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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 大清

【 作 者 】卜正民

【 ISBN 】

【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 第一版

笔记

秦汉在

• 制度（在文字、货币、行政、法律、度量衡以及交通上整齐划一）

• 文化（通过政治力量，建立共同的生活习俗与文明规则，由帝国统一去除地方化，建立共同的神圣信仰，通过历史书写确立帝国边界，形成共同历史记忆）

• 社会（在政治上有共同国家观念，在社会上形成声气相通的群体，在思想上有共同伦理的士大夫阶层）

三方面的推进，使得“中国”／“帝制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同质性的国家。 把天下想象为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当清朝这个帝国在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个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传统“中国”发生变化，中国地理的定义【秦汉】与再定义【清】。 

中国学界常常引用梁启超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种自我认识三阶段的说法，来证明我们也一样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书写中国史的时候，却常常“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中国通史写作就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但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
西方学者写中国史，常常能够以西方历史作为背景，时时引入欧洲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更加扩大了史料边界。 

中国史超越现代中国的“国境”，与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对照之时，对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断。
哥伦布是探险家，他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险而是经济利益。
而郑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个为了在海上发现新世界的职业探险家，而是一个皇室仆人为了达成一个僭位称帝者的迫切心愿——获得外交承认”。 

较早的观点认为，刚开始可被区分出来的满人随着时间逐渐被同化或消失，而新的清史叙述则认为满人在整个清朝都实际存在。
乾隆皇帝与其他人的努力与其说在守护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还不如是说在创造一个具有起源神话、民族语言与文学、鲜明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而这个计划出乎意外得成功。若满洲在1644年之前实际并不存在，他们在1911年确实存在了。 

事实证明对越有能力的皇帝而言，军机处是能得到其充分授权的个人统御工具，而在晚清时军机处做到了明末内阁无法做的事——在皇帝软弱时取而代之，掌握实权。 

为了保证层级中各个阶段对其贸易伙伴的信心，中国商人特别依赖的是“关系”，通常是以延伸亲属或同乡关系为基础的联结。
在18世纪帝国境内最著名的是来自安徽徽州的徽商与山西的晋商。在19世纪，则有来自长期经营海外贸易的浙江宁波与广州商人加入，而最终使晋商与徽商黯然失色。 

19世纪80年代东北的通商口岸营口，由主要商人行会组成的联盟收取商店与交易税、征收过桥费、管理地方的粮食与货币市场。这些所得部分用来维护城市街道、水源供应、下水道与污水设施，以及各式各样的福利与救济工作之维持。 

在不久之前，主要的西方学者只看表面上儒家重农抑商之价值观，主张清代政府不仅不鼓励商业，还鄙视商人，且经常采取蓄意伤害商业的政策。
今日鲜少有学者会这么认为。清代从一开始就积极改善“民生”。大量增长的人口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业之经济，其结果是清朝几乎比起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积极地热衷贸易。
官员经常力图以提供刺激方案来发展帝国新的商业经济产业，并从目标发展的领域中招商。 

朝贡贸易制度中，朝廷满足地去强调所谓朝贡制度的礼仪形式受到所有参与者的敬重。
这种“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暗示中国是孤立、排外的、无法接纳基于对等主权与相互尊重之上的民族国家体制，且根本上受制于对文化与仪式的要求，而非响应实际的国家利益。这种停滞与僵固的文化不仅存在清代，更包含整个“传统中国”。 

不论强调哪些原因，历史学家们主张中国“迟缓的”工业发展时，必须考虑中国在20世纪末晋升为经济强权，以及在1895年之后的 25年之中所发生的小规模工业革命。
虽然是间接的，后毛泽东改革开放时代令人注目的成功发展，其根本上来自晚清工业化的经验。 

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一个名为“大清帝国”的重要政治实体在欧亚大陆据有一块广大且持续扩张的空间。
这个帝国不是西方人之前以为的那个对外界不关心的、与世隔绝的“天朝”。相反地，其历史在诸多不同方面与全球历史进程紧密交织。
清帝国的历史为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政体与社会设定了基本条件，其影响范围既深远且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