日本完成了从一个落后封建国家到世界科技强国的蜕变。
 
一组数据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本科技战略与政策在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显著效果:自1901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奖以来,日本共产生了22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总体来说,在日本众多产生效果的科技战略与政策中,重视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官”三方合理流动以及推进国际合作,堪称是其中的“三件法宝”。
 
截至2016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3.42%。而基础研究在整个研发投入中的占比更是一直维持在11%以上。
 
“2010年之后,日本更是将强化基础研究作为科技领域的长期发展战略等政策导向,日本政府、科研院所、民间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各取所长、密切配合、系统推进。在《综合战略2017》中,日本政府还提出了促进民间企业投入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研究的相关举措,以促进基础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邓元慧撰文指出。
 
另外,日本还构建了一种流动、弹性的研究体制,即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组建课题组,并由企业、大学、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产学官”体制。
 
这种根据日本国情量身打造的体制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使研究经费来源多元化,企业也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经费来源;另一方面,灵活的合作体制有利于人员的交流和知识的扩散,促进了人才培养和企业研究实力的提升。
 
“2002年东京大学教授小柴昌俊因天体物理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得到政府给予的‘特定研究资助’外,三井金属公司也提供了免费设备和试验场地,更以雄厚的技术与工艺实力在仪器设备方面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胡智慧等人指出。
 
而为了弥补本国在人才、研究设施等方面的不足,提高在前沿领域的创新能力,日本更积极推进与美国、欧盟、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研究机构或企业的合作研发。
 
2013年5月,安倍晋三主持的科学领导机构——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全面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策略,以寻求更根本性的改变。
 
新策略提出,在大学毕业生减少和生育率降低的压力下,要对外国人更加开放,即到2020年,在领先的研究机构中,国际研究人员的比例要占20%,到2030年该比例要达到30%。与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3.9%相比,这无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8年7月刊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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