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当下大学教育:解决困惑还是传授知识
2019-06-26 09:13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处在一个转型的时刻。可以这样说,这个转型时刻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强烈而切实。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开始,中国大学已经在转型了,只是太过明朗反而让人忽视了它的影响力,其余波所向仅仅被定义为“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却很少关注“大众化”的教育本身如何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走向。

这些年,尽管我们仍不断听到大学管理者有关高等教育的颇为“高大上”的言论展示,大学也在诸如经费增长、学科规模和人员职称上表现不凡,但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就是越来越像职业培训中心。

就教育的要求来说,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已经是在降低标准了,“大众化”再转向职业培训,标准不仅是降低,而且由于职业培训是面向用人单位的,用人单位成了“立法者”,大学也因此失去了订立标准的资格。

这个令人尴尬的现状,本该成为激发大学管理者和从业者反思的一个契机,但是,在公司化的数目字管理成为时尚的今天,它同样被轻易地绕了过去。

当然,对高等教育进行分类是一个解决办法,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之类也是国际通行做法。但一方面分类并不统一,且没有明确的科学规范,所以现在流行的所谓“大学排行榜”就径自发明出诸如“星级”分类法(像8星级大学,恐怕是从迪拜8星级酒店那里获得启发的)、“流品”分类法(如“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等),它们对社会上不了解大学实际情况者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分类固然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在中国,如果缺乏动态管理,固化的大学也很难形成持续的追求。

更重要的是,无论研究型还是教学研究型、教学型,首先都是学校。依照经典的概念,学校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这也是学校区别于其它机构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从理论上言,这三种类型的大学都不能失去教育这个基本功能。

高等教育“大众化”可能只是教育功能弱化的前提,因为不能说大学里学生多了,就必然影响教育的功能。延伸的问题是,即便是大学成了职业培训中心,还需不需要体现教育的功能?

现在看,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认知影响到大学的管理。“大众化”与“职业培训中心”这两个概念被勾连在一起,似乎天然地促成了“知识至上”论和“技能至上”论的兴起。在许多管理者的眼中,知识和技能是第一位的,也只有这两项才是解决就业的良方,最终决定学生的命运。这种将知识工具化的认知就是典型的实用性原则。

依据实用原则,所谓文化素质就变成了“唱唱跳跳”,那些从小受父母逼迫上社会中的培训班练习“吹拉弹唱”的学生仿佛有了用武之地。结果是,文艺晚会的专业水准明显提高了,学生却越来越不懂得尊重老师和他人了。更有甚者,个别学生因为老师的严格要求,利用评教的机会给老师恶意打分,类似的行为得不到惩治等于是变相地鼓励。表面看,这是制度漏洞所造成,但也与管理者对于大学教育功能的理解不足有关。

教育功能之一是解惑。这个“惑”是人生之困惑。实用或曰现实主义原则固然可以解决眼前的、一时的困惑,但它同时也在造成新的困惑。人是高等动物,他依靠工具爬到树上后,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他还要问为什么,或者去爬更高的树;他爬树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形成的过程。这些就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能够解决的。大学如果舍解惑而不顾,仅仅满足于解决就业,不仅是降低了自己的目标,也是在规避自身的社会责任。

然而,现实中的大学,实用性、工具性、技能化与应试教育结合在一起,似乎正在向这个低层目标靠拢。加之那个关于大学的“道”已经在实用原则下被肢解得分崩离析,它不再是一个明确的“一”,而成了模糊的“多”,这个无数的“多”令人难以把握。

按照大学之道,解决困惑与传授知识从来都不是分开的,它们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支撑着大学及其教育。但现在,它们成了两个似乎独立的门类。传授知识成了一门技术,它只与技能相关;而解决困惑则与不断进展的新知分离,独立地在那里自说自话。

乐观者会说,分久必合,到时候它们照样可能结合在一起。但《三国演义》里的这句名言未必适合诠释当下中国大学及其未来。即便是能够诠释,事实亦确如所愿,但可能会付出几代人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的代价。

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是因为实用原则和现实功利已经被包装成一种新的大学理念,并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因此,就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是继续这样实用下去,还是回归“学校”的本质,就成了所有大学管理者、从业者和关心大学的人士此刻面临的一个选择。

《中国科学报》 (2019-06-26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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