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买了这本书《科学的终结》，它快递过程被磕碰，一如既往，京东答应下午给换新，这还是让俺心情舒缓了一下，毕竟“科学要终结”了，京东就别给俺再添堵了。

知道这本书，更准确地说，是作者John Horgan发表在2004年the IEEE Computer Society 的那篇文章“The end of science revisited”，是在2006年俺“待业10个月”以后在新加坡做“低级民工”以后的事情了。那一段时间俺很“悲催”，记得在北科大的人事处遇到为其夫人回国铺路的一位，他夫人在美国做“助理教授”，似乎是做材料的，正申请什么学者；唉，人家那书真是没白读，俺那个时候连个“讲师”位置都找不到（现在更找不到了）；到了新加坡后，遇到《科学的终结》作为知音并推荐给别人，这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个时期一直萦绕不散的是：和那些时髦专业相比如“材料科学”，俺的专业“控制理论”真的过时了吗。

这本书再次引起俺的注意是2010年，在科学网上读到何毓琦先生那篇博文“Control is dead?”，于是将其推荐给了何先生。俺当时从北理工再次出国做“低级民工”，是到了美国曾经最初做“现代控制理论”那帮人最后的“避难所”——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部，此前还到了现代控制理论奠基人之一Kalman的在美国的最后工作地——佛罗里达大学。记得此前Kalman获得美国的总统奖（之一，杨振宁、吴健雄、陈省身等人都曾得过，很平常呀）以及美国工程院的Draper奖。那个时候，俺觉得还是应该等等，给“控制是否死了”或者“科学是否终结”盖棺定论的时候未到。不过咱们大学自动化系主任那帮人还真在那一年组织了一个会议，认真地讨论起这自动化系或者学科是否应该被撤掉。讨论的结果，俺猜是“权利的欲望”让当官的绕身一变由系主任变成了院长，但是那些系却很可能成了教研室。

控制“死与未死”成了幽灵，它一直与俺“相随相伴”。到了2015年的清明节，尽管俺已经settle down了，但还是为自己的经历“浮想联翩”了一次，于是为了何毓琦先生的那篇5年前的博文，写了“控制不死”以寄托情怀，以及2018年为Kalman的去世做了哀鸣：“一个时代的终结”。

现在由于看到杨振宁对“大型对撞机”的反驳意见，让俺写了博文“Theoretical Physics is over”，于是再次注意并读到“科学的终结”这几个字，这已经“时过境迁”了，此时心里是倍儿爽啊，那块沉重的包袱，本来俺就不应该背，现在可以摔给了别人了。科学可以终结，为什么“控制一定不死”呢。

科学是否终结以及如何继续发展，杨振宁等如费曼所言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是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时候了。这和俺这样的“低级民工”真的没啥关系，更何况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呢。

记得第一个获得美国总统奖的是冯卡门，提起他，俺就想起颁奖时，他流传的那句话：

当年迈的冯·卡门走下台阶时，他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而步履不稳，险些摔倒。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总统赶紧走上前，一把将他扶住。老人抬头报以感激的微笑，继而轻轻推开总统伸出的手，淡淡地说：“总统先生，下坡而行者无须搀扶，惟独举足高攀者才求一臂之力。” 

这最后一句话《冯卡门》自传的翻译更加通俗：“总统先生，” 他微微一笑说：“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只有向上爬的时候才需要拉一把。”

科学已经“未老”就被唱衰了，当它走下坡路的时候，究竟是谁应该扶它一把，中国人应该没有义务吧。但肯定地说，中国人有义务以当年欧洲人为楷模，重新燃起希腊圣贤和文艺复兴留下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