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死于愚蠢

曹广福：

任何法律都是面双刃剑，死刑固然可能会给冤案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但也会对社会特殊阶层带来威慑，尽管这种威慑作用微乎其微，可如果连这点威慑都没有了，不难想象这个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

阿四：

威慑作用有没有？我持怀疑态度。
杀人犯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犯罪，知法犯法。一种是下意识犯罪，犯罪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做出傻事以后才知道后悔。对于杀人犯，死刑并不存在震慑作用。死刑对于杀人犯的震慑作用，只是一厢情愿。

法律的震慑作用在于，规定犯罪的边界，对“犯罪行为”进行定义，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目地是为了防止人们不知罪而犯罪。唯一有震慑作用的处罚，是那种不知法而犯法的类型。打个比方，银行错打10万到银行卡上，我偷偷取出来，然后被判十年徒刑。这属于不知法而犯法，把我判了刑，就不再有其他人敢作出相同的事情来了。

曹广福：

如果没有死刑，不仅没了震慑作用，还会对药同学式的任务客观上起到放任与鼓励作用。

你只说了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犯了罪要按法惩处而不是法律因人而异，法律的震慑作用正在于此。

阿四：

是的，你说的是现实问题，我谈的只是理论。在中国，法律很多时候是被绑架起来的。现实中，中国的法律问题，都不是法律问题。除了死刑，其他的任何刑罚，都可以通过关系来搞定。不在犯罪有多深，只在关系有多硬。

曹广福：

嗯，同意，即使是应该死刑，有时也未必会判死刑。

阿四：

太多的注意力放在药身上，我是无法理解的。杀人只是表相，捅刀也是表相，残忍还是表相，唯一的真相是药的愚蠢。他不是富二代，家里也没有多少钱，法律该怎么判他，总会怎么判他，他永远也翻不了身。

和药不同，真正大恶的人，会把自己伪装的仁慈，他不杀人，也不残忍，他道貌岸然，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真正的罪犯，永远能够巧妙的逃脱法律，或者他自身就代表着法律，谁都抓不到他。

摘抄几段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句子：

“法律哩！他们先把所有的人抢得光光的，把人家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夺过去，算成自己的，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定出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杀人。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

“监狱中的罪犯，一部分是根本无罪的；一部分是因为精神道德水平高于一般水平，如革命家，罢工者；一部分是犯了罪的，可是社会对他们犯的最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大。所谓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指的是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犯罪””

“有一种极为常见而且流传很广的迷信，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和确定的品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精力充沛的，有冷漠疲沓的，等等。其实人不是这样。我们谈到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多于冷漠疲沓的时候，或者刚好相反。至于我们谈到一个人，说他善良或者聪明，又谈到另一个人，说他凶恶或者愚蠢，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

“凡是由于命运或者由于本身的过失和错误落到某种地位上去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不正当，却总会对一般生活形成一种足以使得他们的地位在自己的心目中显得又好又正当的看法。为了保持这样的看法，这种人总是本能地依附那班承认他们对生活所形成的概念，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地位所形成的概念的人。每逢事情涉及到盗贼夸耀他们的本领，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这样的事情就总会使得我们感到惊讶。然而，这所以会使得我们感到惊讶，无非是因为那些人的圈子和生活气氛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而且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处在局外罢了。不过，每逢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掠夺，军事长官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屠杀，统台者夸耀他们的威力，也就是他们的强暴的时候，这岂不是同一类的现象？我们所以在这些人身上没有看出他们的生活概念反常，也没有看出他们为了替他们的地位辩护而颠倒了善与恶的概念，无非是因为具有这种反常的概念的人们圈子比较大，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而已。”

“政府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渔网捕鱼：凡是落网的鱼统统拖到岸上来，然后把那些合乎需要的大鱼挑拣出来，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听任它们在岸上死掉，晒干，政府就是照这样捉住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犯过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有的时候一关许多年，于是他们在监狱里传染上肺痨病，或者发了疯，或者干脆自杀了事。”

“是的，把一个人打痛，弄得他以后不再做那种因此挨打的事，这是合理的；把一个对社会有害而且危险的成员的脑袋砍掉，那也是十分合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有合理的意义。 ”

“社会和社会秩序大体上能够存在，并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合法的罪犯在审判和惩罚别人，而是因为，尽管败坏到如此地步，人与人还是互相怜惜、互相爱护的。”

“现在俄国适合正直的人的唯一地方是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