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才妃

被指标“俘虏”的教师靠什么“解脱”
2019-07-17 10:31
来源: 中国科学报

 

教师们并不是反对评估本身,而是反对程序性的问题,以及政策过分频繁变动后难以快速适应的无助感。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如今,不少评估政策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拿出的成绩单固然漂亮,但需要思考这是拿什么换来的、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未来的可持续性如何。从长远来看,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不能只是简单“以结果论英雄”。真正的一流,重在管理、制度本身,学校要形成尊重一线教师的氛围,让他们心里踏实、有成就感。

“什么?毕业设计要求真实生产任务,否则无法通过教学工作量的考核要求?”

新工科2.0要求以真实生产任务的毕业设计代替毕业论文,急得一名没有横向课题任务的东部某高校老教师欲哭无泪,甚至放言“提前退休”。

他的担心并非没有来由。从去年到今年,这所高校的专业从70多个砍到50个,各类指标增加了35%。去年因没有完成考核要求,被降级处理的教师就有8人。其力度之大,让教师们谈之色变。

“双一流”重视科研,本科评估强调就业率。看似都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指标内部的矛盾。冲击“双一流”,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就业、实践就弱化了。“但本科专业调整又看重就业率,稍不留神搞得两头都不占。”该老教师说。

身处矛盾中进退两难,有些人便萌生“退意”。实际上,近年来,该校提前退休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延迟退休的比例反而逐年缩小。

近年来,类似全国高校新增、调整及撤销若干个专业、若干所大学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撤销若干个专业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但很少有人关注新闻之外,因评估、考核指标而身心交瘁的教师们。

指挥棒

如果简单地理解老教师的经历,似乎可以把上述专业调整解读为“淘汰落后产能”。但究竟是教师无能,还是制度不合理,并不能简单下结论。

和很多高校一样,为了冲击“双一流”指标,老教师所在的东部某高校经历了一段迅猛的“进人”时期。老教师的同事、该校教授张思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一时期看重科研,引进的人能写一手漂亮的论文,但对生产实践却知之甚少,“农林专业的老师,甚至连植物都认不全”,更有甚者,引进外籍教师,中文、英文授课皆困难,只能单纯搞科研。

随后,结合教育主管部门的学科评估、专业认证,该校迎来了剧烈的专业调整时期。专业调整以就业率为指挥棒,由70多个专业砍到50个。其中,虽不乏一些合理的调整,如裁撤因领导而设的专业、就业率过低的专业,但迅速进人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些被裁撤专业的教师便陷入无生可教、无课可上的困境。

近年来,风向又转向了教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多个场合说:“不重视本科教学的校长是不合格的校长。”

随着“双一流”、本科评估增加了教学权重,张思所在的高校领导对已是或有望冲击“双一流”的学科下了死命令。对省级、国家级科研课题的数量、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室的数量、国家教学成果奖等指标赋予了很高权重,“如果都为零,考核中一票否决”。

于是,专业认证、新工(农)科建设、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室、金课建设……各种各样的教改如雪片一样,落在了教师头上。

张思所在的高校便出现这样一个趋势:“科研、就业均不行的专业,最先遭淘汰。科研差、就业好的专业,或科研好、就业差的专业,次之;科研、就业均不错的专业,是最安全的”。

“换言之,在‘双一流’、各类评估中能够为高校带来效益的专业、教师,在调整中最高枕无忧。”张思说。

专业大洗牌的背后,是强劲的资源驱动——跻身省前100名的学科,省里给予1亿元经费支持;“双一流”学科,省里、国家分别给予3000万元支持;学校的自主经费40%来自于各类头衔——这样的选择逻辑似乎“无可厚非”。

但“无可厚非”也带来层层相逼的马太效应——学校逼学院、学院逼导师、导师逼学生,给高校自身的安定带来重重隐患。

各种压力的承担者

在暴风骤雨式的各类评估中,教师是各种压力的承担者。

江苏省某高校教师汪林今年带了4名博士生,学校的规定,一名博士的绩效要求是150个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发一篇3区的SCI才能达到,4年要求完成600个点,相当于4篇三区SCI。”

而这项规定的出台,学校并没有和一线教师协商,不管是否能够完成,也不管学生是刚入学,还是临近毕业。蛮干如斯,以至于国外的每个SCI期刊,都被中国相关专业的学生研究遍了,谈及杂志的周期、特点、发稿难易程度,学生可以娓娓道来。

“若学生完不成绩效要求,导师不让他毕业,出了事到底怨谁?真有一天,学校有一两起猝死、自杀事件就完了。”汪林自言,难以完成任务。

教学上也是“压力山大”,“从前科研不够、教学来凑,如今教学要求也水涨船高。跟不上形势,很快教学也要不达标了。”汪林感叹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学指标出台,譬如国家教学成果奖、在线课程、金课建设等,成为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指标可以造,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惜一切代价砸钱办事,成为不少学校通行的做法。

拍摄一个虚拟课程需要投资70万元,汪林和不少同事感慨道,“连个小成本的电影都能拍出来了”。专业课程64学时,拍摄64个视频,持续时间1年,但是由于财务上的管制,尽管花费了大量精力、时间,教师却不能从70万元中取得任何报酬,校方通常还会冠以“为你着想”的说法,让教师觉得理所应当。

因就业率取消专业被牵连的教师,更是有苦难言。张思眼见,一夕之间,教师上了一二十年的课程突然被取消,或者调整到其他学科了。“虽说真正的淘汰要经历一年考察期‘暂缓’,最后从教师岗位退出的人并不多,但对于那些无课可上、无生可教、科研任务不饱满、转岗困难的教师,矛盾已经越来越激化了。”

评估要关注节奏和科学性

在讲究投入和产出的当下,将作为参考依据的评估取消了之,并不是一个万全的办法。

“教师们并不是反对评估本身,而是反对程序性的问题,以及政策过分频繁变动后难以快速适应的无助感。”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说。

目前,政策所体现的“简单粗暴”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评估间隔时间短,几乎没有时间对评估本身做认真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原有政策作出完善。决策部门较少考虑新旧评估指标、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制度设计时容易出现新旧指标前后不协调的情形。

在侯定凯看来,整体政策变革的节奏非常重要。频率过高,很多项目尚未开展就进行评估,教师就会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况。而且,各部门都是按自己的节奏执行上一级的政策,很多时候基层教师要接受时间要求上相互冲突的指令。在政策执行节奏混乱的情况下,如遇政策执行不当,便难以判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如何打开死结?可以借鉴国外高校科研评估的先例。上世纪80年代,英国高校科研评估制度推行之初,两次评估的间隔时间也比较近(大约3到4年),但如今却越来越长了,间隔达6到7年。为什么要拉长两次评估的间隔?间隔期间究竟在做什么?

据侯定凯介绍,英国政府部门在进行下一次高校科研评估之前,通常会对上一次评估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反思,以便为新评估工作的调整作准备。政府通常会公布调查报告中,融入了大量个案分析、不同教师的评论和建议。由于需要花时间进行广泛的意见征询、数据收集和分析,并撰写报告,新评估政策自然难以很快推出。

而我国很多政策出台后,虽也有后续反馈、调查动作,但谁参与了这些调查,人们不得而知,对新政策实施的调查和评估结果,外人更不得而知。

“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决策程序的合理性、公正性,需要相关立法跟进并在程序上作规定;二是需要第三方针对新政策的实施开展及时、深入的调查和评估,特别是更好地倾听一线教师的意见,并反馈到下一次决策中。”侯定凯说。

此外,评估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尤其是就业率能否作为专业调整的依据,也备受本次受访者质疑。

在英国的高校评估指标中,学科的社会影响力是最为人诟病的指标之一。因为人们很难拿出证据证明,某一项社会进步成效是由某一大学某学者的特定课题或论文直接产生的。

“一旦将评估与外在的指标(如就业率、或者科研的社会影响力)联系起来,就要非常谨慎。问责对象把板子打在特定的专业和教师身上是否合理,指标本身的设定是否赋予太高的权重、是否太过简单化,都是要考虑的。”侯定凯说。

尤其是在我国,大学就业率失真已是“公开的秘密”。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潜伟指出,在一些高校内部,学生就业统计表中还赫然出现“灵活就业”一栏,其中意味颇耐人寻味。

侯定凯补充,有时政府貌似按市场导向(如就业率)进行评估,其实恰恰是反市场的做法。由于大学人才培养没有形成市场反应机制,只能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调节”,对学术活动“伤筋动骨”的影响在所难免。

减少不确定性,高校应有所为

中国教师的流动性不强,多数人持“铁饭碗”“待一辈子”的观点,也是目前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潜伟看来,虽然人们佩服在某一领域将冷板凳坐穿的教师,但对于更大范围的教师而言,应该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为岗位调整做多手准备。

记者了解到,在国外,大学教师的不稳定性是常态。在美国,由于州政府预算缩减,在英国,由于强调投入与产出的问责,兼职教师、临时聘用教师的情况越来越多,固定的教师岗位逐渐减少。

“前提是不能一刀切,今天决定了,明天就撤专业。急刹急停带来的风险很大。”潜伟举例,在国外,不想办某一个专业,做法比较委婉,通常会减少专业拨款、教授席位、升迁机会,这时候教师自然而然会发生转移,选择其他方向或院校。

这其中,高校的调节和缓冲作用不可或缺。国家出台不少政策只是大框架,给高校留有一定空间。侯定凯指出,高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外在变革和基层稳定之间的矛盾,高校或下一级学院应发挥政策缓冲地带的功能,而不是加剧新政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也是教师最害怕的事情。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才是教师个人发展的前提。

可预见性、计划性差甚至朝令夕改的校方决策,虽然从硬指标上看没有纰漏,但在诸多细节上,对教师群体士气和学术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也对大学的长远健康发展不利。

侯定凯认为,如今,不少评估政策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拿出的成绩单固然漂亮,但需要思考这是拿什么换来的、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未来的可持续性如何。从长远来看,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不能只是简单“以结果论英雄”。“真正的一流,重在管理、制度本身,学校要形成尊重一线教师的氛围,让他们心里踏实、有成就感。”

《中国科学报》 (2019-07-17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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