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在中国社会是稀缺资源，我国许多政策和规章制度是建立在层层设防的不信任前提下，为了给自己免责，科技管理部门只好制定‘俄罗斯套娃’式的簇联管理办法，一层套一层，把最核心的地方套死了。最核心的就是人，人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信任科学家就是‘解放’第一生产力。”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赵宇亮对《中国科学报》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42次讲到“创新”。虽然我国拥有巨大的科技创新潜力，但是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科技创新实际能力有限、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不高的“短板”依然不容忽视。
赵宇亮表示，目前我国科技界还存在诸多阻碍创新的生态环境，例如，对学术成果的“三认三不认”做法——只认第一作者、只认第一作者单位、只认通讯作者，不认非第一作者、不认非第一作者单位、不认非通讯作者；我国大量年轻学者为了生存所迫，到处申请项目，“芝麻”成果遍地开——远看“芝麻开花节节高”，近看“一节还比一节糟”。
“对学术成果认定的现状既短视又狭隘，我们要采用国际通用做法，凡是科研工作参与者都一视同仁，这将激发我国不同科学家之间、不同单位之间进行团队攻关、真心实意协作合作的无限内在活力”。赵宇亮说。
科技创新的源头在于基础研究。数据表明，2017年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为美国20%、中国6%，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数大约是美国的3倍，但是基础研究的人均经费投入美国大约是中国的10倍。
由于基础研究的人均经费投入不足，导致经费申请的过度竞争现象。“过度竞争模糊了科学家的眼界，降低了科学家的品位，忘掉了科学研究的初心。国家要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对科研诚信好、科研成果突出的科研机构大幅度提高稳定支持力度，国家应该创造一个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让科学家能够长久潜心科研，一辈子专研一件事。” 赵宇亮说。
他建议要信任科学家、信任科技管理部门，简化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把经费调剂和使用权限交给科学家，加强事后依照法律条款的监审力度。“国家财政经费使用只要是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相关活动，真实合法，国家就应该允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