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如何实现“两个世界”的关联，是每个艺术家必须处置的根本问题。这两个世界就是现实和艺术。古往今来的艺术家，无论是摹仿、再现或表现，目的都可归结为重构世界。重构，意味编码的转译，只不过现实主义者从外在表面形态上下手，表现主义者从内在心理真实上开拓。臧小佳的《音画与时日——普鲁斯特与绘画、音乐及艺术哲学》一书，就意在揭示普鲁斯特创造“编码世界”的所有尝试：如何实现绘画、音乐与文学的自由转译，怎样诞育了全新观察感受模式。

换言之，普鲁斯特的伟大在于培养了全新的读者，教会他们打破与作品交流的既定观念。为了一种艺术哲学和美学理想，作家可以“借助其他艺术手段，或打破艺术形式壁垒，以及突破与观众或听众交流的既定方式，将内在的、主观的、超验的、现实的、混合着记忆与未来的、追寻真理的个体世界全面而深入地加以呈现”。普鲁斯特探寻的正是艺术中的美与永恒，并把它们视为最大的真实性、现实性和物质性。从而，臧小佳描述了普鲁斯特与唯美主义的亲缘关系，“正是这些有画面、有节奏的呈现构建了感知的存在，让感知符号成为渐趋消逝的物质的坚实存在——牛奶的泡沫、作响的钟声、去皮的芦笋——是艺术让这些颤抖的物质被封装在‘美’的风格之中”。

美的发现和探寻世界真实性，就成了一种对应同构关系。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普鲁斯特有三个分身的“代言人”：画家埃尔斯蒂尔、音乐家凡德伊和作家贝戈特。而《追忆》的叙述者试图成为这样的艺术家，借由音乐、绘画等形式元素，找到写作里的“非自主记忆”。有意味的是，臧小佳将普鲁斯特的编码重构，分成了两大召唤形式。那就是绘画作品中的色彩光线，与时间回忆、印象直觉、爱情现实相关联；音乐作品与内心的间歇、意志的本质相联系。这样，普鲁斯特就在文学的背后，奠定了一种艺术哲学。《音画与时日》的最大关切，正是阐释普鲁斯特如何让艺术通往哲学，怎样依赖直觉通向智性，从间歇断开，跳出时间的绵延，最终超越生活表象，深入到世界的意志本身。显然，他把艺术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这显然与我们对普鲁斯特作品最初的认识产生了距离：通常我们将《追忆》视为满足心理和感受的诗学方法，意识流的写作仅仅被视为一种技巧。臧小佳则考掘出技巧背后的承继与超越。那就是深受柏格森启发，又超越了绵延的时间统一体，切进到叔本华的意志世界。这一切都借助于音乐，“同柏格森绵延并延续的时间相比，普鲁斯特的时间是间断与间歇的”。“凡德伊的音乐特点便在于此，无论是奏鸣曲用短促的呼唤，将纯净延绵的长线切成碎段，还是七重奏将散乱的残音融入同一隐形的调号”。在文学中重述音乐碎片，就是用切割、拆离音乐的手段，实现跳出绵延的一个个瞬间时刻。如此，《追忆》里的记忆、印象就带有“超时空”的色彩，重现、寻回一个既逝去，又永恒的世界，就成了可能。

《追忆》里对音乐的迷恋描摹，建立在一种对叔本华哲学的认同上。普鲁斯特对瓦格纳的接受，使他把音乐当做通往本质世界的途径，“音乐正是一种表象，是意志的瞬间表象”，“必须脱离于时间之外，让自己的小说成为哲学、文学和美学的单纯载体”。这样，我们不难理解，音乐对小说的渗透到底意味着什么，普鲁斯特在用音乐“启示”世界，达到一种超验性。与此相对应，小说对绘画艺术的移置借用，直接造成了一种符号世界的交换，一种抽象性的赋形活动。从观看绘画到书写绘画，普鲁斯特培养了观者崭新的接受模式。印象成了小说与绘画交换的“通行物”：绘画把印象变为色彩，表现心理的距离与自然的深度。“那些印象以具体的形态、色彩和气味迫使我意识到严峻的责任：我必须努力找到隐蔽其中的东西”。

普鲁斯特借助绘画，把小说文本当成了“调色板”：调和着直觉、印象，实现了视觉艺术与语言艺术的统一。“他希望揭示一种平衡，或是等价关系”，这正是符号系统的交换，原本修辞学上的“通感”，被赋予了回忆、感知、思想和情爱重重叠叠的构图。它们像光斑、色块一样散射交织着，这正是印象主义绘画，点彩派技法在小说中的映射。它们呈现了语言的状态，有自己的文法。换言之，普鲁斯特将色彩和光线，视为一种精神性的质料，它们被赋予了智性和反思力量。这是可见性和不可性的统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正是通过印象主义绘画，普鲁斯特的写作更贴近胡塞尔的现象学，用直观的印象还原生活的本质，体验那种事物的“意向性”。作家感知的材料，都是某种即刻的材料，它借助图像画面，唤起非自主记忆，具有重要的中介功能。

臧小佳描述了普鲁斯特重新“编译”的世界，高度自由的精神，横跨各种艺术门类，实现象征交换，让人陶醉。“它能让‘憧憬’的心情转换为提香笔下的威尼斯；让‘顿悟’成为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中一块小小的黄色墙面；让‘欢乐’变成瓦格纳的一曲《帕西法尔》”。

本期编辑丨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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