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注：这是追忆钱老的经典文章，发在这里希望能给我们这些后人有所启迪～）

 来源：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 程耿东院士，林家浩教授

     由钱令希院士引领的大连理工大学计算力学队伍多年来活跃于海内外，可谓成果丰硕，人才辈出。而随着时光的推移，这支队伍当初艰难起步时的不少往事，也已逐渐淡出了很多人的脑海;年轻人对此更是知之甚少。我们作为当初在一线打拼的成员，对于三十多年前钱老引领我们创建“上海小分队”的前前后后，却至今常萦绕心间，挥之而不去。? 

　　当时，“四人帮”闭关锁国，大搞愚民政策。大学教师上班时几乎不敢看专业书;“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则是司空见惯。但是，伴随着国际上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尤其是自动化程序语言的发展，许多科技领域都在迅速地改变面貌。我国科技水平日益落后的窘境又岂能不令国内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刚被“解放”不久的钱令希也常为我国力学发展之日益滞后而深感忧虑。不过，智者总不甘坐以待毙;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改变现状。1972年的一天，钱老对当时身不由己而又同样忧国忧民的钟万勰说：“你带几个年轻人到上海去干吧。那里是经济建设中心，去那里将计算机的应用和力学结合起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要比在学校做不了什么事好得多。”然后，他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影响，把钟万勰派到上海去探路了。197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为著名专家学者配助手，钱老抓住这个机遇，克服重重阻力，终于说服方方面面的领导，把正在沈阳教中学的我们调回了身边，并于同年先后派往上海。曾参加小分队的还有丁殿明、曲乃泗、裘春航、葛增杰等青年教师。? 

　　虽然说是在大都市上海，当时也只在近徐家汇的上海市计算中心有两台储存量分别为192KB和48KB的计算机(现在普通微机的内存达其万倍左右)，主要供军工项目之用。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是很难登记到机时的。设法在当地找到有影响的协作单位从而通过他们而用上计算机，就成为当务之急。但是，要说服工程界和我们合作开展计算机的研究和应用却并非易事。在全国一流的建筑设计院，小分队成员得到的典型回应是：“我们用卡尼法手算几十年了，设计的房子不也没有倒吗?何必一定要用计算机呢?”面对种种认识障碍，小分队没有气馁。早已在工程界闻名全国的钱老更是亲自到了上海，逐院拜访并耐心解释应用计算机的优点和前景。正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的真诚先是感动了一些对新事物饱含热情的年轻工程师，后来他们的领导也被说服了。合作就这样艰难而低调地起步了。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行业老大”)给我们最重要的帮助就是登记计算机时间。每天晚上12点前后一般可以要到15~20分钟的机时(只限于用那台小计算机)，供小分队三个人穿插使用。我们一般晚上10点以后就要出门去挤公共汽车或电车，单程一个多小时，而且宁可早到一个小时等候也不敢迟到一分钟。上机后回到住处已是半夜一两点。那时的电脑还很初级：从键盘操作命令到程序和数据纸带都是直接使用八进制的。又因为打孔机的质量不过关，在纸带上多打或少打一个孔是常事。如不事先仔细地阅读几遍这些八进制纸带，上机时碰到任何一个错孔都会立刻导致非正常停机，就必须赶紧将纸带取下，快速地找到出错的地方，用补孔工具手工凿一个孔或用木工胶和黑纸片贴掉一个赘孔，然后将修复的纸带卷紧，伺机再穿插上机一次。若因修补错孔时眼不明手不快而耽误了几分钟，那就要再等24小时才能上机了。所以上机时每人都高度紧张，一秒钟都不敢浪费。每次上机前所作的准备工作也常在10小时以上，打开的纸带在宿舍内经常铺满一地。市政工程设计院的计算组长胡云程工程师设法在该院喧闹的滇池路宿舍楼内争取到了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供我们工作和住宿之用，虽然简陋，却解了燃眉之急，似乎成了我们的“革命老根据地”。当时强调无私贡献，却不知何为知识产权。我们开发的软件都是免费提供给各个设计院使用的，得到的回报仅“谢谢”二字而已。不但资料费、咨询费不收，更没有劳务费或辛苦费之说。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开发的程序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很高兴了。当时并无私人企业，都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不计较于收费似乎也理所当然，很心安理得。即使是外地设计院的工程师闻风而来学习或拷贝程序，我们也照样热情接待，费用全免。当时也没有人想到要发表论文，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学术刊物都停刊了。即使是油印的研究资料，也一律不署个人名字，以“根除个人名利思想”。今天回想起来，不免还觉得滑稽可笑。 

　　至于如何将计算机算法语言用到力学分析上，当时不但在国内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书籍刊物可查;能够买得到的国外资料也非常少，对外交流更是绝无可能。在开发程序的过程中，每一点进展都靠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编极为简单的程序也是从零开始的。记得有一天，从上海传回大连一个消息，小分队自编的自动化语言程序已经成功地完成有19个节点的平面框架的静力分析。这意味着研究工作已经进入可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当钱老告诉大家这个喜讯时，那激动的神情令在场者无不动容。那已是1973年的往事了。今天，我们的学生已可以在普通个人电脑上编出复杂得多的程序却并不以为这有多难。他们也许很难设想，当初钱老带领我们迈出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第一步时竟经历了几多艰辛!? 

　　从此以后，一个个越来越复杂而实用的程序被编制出来。工程师们原先要花几个月才能完成的计算，已可以在一两天内便精确地计算出来。先前持怀疑态度的工程师和领导也终于信服了先进科学的威力。小分队协助上海工程界解决了许多众所瞩目的疑难问题。例如，钟万勰借助群论工具，用自编的程序完成了万众瞩目的上海电视塔(位于青海路南京路市中心)的整体吊装分析;程耿东协助市政工程设计院完成了全国水塔标准图系列的制定工作等等，都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小分队还为设计人员编制了名目繁多的各种专用程序。一个应用计算机的热潮迅速在上海掀起，又波及到全国。上海科学会堂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讲座，由钟万勰主讲。每次讲课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数百人参加，座无虚席。小分队的滇池路宿舍和钟万勰在上海的住处经常要接待八方学员，有时候简直应接不暇。这些学员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全国各地普及计算机应用的先锋和骨干。小分队实际上为数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人才;也使得大工的计算力学队伍在工程界广结了善缘。? 

　　钱老每次到上海，都来帮我们分析工程问题，和我们讨论求解方法。按钱老的资格，他到上海公出完全可以住在主要供外宾入住的最高等级饭店。但他却更愿意经常和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们在滇池路的简陋宿舍，坐在硬板床边，就不停地询问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起居，乃至各种“杂事“。似乎有谈不完的话，直谈到夜深;然后就在那个他作为凳子的小木板床上香甜地睡上一觉。醒来后，他和我们一起到马路对面的小馆喝豆浆吃大饼油条。自然，钱老心情愉快地为所有人埋了单，而我们则心照不宣地领情而并不言谢。回想起来，那情景其乐融融堪称人间一快。当时，我们书籍资料相当缺乏，经济上也比较拮据，除了五十几元工资外几乎没有任何额外收入，勉强维持温饱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月光一族”了。所以每看到一本好书想买，也都得盘算一番。钱老也懂得我们生活之不易，就在那天晚上，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200元钱(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了)交到耿东手里说：“你们只要见到用得着的书就买吧，等到不需要用了再将书还给我。”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对于我们能及时地补充学术营养可真是雪中送炭!? 

　　正当小分队在上海的工作日益有起色，影响开始遍及全国之时，1974年末，学校来了命令：小分队立即全体撤回大连!莫名其妙的我们，无可奈何、风风火火地赶回学校后，才知道小分队已经成了“借抓生产之名压革命”的典型;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上海工程界的朋友们对于我们突然撤走完全不能接受，无不极为惋惜。但自此以后，我们之间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十多年来交往不断，有事总倾力相助。? 

　　撤回学校后，我们纷纷改写教材。密切结合计算机应用的各种力学讲义和教科书陆续面世，不但使本校学生接受了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最实用且前沿的计算力学知识，而且这些教材在全国高校和工程界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计算力学水平并没有落后于国际水平很远，这与我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起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是有很大关系的。而钱老则始终在幕后运筹、支持。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董焱章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80520-227564.html

上一篇：[悼文]钱老，一路走好～
下一篇：关于“时间”的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