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捷

 

前有“清华系”，后有“北大系”、“理工系”紧随而上，匆忙登场，2011年高校自主招生，大幕初启，高潮已至。

 

短短数天，“清华系”7校、“北大系”13校、“理工系”8校，近30所中国顶尖大学上演一场“结盟”大戏，局势瞬息万变，“战况”扑朔迷离，即将开始的2011年度高考自主招生注定精彩眩目。

 

高校急切“结盟”，将把探索中的高考改革引向何方？议论声中的人才选拔评价机制又该如何走得更好？光明日报记者对话考试制度研究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若玲，解析高校“结盟”背后的是是非非。

 

 

记者：去年，清华首倡五校联考，似乎并未引起太大震荡。但今年，局势变动如此之剧烈，令人惊叹。“乱局”之下，褒贬、质疑之声四溢，您怎么评价当前高校急切结盟的事实和趋势？

 

郑若玲：当前高校纷纷“结盟”招生，反映了高校招生由分而合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吻合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自主招生改革已进行了十年，随着教育部的逐年放权，高校的改革空间与自主权也逐年扩大。但由于各校单独举行的自主考试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成本巨大，也给考生带来经济与身心等方面的沉重负担，出于节约考试成本、方便考生考试与选择、提高考试效度等考虑，近年来出现若干个自主招生高校“联盟”并不令人意外。实际上，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自主招生联盟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了统考的优势。由政府或专业考试机构主持的统一考试，或者由若干同类院校共同主持的自主招生联合考试，无论从命题的信度、效度还是从严密性、权威性、效率方面等，都高于各校主持的单独招考。由分散走向统一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招生的共性，只是在多大程度上的统一或者采行统考成绩的权重不同而已。

 

记者：的确，对于“结盟”的初衷，无论是“清华系”还是“北大系”都强调了减轻考生负担，增加选择机会。但质疑的焦点恰恰在此，是减轻考生负担？还是抱团掐尖？联考的副作用会不会更大？掐尖与垄断，是一种必然而正当的存在，还是可以在制度设计上予以规避，而最大限度地为选拔人才服务？

 

郑若玲：从整体上说，这种联考联招比各校单考单招的副作用更小。毕竟，类型、层次相似的高校，在招生对象层次与水平等方面的要求也比较靠近，进行联考联招有利于提高考试选拔的效率。当然，名校联考联招在客观上可能会对其他高校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生源竞争冲击。目前，有统一高考成绩作为招生的前提条件，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都能达到相应的基准。如果这些学校在自主招生考试选拔中注重对学生个性、兴趣与特长的考核，而不是一味的“以分数论英雄”，可能更利于避免恶性竞争、选拔优质人才。

 

 

记者：从去年开始，关于自主招生演变成一场令考生身心俱疲的“小高考”的议论就已甚嚣尘上。今年，结盟之势的确立，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与发现偏才、怪才、特色人才的愿望相去甚远的是，自主招生招来的仍基本是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形式的突破固然重要，但为使自主招生改革的初衷真正得以实现，您认为高校更需要下工夫去探索的是什么？

 

郑若玲：现在高校之所以未能突破招收“好学生”的路子，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迫于公众质疑的压力而不敢为。近年来，随着自主招生降分幅度的加大，加上自主招生的透明机制不够健全，不断有公众质疑自主招生的公平性。公众的质疑，使得高校在招收偏才、怪才、特色人才等方面不敢越“高考分数线”这一“雷池”半步。

 

其二，高校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目前有资格进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高水平大学，它们缺的不是那些整齐划一的总体成绩优秀的学生，而是某方面或某领域的“偏才”、“怪才”或其他各种特殊人才。成绩优秀的“全才”即使没有自主招生来降低分数的门槛，基本上也能顺利迈进高等学府、徘徊于大学高墙外的，常常是那些无法跨越传统分数线障碍的“偏才”、“怪才”们，他们纵然有值得培养的资质或智能，也无法真正进入自主招生的范畴。但令人担忧的是，高校自主招生普遍孜孜以求于整齐划一的优秀“全才”，非但不利于反而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正如物种的单一性对于生态系统的活力有致命的伤害一样，生源群体的单一性对高等教育的活力也有很大的损毁作用。而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公平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以牺牲高等教育“多样化”及其活力为代价的。

 

所以，我认为目前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是招生思想与理念的更新，二是自主招生制度公信力的提高，包括招生办法、过程与结果的透明与公开。

 

记者：这几年，高考招生中的另一个日渐突出的现象是优质生源涌向海外，无论是港校还是国外高校，都对内地高校形成了生源竞争的压力。我们注意到，在这次北大的公告中特别提及，“必须放眼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和世界一流大学进行生源竞争，为中国的自主创新选拔人才”。那么，放眼世界，高校联盟的健康生态是怎样的？国外有哪些值得效仿和借鉴的经验？

 

郑若玲：优秀高中生选择出国留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需引起重视。面对这种生源流失现象，国内高校不能只盯着争抢生源，而应互利合作，并深刻反思自己的缺陷，纠偏补弊，尽量缩小与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以相对价廉质优的服务来应对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与挑战。

 

美、英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其教育水平之所以领先于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招生始终信奉并践行着多样化理念，无论何种层次或类型的高校，都非常注重新生群体来源在性别、阶层、种族、语言、民族、地域、才能等方面的多样化。在统一高考基准的保障下，以多样化的招生理念来指导自主招生改革，是目前亟须也比较切实可行的一条路子。

 

 

记者：无论“结盟”的利弊如何，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怎样让自主招生走得更好，内外部是否应协同努力？

 

郑若玲：目前出现的几大“结盟”，反映了改革初期政策的多变与不稳定。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是必要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制度设计，必须在现实中不断试验、修正，才能日臻完善。自主招生改革也同样如此。因此，对于这种改革的试探应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但由于高考招生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利益，且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又不能不谨慎而稳步地进行。如今，高校早已不是“象牙塔”，其自主招生也不仅仅是高校自己的事，而是一个与外部各要素密切互动与关联的过程。在实施自主招生时，虽然高校享有法定的招生自主权，但绝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自主”不等于“自由”，高校在行使自主权的同时，须臾不能放松自律，否则很容易操作失控，事与愿违。

 

与此同时，外部力量也应积极介入到改革的进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在职能上应由以往的“包办者”变身为“监管者”，密切关注改革的动态与问题，适时适度予以监管和引导、民间力量尤其是社会媒体也须积极参与，发挥有效的监督与舆论作用、与改革紧密相关的中学，则应确保所提供的反映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评价材料公正客观、真实有效。而外部力量有效参与的前提，是自主招生政策、过程及结果的透明化。只有在以更加科学的统一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基准、舆论监督体系更加完善与透明、多样化与公平性相互兼顾的前提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才具有可行性，其选材功效也才能达到最大化，并最终带动所有高校步入自主招生之列。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自主联盟招生不注重个性，只一味地强调考试科目的难度与对知识的单维考核，很可能变成第二次高考，从而失去“自主”的意义，自主招生高校也因此丢失了招生的自主权。这是自主招生高校应该警醒的。

 

 

11月19日，清华大学发布消息，自去年组成的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大、西安交大、南京大学自主招生“五校联盟”，今年新增浙江大学后，再加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七校联盟”。

 

11月21日，北大(含医学部)、北师大、北航、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同时在各自官网发布公告，七校联合组织2011年自主招生选拔考试。

 

11月25日，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大、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宣布加盟“北大系”，“十三校联盟”确立。

 

一天之后，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八所工科高校签署《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并宣布，在2011年自主招生中实行联考，“理工系”诞生。

 

11月26日晚，清华、北大先后宣布，联考时间分别确定为明年的2月19、20日，“理工系”则于次日表示，一定错开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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