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平-我的学校生活（A）

授权发布张守常遗作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2月19日发布（第27031篇）

【按：这里授权发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已故著名教授张守常先生的遗作，《我的生平-我的学校生活》，载政协高唐县委员会编《张守常》（高唐文史资料第28辑），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00版第28-102页，开头黑体字部分出版社发表时省略。张守常先生的三公子张燕快写道：留有拟议中的自传体回忆录《我的学校生活》上半部—“我的学生生活”全稿。下半部“我的教师生活”未及动笔，成为最大遗憾。（第441页）。感谢张燕快校友传来自传体回忆录上的WORD文档。】

不觉已活过80周岁，朋友为我祝寿，我自感也确已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况八十乎！自己早年暗拟生平预算，不曾预计过会活到八十岁；然而现在居然活到了，一个摆在面来不争的事实是：老了。

“老来多念旧”。前几年我写了几篇怀念师友的文字，抄辑在一起，题名为《念旧集》。请季羡林先生为我写序，他说《文选》上只有《怀旧》和《念旧》，他已为一文集题名《怀旧》，拔了头筹，已轮不上我用了，我遂退而求其“次”，改名《念旧》。小子无名，找不着出版单位，于是这样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稿虽然抄得工整，但并无補于出版，便压在手头又已七八年了——这就过了八十岁了：老了。

“老”了，忽又萌发了“变计”思想，即不再为一些师友写零零碎碎的怀念文章了——今后要写自己。我生于1922年，至今已足够八十周岁，在中国，这个二十世纪的八十年，是极不平静、极为混乱的八十年；而我又身在北京，是公认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又一直在高等学校工作，忝为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见闻者较广，在某些方面所感知者也偶或较深。写我这八十年的经历和感受，对有些读者或者不是全无用处的。于是我“变计”写自己的想法益坚；甚至连题目也都想出来了：《我的学校生活》。

我从1928年在本村入蒙馆，到1948年北京大学毕业，这二十年做学生，主要过的学习生活——这可以做我这本《我的学校生活》的前半部的总标题。我从1946年2月兼在中学教课，直至今天仍未离开课堂，一直过的是教学生活——这可以做我这本《我的学校生活》的后半部的总标题。

标题既定，于是就着手写。季羡林先生每天早四时起床，洗洗脸，吃点东西，拂晓时分就坐下开始写了。他社会活动很多，然而事实并不影响他文章的产量，秘诀就在他天天利用这个拂晓时分。我也想学他利用这个拂晓时分，然而初试不成。睡意尚未清醒，过来就坐在书桌前了，头一天写的是什么呢？这文章怎样衔接呢？头脑中一时联系不起来。思维活动是有连续性的，常常停不下来，所以吾辈扒格者每须熬夜、开夜车，或说连轴转，即中间不停下来之谓。因为一停下来，思维中断，对所为文大不利，甚或前功尽弃。但过了些日子我又悟出一个道理：我写这个《我的学习生活》无需担心思维中断。

我的读书生活

一、   蒙馆——小学

（一） 本村私塾 （2-25页）

（二） 县城高小 （26-37页）

二、初中和辍学

（一）济南一中（37-47页）

（二）辍学家居（47-54页）

三、到北京上高中（54-74页）

四、上大学

（一）考大学（75-80）

（二）初入大学：大一英文系（80-85页）

（三）改称临大，转入史学系（85-93页）

（四）分发北大，史学系毕业（94-100页）

（五）在上图书馆专修科（100-103页）

五、学生运动（104-127页）

六、胡适校长（127-145页）

我的学生生活                       

—张守常

我的生平可以说很简单，一直过的是学校生活。1928-1948年由蒙馆到大学毕业，1946-1954年教中学，1953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至今。如此而已。

我曾设想写一部自传性的东西即名之为“我的学校生活”，内分两大块，前一块是“学生生活”，后一块是“教师生活”，不过只是设想过，并未认真对待，并未动笔。

不过，一年一年地进入老年，近20年，是我60岁以后和70岁以后的年龄段。老来多念旧，20年来我陆续写了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结集名《思旧集》，接洽出版社。编辑先生希望我再写篇自叙放在前面。我想，我这些“思旧”文章，主要是写的我作学生时候的回忆，那么现在補一篇自叙，也就以“我的学生生活”为主，可以把我那些零星的片段的回忆连串起来，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各篇的内容。至于“我的教师生活”，等将来正式写我一生的“我的学校生活”时再说。

一、  蒙馆——小学

（一） 本村私塾

1928年，我开始在我的家乡——山东省高唐县城东北约20华里的刘凑庄开蒙念书。蒙馆，这是用大家都懂的叫法，也可以叫村塾，即乡村里的私塾，不过我们当时的叫法是书房（当地土音书轻读）。

刘凑庄，现在叫后刘庄，因为他的前（南）边是中心村尹集，人民公社时期是公社所在地，现在是尹集镇政府所在地，这里习惯地称刘凑庄为后（北边）刘庄，更简化为后刘，刘凑庄这地名已注定地要消失了。

刘凑庄这个村名，大约最早在此居住的是姓刘的，以后陆续有他姓来此，凑在一起，遂得此名。此村像个“丁”字，南边是东西大道，东侧为刘姓以及孟、阎、邢、岳、魏、杨、蔡、赵等姓杂居，西侧及北侧为张姓，村中通称为东头、西头、后头。西头和后头虽皆姓张，但有所不同。兄弟二人，弟住村北侧，无子，过继了哥哥的一个儿子，不几年死了。哥哥以为不是亲生的，待遇不好所致。弟弟再来要儿子，哥哥不给了。弟弟有一女儿，说哥哥如果不过继给儿子，就招“到折门”女婿了。哥哥说听便，这也就是承诺以后在财产继承上不会和赘婿的后代闹纠纷了。西头的哥哥尚有五子，从此传下来分“老五支”。与此五子同辈的后头的那位姑娘生了七个儿子，从此传下来分“老七支”，比西头的“老五支”晚一辈。从此张姓分成前后院，我是属于西头前院的。春节拜年，是要每家都要进去磕头的，但前后院之间彼此不如此。有时在街上成群地碰上，就说大家作个“公揖”罢，一笑而散。我之所以不惮烦的说这个张姓的前后院，是因为对我后来之上学事故有些关系。

1928年我开始上学时，虚岁8岁，实际是6岁。因为我是1921年（辛酋年）旧历腊月25日生的，按公历计算是1922年1月22日。辛酋年生的属鸡，这年我们前院儿张家生了4个属鸡的男孩子，我是其中之一。今年（2000年）我两次回本村，族人按老习惯虚岁算，都说我八十了。我虽多年在外地工作，但那几个属鸡的和我同岁，他们的岁数大家是知道的，虽都已过世，但若活到今年也已八十岁，我当然也是八十岁，错不了。

为我们开蒙的老师，是本族的一位叔父名张曰礼。他家原有20几亩地，但后来土改时划成分的标准来说是中农。他兄弟五人，一分家，每人分4亩多地，且已娶妻生子，携家带口，你以那时地亩产量之低来说，是不够生活的。于是老大曰仁出去扛活（做长工），老二曰义轧棉花，即用脚蹬的铁轮洋轧车把棉子儿挤出来卖棉绒（皮棉），老四曰智和老五曰信合伙拴了一套骡马大车拉运输，总之是都须再干些副业才能度日。老三曰礼是五兄弟中唯一念过几年书的，这年就有本族几家地主富农凑了七个孩子请他来教，给他凑多少束脩，我不知道，反正也多不了。

在村西头一个学生家长的两间空闲东房里摆上四张方桌，两个学生对坐用一张，再加上老师，八个人正好。

并无统一的课本，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太深了也不行，《百家姓》、《三字经》、《山西杂字》之类，这后一种据说念熟了，写酱醋油盐日常生活账就够用了。我读的是一本《地理启蒙》，记得是舅舅念过的书。我外祖母家在县城里住，那里的文化环境比乡下高，我舅舅念的书也深一些。我一直记得此书第一课的文字：“地分五大洲，曰亚细亚洲，曰欧罗巴洲，曰亚美利加洲，曰亚非利加洲，曰澳大利亚州。”那时的编课本者大约还不知道南极也是一个州，又把南北美洲算作一个州，于是就“地分五大洲”了。以下的内容已记不清了，总之是讲中国各省的，因为记得有各省的图，在该页的一角并列三小图，一是Ｘ省图，二是与该省相同大小轮廓的黑影（如剪纸哦），这是个视觉的过度，第三幅是同样大小轮廓的画，如山东省是一个趴着的骆驼，云南是一只鸡，湖南是一个侧面人头，因为有趣所以不忘。

早饭后上学，老师——我们还是都叫他三叔，给我们“整”上书，“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字，反正当时是这么说。“整”上书，就是把要我们念的书，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们读音，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或“人之初，性本善”，教会了读音，就由我们去念，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念，直到念熟了能背诵为止。是不是也给我们讲解呢？《百家姓》用不着讲，《三字经》就有的讲了，但如“窦燕山有义方”的“义方”，估计三叔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他懂得的还是顺便讲一讲的，例如我读的“地分五大洲，曰亚细亚洲，……”我是懂得那些话的意思的；若不是他讲，我是怎么会理解那意思的呢？

“整”上书，他就扛着锄头到村外地里干活去了，到近午他回来，要我们背书。若背不过，按老规矩，是用界尺打手心的，不过他没打过我们，他也没有界尺。背完书，放学回家吃午饭。饭后再来，还是“整”书，念书，他下地干活，傍晚回来，背书，放学回家吃晚饭。天天上下午如此，没有任何假期，甚至连课间休息也没有。

到春节自然是要放假的，照老习惯，腊八即“打散”（即放学停课）。不过在我们初次上学的那一年，似是散的更早，因为不记得在那两间屋子里生火。北方天冷，一般人家都生火炕，做书房的这两间原没人住的空屋没有火炕，是一定要生火炉的。我们这一年没生炉子，是因为不到天冷就散学了。

后来把许多事情凑起来，才知道提前散学，是因为三叔到县城上什么训练班去了。之所以有了什么训练班，是因为县里政局有了大变动。

这一年是1928年，北伐军打到山东，北洋军阀系统的山东督办张宗昌逃走，于是本地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兴力量也就掀起了对北洋旧政权时代的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批青年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是少数，但斗争坚决激烈，在城北发动农民暴动，被地方上的豪绅恶霸镇压下去了。不久南军（据说是朱培德部）来到县城，旧势力一时收敛，国民党员活跃起来。他们带领中小学生游行，喊口号，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演文明戏《枪毙张宗昌》，《打倒陈玉三》(本县劣绅)。城隍庙，把城隍爷爷\城隍奶奶的泥像清除掉，改成县党部。四乡也有些寺庙，拉倒神像，改办学堂。同时，还办了“训练班”，培训教员（那时叫教习）。三叔这年冬天就不教我们，是他到县城上训练班去了。但到第二年春节后不久，旧历二月初三夜，“便衣队打城”，旧势力反扑，那个训练班散了，回到本村，我们那几个学生也已散了，从此三叔再也没当过老师，曾记得他推着车子赶集卖菜叶，总之是在种田之外，兼做一些小本生意添補生活。

后来在1932年，韩殿邦老师教给我们一个唱时事的歌，用的，《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的调，词不知是谁编的：“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月夜初三，炮震地，响连天，满城起烽烟。吓坏了县党部，逃走了训练班，队长身战死，县长窜济南，……”，以下还有几句，不记得了。我是靠了记得这几句歌词，特别是“逃走了训练班”这一句，才想起三叔受此训练后能当教习的话。结果训练班没上完，反而结束了他的教师生活。

在三叔去受训以后，我们这七个孩子凑起来的书房就散了。第二年，即1929年初，有三个孩子转入后院的书房，另外四个孩子从此未再念书。

后院书房的学生，三对胞兄弟共六人，加上我们前院的三个，共九名学生。

老师姓崔，名什么不知道，只知字Ｘ香，香上一字也记不起来了。城北崔庄人，在我村之西约十多里。前清中过秀才，在我村教我们时，已七十岁左右，他至少是在前一年已在我村任教。那么国民党新派的改革他也赶上了，所以这一年我们初入学便用了新教材，大约是从上海来的“国文”课本之类，记得不是线装的，是新式印刷的，课文有“原始人”他们“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之类，还配有画，觉得新鲜。但也仅此而已。也教旧的，我的《三字经》就是在这一年念的。

这一年念的书不多，受的气不少，后院的那六个学生欺负我们。我们前院的三个，人数比他们少，年纪也比他们小。他们是三对兄弟，又是近支，很，“抱团”。光线好的地方都让他们占了，我们只能把桌子摆在光线暗的角落里，他们经常戏弄我们寻开心。最使我们吃不消的是，他们憋着我们不能上厕所。那时的规矩是学生不能随便离座位，而上厕所，除去拉屎撒尿以外，还可以到院子里走一趟，松动松动。房门口挂着一个木牌，上写“出恭签”，“出恭”即上厕所的洁称，谁去厕所要拿上它，他们有时一个接一个地拿着“出恭签”到厕所去，像几百米接力赛传递接力棒那样，使我们拿不到那个木牌牌，便不能去厕所，时候长了，真憋的难受。如此这般，第二年，即1930年，我们前院的三个便都不念了。那时让孩子白白耽搁一年，在家长看来，好像也无所谓。

前面说到的那首时事歌中，有一句，“老攫破城关”，至1929年旧历二月初三夜的“便衣队打城”。所谓，“便衣队”，指当时高唐所有旧的反动势力凑起来的便衣武装：土匪(老攫)大头目李长兴，地主武装最大的土豪李彩题，劣绅代表陈玉三，会道门的九宫道士孔兴广，四人磕头结盟，集合匪徒，攻占了县城。上年乘南军到来活跃了一阵子的国民党知识分子也都躲起来了。

翌年，即1930年，发生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起来打蒋介石的大规模内战。冯、蒋在陇海线激战，阎锡山的晋军从鲁西北进入山东，进占济南，继续南下。被蒋介石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刚背冯投蒋，来山东立脚未稳，退往胶东。不久冯军大败，阎锡山深入山东的晋军也迅速撤回。这年我因未上学，常在城里的外祖母家十天半月的住着，亲眼看见过晋军撤退，队列整齐，穿城西行，有马拉着的大炮。

1931年，山东著名土匪刘黑七（桂堂）部在鲁南被韩复榘收编，调驻高唐，高唐城内的县立中学和文庙小学都成了他的兵营。高唐以大土匪头子李长兴为首的土豪劣绅竭力款待刘黑七。直到第二年，韩复榘又派兵来打刘黑七，刘率部西去，出了山东。临走时为了给李长兴等留“面子”，约束他部下的匪徒，离开高唐县境才放手抢劫。刘黑七在高唐住了一年，更助长了旧势力的气焰。

这两三年高唐的局面如此动荡，使得才开了个头的乡村学校改革停顿下来，我于是又上了两年多私塾。

1931年，后院六个学生中的四个年纪大的不念了，只余下两个年纪小的，欺负我们的形势缓解了。前院儿我们三个之外，又添了两个女生。后院也添了年纪更小的一男一女。这样九个学生，从临县茌平Ｘ村请来一位姓王的老师来教我们。他叫王茂芝，这大约是号，名是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他不到四十岁，但很古板，穿的长袍大褂，高领子，袖子又瘦又长。布襪子，长脸布鞋。后来我从照片上知道，那是清末民初流行的便装，但到30年代已不这样了。从这位老师的衣着式样来看，除了自己性格古板以外，大约他的家乡也是很闭塞的。

王老师好写字，写了“忠信笃敬”四个大字贴在正面中央墙壁上。村内有人开了个铭德货栈，他写的大门对联是“铭德生意广，货栈财源深”。人们称赞说：不但字写得好，词也编得好，毕竟是老师，有学问。大约正因为书法是他的特长，所以对我们的写字抓的也紧。学生年龄不一，程度不同，他也难一刀切，我只记得我是每天写大仿一张，临《玄秘塔》小楷半页，临《乐毅论》。串书馆的书倌来，他有这字帖，就买了做样本，并不是人人都买帖，所以别人怎样练字，我不记得了。

他的教学不大得法，反正我知道我的学习兴趣他没有发动起来，一年光景，一本《上论》（《论语》分订两册，俗称《上下论》）我都没有背下来。

1932年换了老师。是王老师主动辞馆，还是家长们不续聘了，我们这些学生娃子不知道。新换的老师名韩殿邦，字树屏，唐洼（在我村北约十华里）人。这时他已快七十岁了，是个老文童，即曾考过秀才但未考中的读书人。《五经》《四书》他都能背诵，还能教我们读旧诗，念古文。

院内有棵梨树，记得是这年梨花开了的时候，他把我的读书兴趣发动起来了，从此到年终，我把整套《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了，而且能“倒背如流”。对这句人们常说的话，我想说一说我的解释。所谓“倒背”，并不是把“学而时习之”读作“之习时而学”，那是没有意义的。背书，是把书本放在老师的桌面上，转过身去高声背诵。韩老师并不看书本，有时就倚在椅背上闭着眼听。他听你从“子曰学而时之”背起，若一直背到底，那要花好长时间的，所以他听不几句，就忽然提到后面一句“子在川上曰”，你就接着从这里往下背，他又忽然提到前面一句“子曰温故而知新”，于是你又倒回来再从这里往下背。这样前后反复几次，非常流畅，即所谓“倒背如流”，就能测得出你是否真能熟练的背通本了。

回想韩老师之所以能把我念书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一是讲解，二是鼓励。

这以前老师给“整”书时，把生书（还未念过的）的字音（主要是以前还不认识的）教会了怎么念，就让回到座位上去翻来覆去地念；至于文义，不大讲解。有的也许是老师就不大明白，也许心里明白，但嘴里讲不大明白。那样古奥深邃的圣贤言论，讲得使十来岁的孩子都懂了，本来也不容易。反正在这前一年我读《上论》，是只念而不大懂的。只念而不知其意思，总是太枯燥，于是就自己给以解释，如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读作“子曰学而之柿子，不亦吐核”。这一句“歪讲”《论语》，不是我的发明，但传述颇广。而在先讲解，懂了以后再念，理解巩固记忆，记忆也加强理解，那效果就大不相同了。

至于鼓励，我因念得好，理解的快，常常受到口头夸奖。在作业（对对子，作文，写字）上，也是圈多叉少，有时还有这样的批语：“孺子可教也”。

这样越夸奖我，我念书的劲头就越大。渐渐的在学习上就和同伴们拉开距离了。例如我的堂弟张守纲，年龄上只比我小一个月，从跟三叔念书起，就一直同学，而这一年他还是抱着一本《上论》慢慢地念。后院最大的那一个，比我大好几岁，是全校年龄最大的大学长，也只勉强的和我读《四书》。我的其他学习项目，他不参与。例如他不作文。从这一年以后此人未再念书，就在家乡帮他父亲过日子，卖洋布了，学着做那些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有什么用呢？人家不想学，老师也不勉强。

那时日常学习是这样的：早饭后上学，学生到齐后，老师坐在中间桌子的上首（那照例是老师的座位），学生围着桌子站着。老师先给程度最低的“整书”，如《三字经》，“整”上书的就先回座位念去。逐层提高，有些我没念过的，就也跟着念，如《弟子规》、《小学韵语》、《史鉴节要》、《孝经》。最后是最高程度的，给我和那位大学长“整《四书》，然后回座位去念。午饭后回来，还是如此。那时常有一个年轻的书倌，从东昌府（聊城）来的。那里是鲁西北的文化中心，有些刻书卖书的铺子，《老残游记》里描写过的。这个书倌从那里贩运一些木刻原版书来卖，这就是我们的教材来源。我因兼念的多，一一听讲后余下的时间又少，只靠上下午的时间来念是背不下来的，便加强早读，天不亮就到校，点着灯练，一般在早饭前都能背的下来。

韩老师还教我们念古文，念诗。《千家诗》上年读过一些，这一年早些时就读完了，即都背过了。老师又教我念《古唐诗和解》，这书是大学长家的，他不念，借给我念，是选读，记得读过杜甫的《羌村三首》、《赠卫八处士》等篇。古文则是大学长和我两人都读，课本是《古文释义》，后来见到《古文观止》，觉得这是《古文观止》的节本，只是多了名词或成语的注解，还有更浅进通畅的文言文串讲。也是选读，如《过秦论》、《陈情表》、《归去来辞》、《与韩荆州书》、《吊古战场文》、《阿房宫赋》、《原道》、《桐叶封弟辩》、《岳阳楼记》、《秋声赋》、《赤壁赋》等名文，约二三十篇。诗、古文并不是每天必读，有间歇，但念的方式和《四书》那样的求熟求快不同，而是要拉腔。诗要吟，老师有吟诗的腔调，要我们照他的腔调吟。古文则要按照文章的语气念出抑扬顿挫来。即使念得也很熟了，背书时也要拉着腔调慢慢的背。

大约老师看我还有加读的潜力，提议让我读《左传》，托人从济南买来一部石印的《左传句解》，晚上给我讲解，次日早读一定背下来。此书我至今还有，读过的都用蓝笔圈过（点句），不到全书的五分之一，本来是准备第二年开学接着读的。《左传》的文句不若《论语》简练，不如，《孟子》流畅，不好读，但反来复去地念，念的遍数多了，口头上也能熟练起来。

韩老师出题让我做文章，头一个题目是《秦始皇论》，大约是我读过《过秦论》之后出的；又一个题目是《郑庄公繻葛之战论》，是读《左传》时出的。自然是学着古文腔做的，论点如何已全不记得，看这两个题目记得是很清楚的。

还有一项作业是对对子。单定一个“对字本”，老师在上面写“红花”二字，并在字的右侧画上两横，表示两个字都是平声。我应该对“绿叶”，都是仄声。对“黄花”未尝不可，但黄和红都是平声，所以不如“绿叶”好。因为不但字文相对，平仄也要相对。我一开始是怎么对的已记不清楚，但第一次写“红花”让我对，并讲了“黄叶”不如“绿叶”好的一番道理，记得是清楚的。前村尹集是个集镇，五天赶一次集（犹如南方之赶场，赶墟），我对对子也是一集（五天）一次。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如“三教堂”（东边村外有一座三间大庙，并无院落，内塑如来佛、李老君、孔圣人，佛道儒三教的祖师爷，叫三教堂），我对“四古庙”（我村往东相距六里的一个村名，至于何为“四古”，我就不清楚了，现在该村已改名四新）。我又想对十里铺（我县驿路上的村名），老师说还是庙堂相对的好。老师还出过一句“雁书遥天字一行”，不知是别人现成的句子还是老师自拟的，造句奇巧，颇富诗意。我对了一句“鱼放浅水花千朵”，指鱼浮上水面放水泡，但意境词句差远了，勉强成对而已。不记得老师有什么评论，大约他也没有好的对句。

这年山东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前山东督办张宗昌在济南车站被刺杀。后来知道那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干的。韩怕张在山东还有残余势力和影响，对他的政治不利，所以设计除之。韩邀张到济南做短期盘恒，张返北平时，韩安排枪手在火车站把张打死；并安排一个叫郑继成的出来说，张是他打死的，他的叔父郑金生是被张杀害的，他是为叔报仇。我所在的乡下也轰传此事。韩老师就此事给我出了个对子题：“郑继成为叔报仇，宗昌毙命”。这是我村有嫁女的，按当时习俗新郎要来亲迎，还有一位或两位有名望的长者陪着来，叫做“陪娶”。我们的学馆权做接待新郎一行的客座。有位陪娶是在尹集经营大生堂药店并坐堂看病的陈芳兰大夫，他在我的桌上翻看我的对字本，见韩老师出的这个题以为太难，我这个十来岁的小学生能对吗？韩老师说估计能对，用马超的事或伍子胥的事。韩老师知道我已读过《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一天我父亲在尹集听陈大夫说起此事，回来问我对的什么。我说对的“马孟起兴兵雪恨，曹瞒惊魂”，后来我父亲对陈大夫说了，陈叹曰：知徒莫若师。

对对子是做诗的准备，由于对对子而对诗中字句的对仗美，逐渐有所体会，但我还不能做律诗。上年冬天已经练过大半本《千家诗》了，曾顺口溜过一首：“晨起望窗外，只见一片白，八九月已过，何处霜又来？”这是我生平做的第一首诗，那时不懂平仄，更不懂白与来不叶韵。这年韩老师教我对对子，还未教我作诗。记得我自发地做了一首七绝，就写在对字本上交给老师看。词句已不记得了，内容是月下载酒泛舟，醉卧顺流而下，任其所之。韩老师有批语，大意是童子有此意境，可嘉。现在想来，这意境，特别是童子有之，并不可嘉；韩老师总是鼓励就是了。其实我的家乡无山无水，这样的“境”根本不存在，这都是从我所读诗文中联想得来的，如，《赤壁赋》。

韩老师家境清贫。这年我们一共八个学生，给老师凑多少束脩，那是家长的事，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反正并不丰厚。大学长帮他烧火做饭，赶集买菜，只能是炒豆芽之类，记得他吃肉。好在主食是馒头，比一般人家平时只吃粗粮总算高一筹；要不然和学馆里的老师，全村敬之为圣人的身份就太不相称了。他自然穿长衫，这是知识分子的标志，然而全是布衣，到冬天也只是棉袍，看来是连一件老羊皮的皮袄也穿不起。

我因为加读功课，提前早读，天不亮就去叫门。冬天韩老师要从热被窝中爬起来开门，然后再回到里间炕上躺下。我，还有后来也跟我一起去早读的西头的两个学生，大声念书，一遍又一遍，要整整吵嚷一个早晨，韩老师是很难再入睡的。后来想起这情况感到内疚，不该如此打扰这位近七十岁的老恩师。

按惯例是腊八（腊月初八）“打散”，集散学，老师回家休息。我们几个学生愿意多念点，老师似是也愿意多教点，一直拖到“灶王爷上天”（腊月二十三），多读了半个月。

老师说来年让我继续读完《左传》，还要读《诗经》、《书经》。我也以兴奋的心情等待着来年开学。

按惯例正月十五以后开学。我们几个学生特在春节后到唐洼去给老师拜年。不想老师过春节时中风，我们见到他时，他的半边脸歪了，说话已不清楚。我们去给他磕头，可以看得出他是很高兴的。后至1938年冬，日本鬼子兵忽从我村路过，村民纷纷逃避，我们几个五年前跟韩老师念书的，就跑到唐湾暂歇，那时老师已过世了。

以后我上大学读历史系，工作又一直以历史为专业，深感韩老师教我的那一年，由于他的循循善诱，使我初步打下了一点基础，受益终生。所以我对韩老师念念不忘，今天来写这篇早年读书时的回忆文章，也以韩老师教我们那一年所记得起来的事情为最多。

1933年初，韩老师忽然中风，嗯，另请老师也一时来不及，我村的蒙馆就停了。

前村尹集有蒙馆，父亲把我送到那里去就读。老师也是一位老先生，叫鞠冶亭，据说前清还中过秀才。他给我出的作文题是《空气说》，我那时不懂空气是什么，以为是水蒸气，于是有“日蒸而成气，气升而成云，云重而成雨”之类的话。鞠老师未给我改动，只在我的作文的行间空隙另写了一篇说空气的短文。念的是，“新标准模范文选”之类，书名记不准确了。这位鞠老师比韩老师“新派”了一些，但我心里却不高兴，我是能做《秦始皇论》，能读，《四书》《左传》的，却给我出这样的作文题，念这样的模范文，是把我降低了。一课模范文，念了几遍就背过了，剩下的时间我就看闲书，《封神榜》《西游记》之类，老师看见也不管我。我念书念不上劲儿来，就逃学。我在尹集，中午饭托付在一个熟人家吃，吃了饭我就玩儿去了，也无人知道。第二天到学校，就编造一个昨天没来上学的理由，后来不再申诉理由，老师也不追问。鞠老师大约也看得出我的心思，而对我这个附加的外村学生也不想认真管教，我于是逃学越来越多，一连几天不上学。终于家长也知道了，我就直说不愿跟这位老师念，索性就不去了。

这时已到夏天。我外祖母家在县城里，得知文庙小学暑假间要招收高校新生。我有时路过学堂门口，看见学生下班后在院子里跑跑跳跳，比我在私塾馆里不许离开座位好多了，也愿意去，于是决定报考。考作文，问题不大，会做文言文，还能不会做白话文？但其他功课，如算术课，没学过。有位表舅正好这年高小毕业，教我加减乘除Come on和＝的符号，还有先乘除后加减的规矩，然后找题目练习。又如自然课，告诉我什么是候鸟之类，就是像大雁和小燕子这样按季节气候变化而迁徙的鸟。我的困难在于不知道相应的名词，经过表舅这样一点拨，也就开窍了。这次录取75人，我名列第69考上了。从此我离开了私塾馆，进入了洋学堂。就住在外祖母家，也很方便。

（二） 县城高小

1933年暑假后，我进入高唐县立第一小学（文庙小学），编入五年级一班。

从私塾馆进入洋学堂，在我早年的学生生活中是一次大转折。一切都很新鲜。在

尹集那几个月，曾为老师教的“新派”一点，而有被降低档次的不满之感。而今进入高小，完全“新派”了，所有课本都是白话文，自然比《四书》《左传》的文言文“浅”但内容并不，国文(语文)之外还有历史、地理、自然、生理卫生等，开阔了知识面，很新鲜；想到在尹集把空气误解成蒸汽，反而觉得那时的知识太差了。还有美术、音乐、体育课，更不像私塾馆那样的呆板了。课间有休息，上午常上课间操；下午还有更长时间的课外活动，随便玩儿，置身其间，真如初脱樊笼的小鸟，海阔天空，尽情飞翔。

在功课学习方面还是有些压力的。首先是算数，毕竟前此未学过，基本演算不熟练。教我那一班算数的李鹭云（化振）老师，还担任教务主任，是才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教学热心，讲解也得法。那时五年级学整数四则，“应用题”中的什么“鸡兔同笼”、“龟兔竞走”，饶有兴趣，也真费脑筋。听老师讲过例题后，然后自己去做练习题，每解开一道题，都会有克服了一个困难以后的喜悦感。

其次是国文。每两周作一次文，要写白话文。对我来说，有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轨”问题。起初，总是脑子里先出现文言词句，然后在玩的意思“译”成白话，但又不能像日常说话那样的“大白话”，还需剪裁、提炼。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李戟门（祭）老师给予我的教导。他长期在高唐文庙小学执教，我在文庙小学上学时的老师，几乎全是他教过的学生。这时他已退休，由县里报请省教育厅特批给予退休金。那时并无退休制度，他是全县唯一享受退休金的人，这不仅是他的生活待遇，也是一项特殊荣誉。然而他退而不休，能在家里开班，凡愿去受教育者他是来者不拒的。我随其他同学共五六个人每天下午下课后到他家里去听讲。他教国文，记得给我们讲过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薛福成的《巴黎蜡人馆记》，后来知道龚、薛都是晚清的进步思想家，以他们的文章为教材，对其他同学来说，或正补齐文言文之不足，对我来说，则是脱出以前读的那些基本上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范本的旧框框而又前进一步了。作文是每周一篇，他批改的很细，对我从作文言文转到作白话文的帮助很大，主要是能够写得比较规范通顺了。

其他如历史地理，我以前已多少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现在有专科课本，虽然简单浅进，但是比较系统完整。自然课内容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还有一门生理卫生，它不包括在自然课的生物部分内，而独立为一门课，记得每周只一堂课，是由体育老师教的，大约是为配合体育课而设立的，或竟是体育课的一部分，不仅是体操、打球，而且还要懂得人体本身。我之所以记得这门课，是因为我在课堂上挨了一次打。一次老师讲人体上的什么“素”，我只知道素菜、素色、素日等用法，身体上的一种什么东西叫做素，觉得不能理解，要求老师讲的具体些，比如什么形象？老师也一时说不清楚，而我又追问不已，好像故意捣乱，老师火了，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这是在我一生上学史上唯一的一次挨打，所以印象深刻，永世不忘。这位老师叫李光灿，字耀东，他对教学是很负责的。后来他徒步到北京，考入一个体育专科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杨绍广，也是高唐人，大约他是从杨那里获知信息并得到照顾，才进入这个学校的。由此他有了大专资格，就可以教中学了。他在北京市立第二中学做体育教员，从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后未动，退休后还自动到学校看管体育器材，尽职尽责，口碑很好。1941年我到北京上山东中学，就是由他介绍报考的。以后常来往，我很尊敬他。

国语、算术这两门主课，我逐渐跟上来了。其他功课，凡用文字答试卷的，分数也都不低，除学得懂、记得住的因素外，我在文字表达方面占优势，大约也是一个因素。期考下来，得了我们班甲等（平均分在80分以上的）第一名。五年级二班没有甲等。三班有甲等第一名，但其平均分比我低。

我考的好一些，是自己知道的；但竟是第一名，不但是全班，而且是全年级分数最高的，却是我意料不及的。而由此忽然成为全校众目所瞩的学生，老师们喜爱，重视，同学们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我自己感到得意，但也感到压力，更增加了学习的兴致，也害怕成绩下滑，保持不住这一荣誉。

老师辅导我们成立学生会。据说是为了培养我们将来长大走入社会的工作能力，我们的学生会叫做“渔邱市”，我们高塘古名渔邱，这是借用。像组织“影子内阁”似的，选举市长和各局局长，六年级的大同学解宝成当选市长，我被选为教育局长。解宝成善于演说，有办事能力。后来我县在被日伪占领期间（1938-1945年），他在县城里面开了一个成风车行，卖自行车零件，兼卖干鲜果品，实际是中共县委的一个联络站，工作很有成绩，直至解放，未出纰漏。我的教育局长的任务其实只有一项：编壁报。壁报名《小朋友园地》，报头是教我们美术的杨一鸣老师画的。有关“市政”措施的新闻，自然是大字头条。此外尚有校园记事、体育报导、作文选、数学游戏、史地问答、生物趣闻、猜谜、漫画等栏目。篇幅还没有一张对开报纸大，抄写的字再大写，容不下多少稿子，每周一期，各栏目并非每期皆有，有时稿子不够，也求老师写一点。我记得一次数学游戏，题是郭汉涛老师出的，如图一，对角四个数之和是34，要求其他横竖各行四数之和都是34，应该怎样排列？这一期公布题，谁答出来下一期公布；若无人能答，就公布郭老师现成的答案，即图二。我回去就作，反复排列，花了一夜工夫，终于排了出来。次日到校拿给郭老师看。他一见有些愕然，怎么它的既定答案之外还另有答案？问我是怎么排出来的？我说反复试排终于排出了这一个符合要求的来（大约如图三或图四那样子的）。他又细看了一下，笑了，原来我的答案只是在上下左右前后摆放的位置上有所不同，其实还是老师的那个现成答案。他告诉我：解这个题有个窍门，即：中间四个数不动，对角两头的数互换，各边中间二数互换就行了。他肯定我的干劲儿，但又告诫我不要笨干。

还有一件漫画的事。上年进入高小，开学后就碰上一次“国耻”纪念日“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这学期进入五月，“国耻”纪念日更是接踵而来：“五三”（济南惨案）、“五九”（二十一条）、“五卅”（上海惨案），开纪念大会，校长讲话，我们的“市长”也讲话。这在我们少年学生心中激起爱国热情，对万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感到愤怒，我画了一幅漫画“怒发冲冠”，一个人的头发竖起，把帽子冲上去了。我早已忘记，近年有位老同学提起此画，才又想起来。

学校举办作文比赛和数学比赛。我的学习成绩，小考和月考的分数，一直领先，所以在比赛中夺冠有望，老师也这样期评。不想两者都考了个第二。作文题是《到校一年》，我能写得文通字顺，但仅此而已。同班的同学尹增训，他多了一句“桃花落了又开了”，文采飞溅，第一名就是他了。数学，同班同学杨宗先考了100分，我出了点小错，第一名就归他了。期考以后，算总分我还是甲等第一名，比他们两位多。

他们两位在政治上比我进步，尹增训抗战初期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一直在家乡。杨宗先，1938年辗转到了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后派到部队里当文化教员，也很快入了党。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现在辽阳。写到这里不能不说一说因他参加革命而惨遭灭门之祸的事。他外出之后一直未给家中来信。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初高唐县城即被八路军解放，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大字刊出这一消息，他于是写了一封信回来。他父亲接信大喜，高兴地在村里见人就诉说：先以为这个大儿子出去七八年，无音无信，大约已不在人世了，不想还活着，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云云。这时高唐县城解放，但乡间还有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地方杂团，他们闻讯即派人前来将杨宗先的父母及两个弟弟勒死扔在井里了，只剩下老祖母一人，不久也因不胜悲苦下世了。杨宗先家中并无人参加革命，只是因为杨宗先参加了共产党，全家就被杀了。类似情况的，在我们高唐县还有一家。在战争年代，当他们入党时，大都已下决心，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看来还不够，还会牺牲全家亲人的生命。1946年春，有在济南的老同学写信告知我此事，使我非常气愤，想不到国民党竟会如此的杀人呀！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上学，思想上逐渐倒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这是因素之一。

这年暑假我得了一场伤寒病，发高烧，有半个月昏迷不醒，幸亏自幼在乡村长大，身体基础好，挺过来了。此病就是烂肠子，那时无特效药（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疗养得法，即吃流食，逐渐添面食，告假三个多月才再去上学。在上课间操全校同学在场的情况下，给我补发了上学期得甲等第一名的奖章，一个圆形牌牌，中间有个“优”字，戴在胸前，颇有光荣感。

耽误了多半个学期，缺的课需补，有些课自己看看，必要时再请老师或同学给讲一讲，也就会了。只有算数，未听的是分数四则，自己看不懂，李鹭云老师晚上给我补课。我站在他的桌前，他给我讲，大约比给全班同学讲还要累。因为我此时有机会一有疑惑就发问，其实有些疑惑听下去也会解决的。分数这是新事物，一时理解不了。为什么1/3加2/3不是3/6？而是3/3？为什么3/3又等于1？这个“弯”儿就一时拐不过来。再讲到乘除，特别是除法是颠倒相乘，也能理解。记得李老师给我补这些课，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我非常感激他。解放后他一直在济南二中教课，我每次到济南总要去看看他。

李老师说，如果期考我能考100分，那么其他小考月考我缺考的都按80分算；其他课也都如此折算，至于根据什么如此折算，我不知道。期考我的数学全答对了，其他课也考的不错，但全打八折，平均分就下去了，仍是甲等，第一名换成刘凤春了。刘在二班或三班也早是甲等第一名了，但和我一班，分数老比我低点；这次，他终于取得第一，也可以佩戴“优”字奖牌了。

1935年上半年，是我们上高小的最后一学期，是全校的最高年级，到放暑假就毕业了。想不起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以写写的，只是面临升学，学习更觉紧张些。毕业考试大约还是我的分数最高，不过下学期开学我们已离校，不再张榜排名了。

经家长同意，我去济南上中学。李鹭云老师，他以教务主任的身份找我谈，要我先考县立中学。县中招生早，误不了去济南报考。他说我若不考，唯恐第一被别的学校特别是外县的考生拿去，对我们的面子不好看。那时附近数县尚无中学。我于是先考县中，考得第一，当时我的自我感觉是有把握的。第二名不是外县的，但不是我校的，是城北三十里的梁村小学的。我为文庙小学保住了名誉。

两年高小，有一个外号：“老第一”。

二、初中和辍学

（一）济南一中

1935年暑假，我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当时山东省教育厅把几处省立中学的高中班都集中在济南成立一所省立高中，我考入的这个排名次为第一的中学只是初级中学。其所以排名第一，是因为它在山东是第一个成立的中学，其他以次成立的有聊城的二中、泰安的三中、惠民的四中等。比较起来它位于省会大城市，师资条件等等各方面，都居全省第一，因而投考者多，也就成为最难考的学校了。我那一次录取130名，报考的两三千，大约二三十个取一个。我县去考的共多少人我不记得，而考上的只有我一个。当时我是也有些飘飘然的。

开学不久，我的飘飘然就保持不住了。考进去的都是尖子，我这个“老第一”的优势显然已不存在，使我上高小时那种保持荣誉的学习动力也大大减弱了。那时初中一年级的课程，除去英语从ABC字母学起是新课之外，其他都是高小学过的。如数学还只是学算术，代数、几何是二、三年级的课。那些练习题我都会，不再做演草也考的过去。初到大城市，满眼的新鲜事物，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诸名胜，连省立图书馆也有园林之胜，还有常设的书店、戏园子、电影院等等，使我有空就跑出去玩。这样玩的兴趣越来越大，而学习的兴趣却相对降低了。

比较有兴趣的还是国文课，教我们那一班的是冉晋老师。记得第一次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是他给我们讲的，他还给我们另选教材，不记得是什么出版社印的，活页文选，他选给我们读的有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朱自清，俞平伯两先生比赛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冉老师并不怎么善于讲书，但是这些诗文的好处还是传达给我们了。《背影》文字很朴实，写老父亲亲送儿子上火车，瞒跚（这个词就是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读到并且一直记住了的）地爬过站台栏杆的情形，使人感动，令人不忘。进入中学的国文课，使我直接读到了大作家的文章，开始体会到白话文也有像《古文释义》那些文言文名篇所具有的文采美。

这年秋天学生组织“远足”，即到较远的地方去游玩，这次去的地方是济南东郊约四五十华里的龙洞。进谷南行不远路西高处有一大洞口，雕有佛像，从洞口进去可以从另一口出去，据说曾有一龙潜藏于此，龙早走了，留下了这一个洞。再往谷深处走，往东一转弯，此处名佛峪，在岩石下有佛寺，大门朝南，其东有一瀑布，风光胜于龙洞

。回校作文题自然是《龙洞游记》，我写到佛峪的庙和庙东的瀑布，忽然想起有“左近”一词可用，寺南向，瀑布在东侧，正好是左进。没有“右进”这个词，幸而瀑布不在西侧。这是个细节，但多少年来一直不忘。

下午仍徒步返校。走在路上已脚板疼了，进入市区，走在今泺源大街上时，唱起了校歌，我已不记得全词，只记得“佛山长碧，明湖长清，趵突水长喷”这开头几句了。唱起嘹亮的歌声，走起整齐的步伐，振奋精神，昂扬前进，一直走到杆石桥处回到学校，进而不觉得或说忘记了脚板疼了。精神的力量真大，我是有过这一实在经历的。

这年北平发生了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响应。我记得有高年级同学到各班串联，准备有所行动。韩复榘的大刀队把住了大门，把我们封锁在校内了。所以对这次学生运动我的印象不深。不久，大约是提前就放假了。

我离开父母，单人在省城一住半年，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事。回到家里，感到异常的温暖亲切。春节前后，又有丰盛的肉菜，于是大吃大喝，不知节制，引发了胃病，呕吐不已，久治不愈。这和乡村中医诊断不准，药不对症，或有关系，也可能有什么细菌感染之类，总归说不清楚，身体虚弱，拖了很久。

不能开学如期报到，只能写信请假。那时学校有规定，缺课不能超过一学期的三分之一，因为这样就跟不上班了。我上年在文庙小学时缺课超过了二分之一，仍得继续在原班学习，那是学校对我这个“老第一”的特许，且得教务主任李鹭云老师课外给我把分数四则重讲了一遍，结果我跟上了班，而且期末算数还考了100分（这也给李老师争了光）。但在济南一中，我得不到这样的重视，也就得不到这样的照顾，最后只能请求休学，保留学籍。

约在四五月间，身体初步恢复，乡间寂寞，就住外祖母家，在城里玩。那时韩复榘在济南搞了个进德会，各县设分会，为公教人员文娱休息之所。我们高唐县的进德会，在民众教育馆院内要了三间房子，就在那里活动。所谓活动，也没有什么花样，只有唱京剧，因为县城公教人员中有些人好京剧。那时我家乡唱野台子戏的戏班主要是唱河北梆子，而公教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认为梆子太俗，唱京剧才文明。以每月15元工资从济南请来一位琴师朱砚南先生，他操琴，也教些唱段。县城里没有其他常设的娱乐场所，每天吃晚饭后，唱的和听唱的便都向这里来聚会。我自幼好戏，但不得其门而学之。这时也到这里来玩儿，也学两句唱，童子音，嗓音特好。夏天，城里搭台唱戏，为什么名目唱戏不太清楚，但和四乡一样，也是只唱四天。进德会的京剧迷便抓紧机会也参加进去“票戏”，我记得戏剧目有：《贺后骂殿》、《探阴山》（我扮游流鬼）、《南阳关》（我扮五保）、《捉放宿店》等。

那次特意给我排了一出《落马湖》，“问樵”起，“酒楼”止。那时我会的唱段不多，《落马湖》这一出没有大唱段，主要是念白和表演。我扮主角黄天霸，四处寻找施大人下落，先从樵夫寻得老绿林褚彪，又得褚告知可能在落马湖，继在落马湖附近一酒楼访获确实消息（以下是大破水寨，武打，救出施大人，我们演不了）。主要配角是前场的樵夫和后场的酒保，是丑角，由一人扮演。这位先生名沈子良，北京人，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念起京剧丑角的京白来，用不着故意抛“京腔”，天然好听。我们这次合作很成功，后来在北京街头偶然相遇，又有过来往，大概是在1943年，还照过一张《落马湖》的戏装像做纪念，至今尚存。

这一出，《落马湖》意外地引起轰动。事后分析，大约有以下几个因素。那年我十四岁，娃娃脸，扮出来好看。又赶上那个戏班里有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武生，他演《花蝴蝶》《恶虎村》等戏，有一套小尺寸的包衣开敞，我穿正合适。我嗓子好，又宽又亮，不怕拔高。特别是我会走台步，能踏在锣鼓点上，台上的动作不僵，不像外行。一般不常登台的票友，每做不到这一点，而我自幼看着日影模仿戏台上的动作是练习有素的。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能理解剧情，体会人物当时应有的心情，在表演中反映出来。这一点，有的职业演员也不一定能做的到。比如那个小武生，师傅怎样教，他就怎样演，至于为什么那样演，他不一定懂。所以事后有评论说：我比唱戏的唱的还好。这大约也出乎观众的意外，从而引发他们特别热烈的兴致，形成特别热烈的场面。

从开头，“明月芦花信飘渺”唱着上场满场碰头好起，一唱就鼓掌，一走动就鼓掌，酒楼上，“哦——这就是那落马湖”几句拔高的念白，也是全场大鼓掌，直至最后紧急风快步下场，还是全场鼓掌把我送下去的。如此热烈的场面，在京剧舞台上，我只见过这么一次。第二年，我有机会又唱过一次《落马湖》，观众已不那样的鼓掌了，他们也有思想准备，惊喜感已减弱了。

这年（1936年）下半年，我到济南一中复学，还是读一年。一些功课已是第三遍学了，连英语也是又从ABC字母学起，更不在话下，学习的压力不大，玩儿的兴致则在继续。这时候的玩儿多了一个内容，京戏。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路南东方书社书刊丰富，有上海张古愚主编的《戏剧旬刊》，翌年扩充篇幅，改名《十日戏剧》，我每期必买，从中获得京剧知识，熟悉了当时的京剧名演员。我还写过《徐碧云在济出演记》、《山东大戏院观剧记》，后者是梁秀娟（花旦），李洪春（红生）合作演出，我还模仿剧评家的口调写稿，投给《十日戏剧》居然都发表了。贡院墙根山东省立剧院每日演出主要演京剧，初中班的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使我更有兴趣，票价只一角（1936年秋梅兰芳到济南演出票价二元），我常去看。后来在《红灯记》中演李奶奶享名的高玉倩，就是当时该院初中班的学生。高中班的赵荣琛，当时已是该院主演。后来成为程（砚秋）派优秀传人，在北京我们相识，成了朋友，还常谈起在山东省立剧院时的情况。

京剧，对我来说只是玩。在思想上重视，在时间和精力上也付出更多的是阅读文学书刊。这时教我们国文的是严薇青老师，他1936年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就回家乡济南到一中任教，教我们这一班并兼级任（班主任）。他比冉晋叔老师会教，批改作文有针对性。介绍我的一篇作文在一个叫做《时代青年》的刊物上发表，对我的鼓舞很大，从而幻想将来要做文学家。他还鼓励我多读文学书刊。那时上海有个天马书店，出版作家自选集丛书，我买来读的记得有鲁迅、矛盾、郭沫若等大作家的《自选集》，只有周作人的叫《文集》。他们的全部作品一时读不完，也找不全，《自选集》应是精华，先睹为快。还买过别的书，如朱自清的《背影》，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周作人的《泽泻集》，这后一种现在只记得这样一个书名了。

看文学书入了迷，自习时别的同学作功课，我常常是看课外书。有一次熄灯以后我躺在被窝里，点着蜡烛看书，校长孙东生老师来查寝室，把我的书拿过去看了看，见不是坏书，只说了一句“按时作息”，把书还给我，把半截蜡烛都拿走了。

上海的文学杂志《作家》停刊，又出了《文丛》，我每期都买，曹禹的第三部名剧《原野》就是在此刊上连载。谈起来感到有一种震撼心魂的力量，但后来看演出，却没有如此强烈的感觉。我一直至今还以为，此剧读剧本胜过看演出。

我还订阅《世界知识》。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成性印象很深，很喜欢该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1938年秋，这时抗日战争已打了一年，我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未来将有英美日太平洋之战，德与英法西欧之战，德苏东欧之战，苏日远东之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体是如此发展下来。我那时知有此看法，来自《世界知识》。

这时我曾想，下学期升入二年级，将有代数、化学这两门硬性新课，我的这样的课外阅读，将会和新课的作业发生矛盾，怎么办呢？不想暑假放学回家，就再也不能到济南来上学了。

（二）辍学家居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是时我已回到高唐家中。邻家有短波收音机，每天晚饭后，把喇叭拉在院子里，有不少人来听新闻广播，还议论一番，不识字的农民也关心国事了。近几年日寇于侵占东北后，又入侵华北，时常挑起事端，打一阵子，谈判，签订个什么协议，就又平息下来。这一次会不会还是这样呢？继而战事越打越大，公然占领平津，并沿津浦路南下，指向山东。八月末该开学了，家长不再放我到济南去，害怕隔着一道黄河，战乱中我回不来家。存放在学校里的衣箱、被褥也都不要了。我惦记着的是那些作家《自选集》之类的文学书籍，也都不知下落了。我只把四本《文丛》带在身边，是为了继续读《原野》，至今犹存，真成为老友了。

我转入县立中学插班就读。只上了一个来月的课，日军抵德州，县长弃职逃走，机关学校随即瓦解。我从此避居家乡，辍学四年，（1937-1941年）。

在乡下辍学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想读书，又找不到书，闲极无聊，把大学长家的《古唐诗合解》借来抄，用毛笔小楷抄在毛边纸的页片上，连双行点注的小字也抄，然后分装成册，断断续续地抄了两三年才抄完。后来我带到北京到琉璃厂请人装订整齐，并加了一个蓝布套，成为我的藏书中的珍品了。

另外能使我消磨时间的是摸纸牌。前村尹集商家有打麻将的，我也会打，但不大喜欢，嫌他太简单。纸牌和麻将一样也是索（条）、万、饼，从1至9。相当于中发白的有红花、老千、白花。没有东西南北风。一牌四张，共120张。玩法有对和（音胡）、索和、开和、池和、晃和。对和最简单，十张牌能凑成五个对子（即两张同样的牌）就算和了，小孩子春节得了压岁钱，就赌对和。索和也是十张牌，三张成一个谱，凑成三个谱九张牌，再加一个索，1至9索皆可，就算和了。又有清索和、浑索和之分。清索和指只是比如123万、567条、789饼之类，三张牌相连即为一谱。浑索和指间有另外成谱的牌：大架（9条、红花、老千）、混江（9万、8条、白花）、裙子（7饼、3条、3万）、梆子（8饼、2条、2万）、虎子（9饼、1条、1万）。开和，十五张牌，我不会玩。池和，用半副（也称冲）牌，即每牌两张，共六十张，三个人玩（一人轮空），把牌摸光，然后出牌。横竖成谱，2 3 4条之类是竖的，3饼3条3万是摸谱，不限于三张。还有前面说过的浑谱，它们有等级，裙打梆，短腿（123饼）、大架（两者最高，互不能打）打混江。混江打裙子以下的，虎子最低，它只挨打，然而在所得的牌中，虎子的“池”值最高，胜者是以得了几个“池”计算赢多少的。出牌没人打，或打了别人的牌，即算得牌。若先已得了13张牌，虽还未最后打完，便已胜券在握了。所以有句俗语：对某事已有成功把握，就是“得起十三张啦”。有时上家出了牌，故意不打，留着强牌（如短腿、大架）最后打截取胜。或放或打很有学问，有点像桥牌。若有所偏袒，是能起作用的。我和后院那那几位1930年在书馆欺负我们的胞弟兄一起玩，就常吃亏。最复杂的是晃和，三十张，三个人玩（一人轮空）,手里的牌没有不连成谱的闲张了就算和。但所有幺九，即饼条万的幺和九，还有红花，、老千、白花，都不算闲张。尤重后三者，它们“晃”多，和了以后是按晃之多少计赢多少钱的。摸纸牌速度慢，不可能大输大赢，赌鬼押宝、推牌九去了，是不会慢条斯理地来摸纸牌的。我之所以在玩纸牌上写这么多，是因为外来的打桥牌风行一时，而我国固有的摸纸牌却不被注意，后者的复杂性、多样性、艺术性，窃以为并不比前者差。我知道我的家乡，城镇老人有打麻将消遣的，乡村老人则大多还是凑在一起摸纸牌。我对各种纸牌的游戏规则的细节已记不清楚，而若询诸家乡老人是还能找回来的。行有余力，我很想写出一部《纸牌游戏（或艺术）》来。此外，掷色子，骨制立方六面体，分刻1至6个点，有三色、四色、六色等玩法。由此发展来的骨牌，除推牌九“一掀两瞪眼”，快速见输赢，是没有推敲思维的简单赌具外，他如打天九、顶牛等，我觉得是含有数理哲学的高级游戏，也可以写成专著。这都是中国的文化。乃至各种赌博，又何尝不是中国历来文化的组成部分呢？不知道有没有《中国赌博史》，我以为应该有，有得写的。

我辍学家居的那几年，曾以赌博打发时间，但意不在赌，所以不喜推牌九，而喜欢摸纸牌，特别是比较复杂的玩法。后来历史成为我的工作专业，从历史的高度看，赌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赌法和赌具，都是人类的创造，特别是如打池和、看晃和、掷色子、打骨牌，其玩法还富有哲学意蕴。

1941年春，舅妈到济南看病，我随侍前往，在那里遇见一中同班同学吴济安，他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上学。我知道了还可以上学，便在家乡按捺不住了。这年暑假，便和一位也去北京的亲戚搭伴北上，继续求学。

在这里还需说明一下我家乡这几年的政治情况。

自从1933年春，土匪恶霸就旧势力的头号人物李长兴，被年轻的国民党员在韩复榘那里告倒，捕到济南枪毙之后，他们那一伙狐群狗党就星散了，大小头头们避往外地，下面的喽啰也收敛不敢生事。抗战开始后，县长跑了，地方上一时间成为无政府状态。以李长兴的老搭档李九为首的一群坏蛋，卷土重来，纷纷组织土匪武装。原山东省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留在聊城坚持抗战，和共产党合作，收编了三十几个支队的武装。1938年夏，他派第三支队齐子修部打跑了李九，进驻高唐。这年深秋，日寇大举进攻鲁西北，范筑先殉国，齐子修从高唐撤走。李九随日军返回高唐，公开做了汉奸县长，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没有更换。他手下的大小头目在各乡区成立汉奸团队，横征暴敛，生杀予夺，个个都是土皇上。他们为报前仇，杀国民党人。国民党员之留在本地的，也组织武装与之对抗，他们也需向其活动地区的各乡村进行摊派。双方都是按地亩征收，每亩征棉花多少斤，名知为“花消”。不够时再要，并无限额。我家是土财主，一百多亩地，无其他收入。记得我父亲说过，有一年向八个地方（杂团所在）缴纳花消。所以抗战后期我在北京上学，家里的供给是很不充裕的。

我家乡那一带也去过八路军，但未站住脚。县境主要是汉奸杂团与国民党的杂团相对抗。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但我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个小学同班同学鞠学舜，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说他是八路；至了他是不是八路我也不清楚。后来知道，他经营救获释，即赴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部队，后在刘邓大军中南下大别山，渡江前在江岸牺牲。每想到这样的老同学，自己的革命觉悟远远落后于他们，感到惭愧。

三、到北京上高中

1941年8月，我来到北京。首先找到在北京市立第二中学教体育的李耀东老师，他在文庙小学教过我。我说明来意。他说我年龄大了，再上初中太晚了，不如跳班上高一。我说怕跟不上班，他说好多功课是从头学更方便。我说怕考不上，他说北京有所私立的山东中学，那里有他认识的山东同乡，可以去请托一下。他去了，回话说是准许我报考，结果是考上了，高中一年级。

后来我逐渐知道，北京私立中学很多，比公立的多，其经费全来自学生缴的学费，所以录取学生不严格。有的甚至缴费就收，甚至不上课也给文凭。山东中学尚不至于这样。后来我回山东中学教书，有位老师记起我报考时数学不及格（代数几何都不会）不想取，因作文尚好，才取了。

这所学校是清末停科举兴学堂的时候，做京官的山东同乡创办的，地址在前门里西顺城街，房子原是清末名将毅军统领四川提督宋庆的公馆，宋是山东蓬莱人。初名齐鲁学堂，入民国后改名山东中学。抗战前山东省教育厅还拨补助费，我去上学时这笔钱已经没有了。多年来都是由老北京师范大学的山东籍毕业生主持，教师中也以北师大毕业且为山东人、或两者只有其一的为多，他们有一种凝聚力和敬业精神，说的直白一些，要保住这个饭碗基地。所以在当时北京的私立中学中，虽不能和外国教会出资办的育英、汇文等校相比，但一般说来办的还是不坏的。师资力量较强，特别是高中的教师，教学好的请不来专任，但可请来帮忙兼课，这些人通常也都是校长和主任的同乡、同学或好友。后来我回山东中学教课，有位也教中学的朋友得知我是北大的颇感愕然，他说：“他是师大出来的，能进山东中学？”我为之莞尔，答曰：“我是比师大更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我是山东中学毕业的。”

开学上课，坐在教室里有一种很不平常的感慨，当了四年不上学的学生，终于又能上学了。荒废已久，必须加紧努力，功课才能赶得上。购置文具时，特意挑选了一个刻有“勤能补拙”四字的墨盒以勉励自己。

课程，国文、历史、地理、生物，都无问题。外语和数学感到吃力。外语，英语之外还有日语。那时在日伪统治区，学校都要添日语。北京各中学还派有日本人教日语。山东中学的那个日本人叫高木，每班每周只教一堂课，主要教会话，其余课时由一个中国人教。高木，想他是负有监视任务的，但表面上挺和气，课堂上的要求也不严。他是什么时候撤走的不记得了，但记得我毕业时已无日本人。至于那位中国人，此时此地来教日语有为鬼子搞奴化教育之嫌，教的也不起劲，学生在课堂上干别的他也不管。期中或期末考试，别的课都是随堂考试，只有日语，教务处特意排在同一时间考，那个日本人只能各班巡视，固定在各班监场的老师则为我们放哨，我们放心地嗯，拿书（课本）来抄。所以，日语这门课的压力并不大。事后想来，学会日语，也是一门语言工具，有何不可，然而当时不作如是想，可谓恨乌及乌了。

英语，初一学过，现在读高一，课文长，生字多，语法复杂了，难度不小。我用十岁时读《四书》背《左传》的办法对付它，可是，尽管多么佶屈聱牙，反复地念，也会顺口成诵，倒背如流。课外还到西长安街改进英语补习学校补课，主要是学语法，每天一次，下午下课后课外活动时间去，相距约二里，徒步往返，上一节课回来，赶得上吃晚饭。课文背熟的多了，觉得有些语法问题豁然自解。但是课文只能念熟一部分，因为更多的时间精力要用在数学上。

高一的数学是几何和三角，三角函数公式比较偏重死记硬背，更费思索的是几何。几何是在初三已有的课，但我没学过。几何一上课一些基本名词都不知道，如说“外角等于二内对角之和”，什么是外角？什么是内对角？且研究图形的思维方式，一时似是还不入门。问老师的机会不多，只有在上自习时请功课好的同学帮助。帮助我最多的是李铭山，请人再给讲解，是要占人家的时间的；但他见对我的帮助有成效，也乐于赐教。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上大学学的工科，后来一直在铁道部门做工程师。

开学后的半个学期，对于数学，是我一生在校学习中最艰难的一段，像后来常说的是“顶着困难上”的，到期中考试时初见成效，居然考了80分。我感到像是爬坡，最陡最险的一段爬上来了，看到了前进的希望，也增强了前进的信心。期末考试，数学我考了100分。高中三年，我的数学只有两次不是满分，不过也应该指出，考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学生大多工科底子差（好的都考入市立中学或教会中学去了），题太难了，不及格的多，也不好收场。

很想回家，接到学校寄来的成绩通知书，我“免全费”。学校规定，平均在90分以上的免缴全部学费。这像初入高小头一学期得了个甲等第一名时那样，使我感到意外地惊喜，而同样也带来了要保持荣誉的压力。我保持住了，从此到毕业没再缴过学费。李铭山也免全费，上高二时他就转学走了，此后一直到毕业，全校只有我一个免全费的，即一直保持着全校最高分。有平均分在85分以上的免半费，但也不多。

春节过后，回到北京，开学上课，和第一学期刚上课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做功课不再是困难，我能不求李铭山帮助而自行解决难题了，攻克难题之后的快乐，简直是享受。春天来了，照例放假三天，连上星期日，共四天。走读的同学不来了，住校的同学都玩儿去了，只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教室里，伏案解题，那道几何题特难，我花了两天半才把它解开，画图，加辅助线，很复杂，在我的演草本上写了三大张纸，谓予不信，我还保存着该演草本可以为证。于是春假第三天下午休息加准备，第四天游颐和园。

北京的名胜，上年我初到北京为入学时去过故宫和北海，开学以后即陷入学习的困难和紧张之中，哪里也没未敢去。现在进入第二学期，功课已赶上来了，刚又解决了一道难题，便可以轻松愉快地去游颐和园了。进东宫门，穿过仁寿殿，在玉澜堂门前循昆明湖东岸南行，至南端过玉带桥，循长堤北行绕至石舫，倒游（自西而东）万寿山，一路行来，疾徐随意，飘飘欲仙。

写到这里我想谈一下来到北京后的玩儿的问题。在济南时，玩的分量大，因为那时学习的压力小，在时间上和心情上都有玩的余地。来北京后跳班入学，学习的压力很大，虽然想玩儿也不敢玩儿。所以，颐和园，到第二个学期的春假，才第一次去。说到想玩，此时我主要想玩儿的地方还不是名胜古迹，晚些时去游览，它们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主要想玩的是京剧。北京市京剧名家荟萃之地，前经阅读《戏剧旬刊》和《十日戏剧》，对他们已相当熟悉，既到北京，急切想见一见庐山真面，迟了，还怕见不上了。如杨小楼，先已病故；余叔岩，虽尚在世，但已不演出。看过一次言菊朋和言慧珠父女合演的《打渔杀家》，不久言菊朋即下世，我只见过他这一次。而如程继先贴《群英会》，孟小冬帖《搜孤救孤》，都因我未抓紧而失去仅此一见的机会。我之所以未抓紧，是因为不如看合作戏，那时常有所谓大合作戏，一次可以看到好多名角同台演出，戏码当然很硬，大约这也是招徕观众的花样。票价贵些，但比分别去看个该名角，还是省钱且省时间的。我记得有一次看的是：头场李万春的《劈山救母》。第二出记不大准，好像是萧长华、姜妙香的《连升店》。第三出压轴是金少山、裘盛戎的《白良关》，金少山扮尉迟敬德，人高马大，声如洪钟；裘盛戎扮尉迟宝林，身材矮小，其嗓音之高亢洪亮更远不能和金相比，两人同台，金把裘比没了；但当时为金配此戏，裘是首选。大轴是程砚秋、谭富英的《武家坡》，程派的唱，底确使人回味无穷，四大名旦，虽梅兰芳居首，但就唱来说，我更迷程腔。跑坡一场，程的功夫极好，特别是矮身进窑的身段，既快又美，满场鼓掌。谭富英有一条脆亮的嗓子，基本功又好，与程对唱，可谓旗鼓相当。这样的一场好戏，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他的合作戏看了也就是两三次，京剧名角大多都见过了，就不看了。到1942年进入高一下学期以后，初入学时那种听不懂的困难阶段已经过去了，功课已经追上来了，但保持免全费的荣誉还是一种压力，大量时间还是要用在做作业上。首先是数学习题，到高二有大代数、立体几何，高三学解析几何，练习题不少，老师给选一些要做的，我则全做，解题本身就是很有兴趣的事。还有高二的化学，高三的物理，都有练习题，我也全做。否则，怕保持不住高分。吃过午饭到上课还有一个多小时，我都是抓紧做习题的。

国文、历史、地理课都不感困难。有关国文课的课外阅读和写作占的时间却不少。我们那时用的国文课本，头一篇就是《诗经》上选下来的《蒹葭》，以下都是历代文史哲有代表性的篇章，按年代编列，直到民国年间。据说这是抗战前上海某书局请专家学者编选的，附有题解、作者介绍及注释。北京日伪当局就翻印了充当教材。最后选入民国年间的只有几篇文章，都不涉及反日问题，不知是原书即无有，还是有而被删掉了。

这一套国文教材，六大本，分量很重，老师只能选讲一部分，我则全读，有幼年念《四书》背《古文释义》的基础，再看看注解，读懂没什么困难。不仅如此，课堂上读了《逍遥游》，就买《庄子》来读。那时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厂甸等处，有不少旧书店或书摊，甚至街头巷尾还有摆地摊的，旧书不难得，价也不贵。逛书摊儿也是我课外一项有兴趣的活动。

作文，每两周一次，老师出题，当堂交卷。我则于课外另写文言文交给老师批改。随着国文课的进度，我对所读文章有所感，就以《读书杂记》的总题目写出来。如读孟子荀子后，就孟主性善，荀主性恶，写了一篇，其中有云：“言性善者，勿近恶了，言性恶者，力学善也，故孟荀立说，皆本救世之心也。”读过唐诗，就李白杜甫写了一篇，其结论是：“‘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于古并垂，皆成绝响。”现在看来，都是采取两不得罪态度的，不知那时何以有此心态。这样的作文，反过来又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做文言文之外，也做旧诗，且进而填词。幼年跟韩树屏老师念书时，读过旧诗。当时曾作过一二首，以后也陆续作过一点，但做不好，特别是根本不懂平仄韵律。有幸这时教我这一班国文的老师娄沉影（幻）先生，古典文学基础好，善做旧诗词，对我课外请他看的诗词习作，他是精心指导的。大约是在高一下学期，我写了一首游北京西郊的七言古诗，其中有一句“对面峰岚入眼青，”老师改“对”为“扑”，易此一字，便把骑自行车飞速前进的情况写活了。我心甚为佩服。我又作一首律诗请他看，他指出平仄不调之处。他告我作近体诗，即五言和七言的律诗和绝句，都有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之类的格律，以及一三五可以不论，二四六必须分清的规矩。还要注意押韵，例如一东二冬之类的问题也须分清。他说，既做四诗，总以遵守格律为宜。到高二时，1942年秋我游香山后，写了一首五律《登鬼见愁》（香山最高峰人称鬼见愁）：“莫畏崎岖路，直登鬼见愁。红林齐岭烧，白水傍山流（于岭头西南望永定河水在阳光照耀下蜿蜒如白练）。放眼乾坤小，平心生死休。临高舒壮志，不负一年秋。”卢先生极称赏。到高二下学期，即1943年上半年，我开始学填词。这时娄先生已离开山东中学，我则写出来送到他家中去，他照旧细心指教，师生关系不断。解放后他执教于国际关系学院，1985年以85岁高龄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我赶到八宝山向这位恩师鞠躬告别。

我上高一的时候，娄先生曾在教员休息室向别的老师说：“张守常的国文程度能教高三。”这话我是后来听说的。按当时的一般教学要求来说，把课本中的文言文，译成白话，讲给学生，懂得了文义，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仅止于这样的要求，我是可以对付的。但若有像我这样的学生课外又复多方请教，就要招架不住了。

娄先生只教了我们三个学期，到高二下学期开学时，继1943年初，忽然我们的国文教师换了刘济武先生。事先我们都未听说，娄先生也不知道，开学了不见去送功课表，他还到学校来了一趟，才知道这学期未给他发聘书。后来知道，刘先生在别的什么学校下来了，所教课时不足（那时中学教师每在各校兼课）山东中学刘运生校长和他是朋友，就把娄先生教我们的这一班课改送给刘先生了。1941年我报考山东中学的那个暑假，刘校长到山东去了，是副校长兼教务主任王友石先生把娄先生请来教我们这一班的。王先生是著名画家，不久辞去行政职务只教我们图画，所以刘校长轻率地不再聘娄先生，他也无从干预了。这位刘济武先生口才比娄先生好，但学问不够。后来听人说：他到某校第一个学期行，第二学期就不行了。其实，才半学期，我就已感觉出他的不行来了。我也不在课外写文言文了，课外做的旧诗词也不给他看，仍自送请娄先生批改。我在课堂上照例作的白话文，他也改动不了什么字，只是圈圈点点，最后写几句批语，都是顺着我的作文的内容写，一、赞同，二、鼓励。向娄先生的那样言之有物且文辞典雅的批语，他写不出来，他的毛笔字，慢说和娄先生比，还不如我写的好。

越是感到他不好，似是他也就越来越不好。从而联想到刘校长，不以我们的学业为重，擅自把我们这一班的国文钟点当做礼品，送给他的私人朋友，这样的人怎么配做校长！就在这一学期的后期，刘校长另一贪污事件暴露，被哄下了台。

这位刘校长，山东福山人，北京朝阳大学毕业。朝阳大学以法科为主，其毕业生作法官或律师的颇多，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势力，但刘校长似是学无所成，抗战前在山东中学做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图书馆的管理员。抗战初期，即北平沦陷于日伪统治之下的初期山东中学的原校长，一个老国民党员，到南方去了，谁出来做校长呢？那时大家都不愿抛头露面，于是这位刘运生先生就出任校长了。他教我们修身课，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刘济武先生是学问不够，这位刘校长是根本谈不上有学问。他不留长发，日常在长衫之外总还要穿上马褂，出门一定带礼帽，总之其气度、打扮，像个不称职也要装样子的官僚，不是个办教育的。同学们背后叫他“大花生”，大约是他的长得胖胖的像花生米而遂得此外号的罢。这外号在我入学之前就已有了，可见他早已不被尊敬了。

山东中学在西珠市口有一家商号的铺底权，即铺房不是山东中学的，而地基是山东中学的，最初不知是哪位山东同乡捐给学校的。1942年有人把该商号包括地基一并买去，山东中学分得铺底的价款，在校内修了一座教室。刘校长经办此事，有所贪污。体育教师孙友龙先生质问他，他把孙先生解聘了。孙先生，山东招远人，北师大体育系毕业，曾参加远东运动会，是著名的篮球运动员。这时他是师大讲师，兼山东中学体育教员，对教学很负责，所以有威望。孙先生找我联络同学支持他，我当然同意，于是就闹起来了。

那时同学们选班长，一般是谁功课好就选谁。我班班长原是李铭山，他在升高二时转学走了，我就被选为班长。班长的职责，主要是在上课时，老师走进教室，喊声“起立”，同学们都站起来；等老师走上讲台，喊声“敬礼”，学生向老师鞠躬，老师点头还礼，大家接着就坐下来听讲。不过这么点事。至于代表班上同学向学校或老师谈点什么事，也有过，但不多。昨天晚上孙先生找我谈过之后，我即找部分同学，包括其他班的班长，商量挽留孙先生，大家决定第二天就干。

翌晨上早操时，孙先生照常来了。刘校长新聘的那位先生也来了，我立即迎了上去，说明情况，人家不知道这里边还有麻烦问题，立即走了。我跳上那个木制的小台子，向同学们说明校长贪污，不肯自责，反而硬将质问他的孙先生解聘，我们不能同意，要请孙先生继续教我们。大家鼓掌赞成。孙先生登上木台子，照常领导我们做早操。

校长解聘，学生挽留，成了僵局。校董会及其他有关人氏出来调停，这些都是在校外进行的，我不大清楚，我只和另外几位同学找董事长陈述过意见。结果是刘校长辞职，孙先生也离校，由数学教员王卓亭（绍颜）先生出任校长，另请一位先生来接体育课。

王卓亭先生，山东惠民人，抗战前师大数学系毕业。我高中三年的数学课，除三角外，都是他教的。他不大会讲话，但课堂教学极好。他业务精熟，能引导学生的思路跟着他的讲解走，不怎么感觉费力就懂得了难点。后来他曾对我说：不能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得有间歇，给学生留出思考的时间来。我答：“此处无声胜有声。”他做校长毫无官气，他仍然是一个教员。他着重的只有一件事：请好教员；专任的讲不来，请兼课的。有那么几年，山东中学高中的教师阵容，比名牌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还强，因为两校彼此兼课的不少，你有我也有，但不彼此兼课的，有几位好教师，却是女附中所没有的。

比如韩刚羽（文佑）先生，高三时教过我班的国文，为期不长，却是我一生最为崇敬的老师，这样好的老师，那时的师大女附中是没有的。

我们这一班由高二升高三，国文仍由刘济武先生教，大约到放寒假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刘先生不知怎样得到日语专科学校教务长的位置，丢下我们这班课就走了，王卓亭先生遂请韩刚羽先生来“救场”。

韩先生，通县人，清华英文系出身，却一直教国文。他声音不大，但讲的细致。开头即讲马致远的散曲《秋思》。他把这篇课文的那种文学意境讲出来了。刘济武先生讲不出来，选课文时他也躲着诗词。娄先生给我们讲过唐诗，这是他的强项，但也讲不到韩先生的水平。韩、娄两先生，我是一直和他们来往的，后来逐渐了解到，这是学问修养有差距的缘故。娄先生只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基础，对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几乎是不接触，他家里没有这方面的书。韩先生则古今中外的文学书都读，他勤于读书，到老不缀，是一位学者型的教师。我在高二请娄先生批改的最后一篇文言文是《张巡论》，这是读课文，《张中丞传后序》后娄先生出的作文题。韩先生在课堂上偶尔说到张巡杀妾享士为“不近人情”，我于是又写了一篇《再论张巡杀妾享士》，抄在以前用的作文本上，送请韩先生批阅。韩先生未加圈点，在文后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仍不同意我的观点，后来我又写了一封信，在和韩先生辨难。但这些争论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韩先生不赞成我写这样的史论，因为，这不是文学。我接受了这个观点，以后再也没写过这样的史论。韩先生在这一个多月的教学中，有过两次作文，他出的题目是：《自我描写》，《炉边夜话》，这样的题目也无法写史论。

寒假以后，我上高三的最后一学期，韩先生没继续教我们。因为这时从山东来了一位阎乐亭先生，山东荣成人，老师大中文系毕业，是山东中学小圈子里的重要成员，所以来了就做教导主任，兼教高三国文。这位先生学问还不错，不过他的经历似是不在教学上，后来听说他是在做国民党系统的地下工作。所以到我毕业时他又走了。王卓亭先生又把韩先生请来教了一年，教我下一班高三的课，我记得曾回母校听他讲，《人间词话》。

那时韩先生在某大学教大一国文。是哪个大学已记不清，只记得1949年许广平先生来到北京，把周海婴安排在该大学读书，就在韩先生教的那个班上。

1951年韩先生被黎锦熙先生请来师大中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在天津属于河北省管的一个什么师范学院，几经变动播迁，最后定名为河北大学，定点在保定；但韩先生晚年则一直住在该校遗留在天津西湖村的教师宿舍里。1986年我到天津去看他，曾拍一合影，再过五年，他以微疾逝世，84岁。

韩先生学问好，更主要的是他人好。他为人正派，待人诚恳，绝对的正派、诚恳，绝无半点水分，是所谓纯粹的圣贤品格。所以，他是我生平最崇敬的老师（不是“之一”）.张中行先生和他是好友，用张先生的说法是“刎颈之交”。张先生写有一篇《韩文佑》，收在《负暄三话》里，写韩先生，很传神。

我生平上学有三个用功的时期，一是1932年在私塾馆受教于韩树屏老师时，二是1933-1935年在县城上高小时，三是1941-1944年在山东中学上高中时，而尤以后者用的气力最大。我克服了跳班的困难，一直保持着免全费（各科平均90分以上）的水平。我还有一项纪录：三年间未缺过一次课，偶有小病，硬是不请假，也抗过去了。我自己用功，又有幸遇到好老师，使我在高中阶段学的扎实，为顺利地1949升入大学和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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