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作家眼中的弘毅生态农场

蒋高明

本文节选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生态农场纪实》（2013）

2009年4月27日，美国著名作家Mark Hertsgaard，在芝加哥时报记者武毅秀陪同下，实地考察弘毅生态农场。Hertsgaard此次来中国，是为了写一部关于农业与温室气体减排的书。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我，要将我所做的弘毅生态农业实践案例写进他的作品中。该书于2011年问世，下面是他在著作中对弘毅生态农场尤其是对笔者的一些印象，在他的著作《热点：在地球度过下一个五十年》第八章《我们将如何养活自己？》中的《如今我们用掉了大量化学肥料》一节，我的博士生郭立月根据英文原著翻译如下：

当我去农村考察生态农业并了解中国农民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时，我就有了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最大的挑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决定去拜访两个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北京东南方向的沿海省份山东和河南，这两个省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土地——黄河冲击平原。火车离开北京，窗外的风景从市中心到边远郊区几乎没有变化。一座座高楼林立，一些已经建成，还有一些仍在建设中。正如中国其他的一些城市一样，北京正在向外扩张，不顾一切地占用耕地来满足整个国家巨大的人口住房需求。

向南经过天津。天津拥有1100万人口，我见证了该国食品安全的第二个挑战。过去的农业用地，曾经是一望无际的冬小麦，如今被巨大的温室蔬菜大棚所取代。我看到的那点没有种植作物的土地除了干旱就是干旱。灌溉农业用水来自哪里？来自贯穿这些土地的大部分的灌溉渠道，就像在午后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巨大的银色条带。可问题是，这些运河里的水来自于迅速消耗的地下水。中国北方平原拥有2亿人口，生产了中国60%的小麦，科学家估计其地下水将在未来的30年被消耗用尽。“这种下降的速度是非常明显，是有据可查的”，中国水利部外国顾问、水文专家查理斯·埃文斯告诉与我随行的洛杉矶论坛报记者苏珊妮，“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他们将耗尽地下水。”

在山东，我遇见了中国生态农业的一位推崇者。他叫蒋高明，看起来很年轻，实际上有43岁了，炯炯有神的眼睛，结实的身体，平易近人。虽然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山东农业大学的特聘教授，但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农村并在农村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他对农民的价值观有很深刻的了解。在驶向他所在农村的越野车上(蒋亲自驾车)，蒋自豪地告诉我山东是农业大省，位于全国前列的农产品有猪肉、鸡肉、牛肉、牛奶、蔬菜和海鲜产品，其中花生、大蒜、大蒜产量占全国首位，小麦和玉米位居第二位。“但是这种水平的产量仅仅是因为采用了密集生产方法，包括施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中国农民施用多于世界平均水平两到三倍的肥料。施用如此多的化学肥料导致土壤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含量少于1%，而在美国正常水平高达12%。大量的土地甚至不再有蚯蚓，因为土壤里没有它们要吃的东西，它们不吃化学药品。” 蒋高明教授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我问：“中国农民应用有机肥料已有几百年的经验，为什么他们现在用那么多的化学肥料呢？”

蒋回复道：“中国政府补贴化肥，同时农民用了这么长时间的化肥已经导致土壤养分下降，所以现在土壤需要更多的肥料来保证产量。添加的化学肥料越多土壤养分减少的越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当我和蒋的老家（蒋家庄）的农民交流时也听到这种收益递减的理论。这个村的前任书记蒋光成（和蒋高明没有亲戚关系）是一个69岁的农民，牙齿上有吸烟留下的黄斑，一双粗糙的大手而且左手食指少了一半。从1974年到1989年他一直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我询问他以前的与现在的耕作制度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时，他回答说：“现在我们施用大量的化学肥料，以前，我们用人畜粪便。”

“哪种方式更好呢？”

“我个人认为以前的方式更好一些，因为那样可使土壤更加疏松和健康，并且两者产量相差不大。在1978年，亩产量为1050千克；如今，亩产量为1100千克（亩为中国传统的土地测量单位，6亩相当1英亩，15亩相当1公顷）。农民应用化学肥料是因为这种方式更加方便，而且能够立马见效。”

蒋插了一句：“完全正确，施用有机肥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劳力，然而化肥可以给农民留出时间去城市，干一些其他的工作。在全中国，青壮年大都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现在留在农村的仅仅是老弱病残，甚至于一些妇女也进城打工。因此农民需要简单的施用肥料的方法。”

为了证明一个更生态的方式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蒋高明在他老家建立了一个生态农场。主要工作人员由来自于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生组成，该农场面积40亩，生产出了一系列的产品，从涉及到小麦、土豆、牛、鱼、蝗虫、鸡、农作物和树林。当我看到蝗虫的时候很吃惊，从我的眼睛中看到了我的吃惊，蒋笑着对我说：“你可以用油和盐或者胡椒炸一下它们，吃起来可香了。”当我们进入这个面积不大、用尼龙网围起来用来养虫室时，蒋说：“在这一个不到100平米的地方去年收益达到了4000元。”

农场里的鸡被放养在玉米地里，利用鸡取食害虫来减少农药的使用。秸秆用来喂牛，而在其他地方秸秆当作废物烧掉，这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牛的粪便被用作肥料和能源。牛粪被填进沼气罐中，产生的沼气可以为宿舍的灯和计算机提供电源。蒋说“这些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里面的东西都没有被浪费。”

最重要的试验是在宿舍楼前的土地上进行的小麦试验，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禁止添加任何的化学物质，仅仅施用牛粪和鸡粪。蒋说：“去年是试验的第一年，小麦的产量很低，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建筑这个宿舍的时候在这块地上填埋了大量的塑料制品。但是今年我们预期产量能够与常规种植产量持平。”

如果蒋是正确的，并且生态农业的产量确实能够达到常规农业的产量，他能够给中国当局官方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实例。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他的农场已经开始盈利，蒋说：“今年农场每亩收入6500元，而农民常规种植作物每亩地收入500元，种植西瓜每亩地才收入3000元。”

但是，蒋承认有机种植并不能立即见到经济效益：“发展有机农业最大的障碍是从传统方式到有机要经历3到5年的转化期。大部分农民不想等这么长时间，他们也不能等，他们已经处在生存的边缘。”

那么，写下上述文字的Hertsgaard先生是何人呢？他是全球多家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纽约客》、英国《卫报》、法国《快报》、德国《时代周刊》等环境问题撰稿人。2004年，他的畅销书《鹰的阴影：为什么美国人让世界又爱又恨》被翻译成了中文并在国内出版。Hertsgaard先生在这部极富哲理的著作《热点：在地球度过下一个五十年》中，对弘毅生态农场进行如此细致的描述，可见，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已经对现流行的不可持续的现代农业模式深深怀疑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部著作再度成为畅销书，那么弘毅生态农场也将随着著作走向全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