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留言引起我的思考。联想到孔子对“小康”社会的描述也应该重新加以估量。

 

正文

 

 

     《礼记·礼运篇》在记述孔子谈论“大同”之后，接着谈到了“大道之行”以后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孔子称之为“小康”。孔子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上述记载来看，孔子所描述的“小康”的社会秩序与财产私有制度的社会现实匹配。在“小康”社会中，建立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经济秩序、社会伦理及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统治者如不遵守这些公认的社会契约，将遭到民众的唾弃（包括谴责与罢黜）【注】。孔子有关“小康”的描述没有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着力，我想绝非夫子不明白物质生产对于全社会生存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当政者以GDP作为建立“小康”社会的认证，似乎是太过皮相了。

 

 

【在势者去】郑玄注：势，势位也。去，罪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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