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愿祖国繁荣富强！”
今年9月，在南开大学迎来建校百年之际的新生开学典礼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带领“第101级”新生，重温了老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学生们的回答铿锵有力，在会场中久久回荡……
上溯百年，风雨板荡；肇我南开，神州苍茫。从1919年创立至今，走过百年光辉历程的南开汇聚了众多名家大师，孕育了万千栋梁英才，虽历经沧桑，却始终在“知中国，服务中国”“爱中华，复兴中华”的道路上砥砺前行。那些关于这所百年名校的“南开故事”，时刻激励着后来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如果有来生，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
“我95岁了，若幸而身体得以恢复健康，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即将失传的吟诵留给后学者。”今年教师节，南开大学为叶嘉莹先生举办的归国执教40周年庆祝会上，大病初愈的叶先生说出了这样的心声。
能够被尊称为“先生”的女子，必然是在学术上达到了巅峰。叶嘉莹便是这样一位“女先生”。每一名南开学子都以“听过叶先生的讲座”为荣，而那个形容叶嘉莹的句子也无人不晓——“叶先生站在那儿，就是一首诗。”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诸多海外游子渴望归国。大洋彼岸，叶嘉莹第一时间寄出了一封发往国家教育部的长信，满含深情地述说回国教书的诚挚要求。此时，她已定居温哥华近十年，并被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9年，叶嘉莹的申请得到批准，回到她思念多年的祖国，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执教。此后，她便过起了候鸟般的生活，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
叶嘉莹的课，教室里永远“爆满”，不仅座无虚席，连讲台旁、教室门口也都是听课的学生。后来，中文系想出了一个发听讲证的办法，只允许有证的学生进入教室。但热情的学生依然会挤满阶梯教室的阶梯和后墙的窗边，只为了听一听叶先生讲解诗词歌赋。
1993年，叶嘉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2015年，叶嘉莹定居南开后，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家中的小客厅，她坚持每周给学生上一次课，并逐字逐句帮学生批改论文。她的听力不如往昔了，上课时她就让学生坐得近一点儿，发言声音大一些。
她还不定期面对全校学生开办诗词讲座。在一次演讲中，数百学子面对满头白发的叶先生，高呼“先生坐下讲”。叶嘉莹笑着回应：“我今年91岁，教书已经70年，70年我都是站着讲课。”
回顾自己70多年的执教经历，叶嘉莹说：“我别无所长，就是喜欢诗词，而且愿意把我喜欢的诗词介绍给年轻人。如果有来生，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基于这样的初心，2018年，叶嘉莹将京津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今年5月，她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
面对他人的不解，叶嘉莹用《论语》中的句子来回答：“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
“让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
百年南开史，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节。
因南开的学生在华北运动会上打出了“勿忘国耻”的标语，1937年7月28日，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已故的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就是亲历者之一。
申泮文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一年后，经历国破、校毁、辍学之痛的申泮文毅然投笔从戎。后淞沪沦陷，他步行赴滇，进入西南联大读书。抗战胜利后，他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历经一年波折，跨越3500公里路途，他和同伴将300多吨公物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申泮文亲眼见证了祖国和母校的苦难历史，爱国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他的血液之中。他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让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这个目标要靠几代人去努力，因此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还曾经给自己的职业作了一个排序：首先是教育家，然后才是科学家。他说：“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努力把年轻人培养成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一分力量。”
他101岁的人生，有近70年在坚守着那三尺讲台，坚守着他心中的责任。他长期坚持为本科生授课，晚年更是致力于高校化学教学改革。他编写的著作达70余卷册、3000余万字，是我国最“高产”的化学家之一，他曾连续三届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05年，申泮文以“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的评语，入选“中国10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他89岁。可有多少人知道，在他77岁那年，肿瘤夺去了他五分之四的胃……
除了专业教学，申泮文还致力于爱国主义教育。从1987年起，他把自己收藏的图片制作成展牌和幻灯片，每年都自费举办爱国主义教育展览，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南开学子。在南开园，申泮文被师生们誉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践行者”。
2017年7月4日，申泮文在南开园逝世。这位年逾九旬还在给本科生上课、经常称呼自己为“南开土货”的科学巨匠走了，留下的，是以身许国的非凡足迹。
“研究老百姓用得起的农药”
1953年，获得美国埃斯金大学化学学士学位后，李正名辗转归国，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之后，李正名成为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他听从导师的安排，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主动与国家需要对接，由元素有机化学转向农药化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小麦锈病在我国西北地区暴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管用的药被外国垄断，价格炒到每吨100多万元，农民根本用不起。南开学者李正名临危受命，作为全国攻关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团队开始了高效杀菌剂新工艺的研究。“我要研究老百姓用得起的农药。”他简短的话语掷地有声。
历经四年多的艰苦付出，他们终于攻克技术难点，研制出的农药投放市场后，产品质量和使用效果均优于国际标准，而成本仅为进口农药的四分之一。这项技术也成为农药学科中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科技成果。
“规划科研方向时要强调研究结果对国民经济潜在的应用价值，注意结合现实需求状况和中国实际情况，做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低价的绿色农药。”解决了小麦锈病，李正名再次把目光投向民生新领域——超高效绿色除草剂创制研究，并为之奋斗了近30载。
创制新农药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系统工程。由于对环保生态安全的众多试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一项基础研究至少要持续5年以上，一段毒理环境生态评价需上百次，开发研究、注册登记要历经十几年，农药创制工作成功率仅为八万分之一……面对这些困难，李正名态度坚定：“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这份风险总得有人去担。如果大家都不做，就永远不会有中国自己的原始创新，我们就永远受制于人。”
李正名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蹲守田间，查看土壤水源，了解生长情况，观察试验效果。就这样，“海归”变成了“农民”。在超高效绿色除草剂的创制研究中，李正名常常深入农村，不让自己的农药研究与农民生活水平脱节。最终，研究组利用与国外不同的分子设计策略，从近千个结构中筛选出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酯两种有效成分，创制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绿色除草剂，每亩地只需使用1克至2克，就能达到平均97.6%的防治效果。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山东、河南、黑龙江等地进行示范推广2亿多亩，三年来销售额达1.5亿元，产生社会效益30多亿元。如今，李正名正计划将研究重点转向减少农药在不同土壤中的残留量这一研究课题……
继往开来，书写新“南开故事”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南开园，将爱国情怀、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理想深植于心的大师还有许多：把最后的事业扎根在中国大地，为中国数学走向世界而一步一步踏出探索之旅的陈省身；响应祖国号召，毅然放弃做了几十年的药物化学而转入农药化学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杨石先；听从恩师一声召唤马上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碍返回祖国的“院士双星”何炳林、陈茹玉夫妇……他们都在用一生的故事，表达着对祖国深切的热爱之情。
大师们的“南开故事”，也激励着一代代南开学者奋勇直追，不断用新的故事诠释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内涵。
在李正名卸任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后，席真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他推动建设了我国农药界首家产学研合作研究院，促进科研先进成果从“书架”摆上“货架”，助推科技精准助农，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如今，席真正积极推进科研院所与吉林省松原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携手，建设优质谷子经济区，把科研人员的技术知识与农田中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助推精准扶贫、科技兴农，让科技创新在助力乡村振兴中靶向更准、作用更大、持效更久。
而申泮文对于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期盼也正在变成现实。如今的南开大学化学学科带头人陈军，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南开大学本科生中走出的第一位院士。中学时一本《中学生数理化》，让陈军记住了杨石先、高振衡、何炳林、申泮文这些令南开化学熠熠生辉的名字。2002年，陈军在日本三年的工作合同到期，毅然回国，加入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此后十余年，他相继发表SCI收录论文约400篇，获授权发明专利26项。今年，他又带领团队刷新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容量的世界纪录。“南开化学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肩负起责任，实现日新月异的发展！”陈军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