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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广波《胡适论红楼梦》自序

已有 425 次阅读 2020-11-25 13:50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评论(07-11)|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宋广波《胡适论红楼梦》自序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11月25日发布(第26482篇)

【按:为纪念新红学一百周年,商务印书馆将隆重推出宋广波先生编校的《胡适论红楼梦》。本文首发在《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5期。授权笔者发表在科学网时又略有修改。感谢宋广波先生惠寄。】

 

拙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是2005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次年曾加印一次)。其后,我又不断发现胡适论红的新材料。最大宗的,是2008年在台北胡适纪念馆发现了胡适在有关《红楼梦》、曹雪芹书上的大量批注。承蒙该馆授权,我将其中精华部分编集为《胡适批红集》一书,于次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后的十余年间,仍有零散的胡适论红文献不时“冒”出来。与红友们分享这些新材料时,时时会得到“忠劝”:应尽快将《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一书修补、重印。十多年来,我亦有此念,因书中有些许错字,每念及此,辄既愧又悔,总希早日改错订讹。2021年,是胡适开创“新红学”一百年,在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计修订、重印此书。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本名为“胡适论红楼梦”。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接纳此书时,建议将书名改作“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我接纳了社方的意见。但十多年来,我仍觉用“胡适论红楼梦”作书名更好,故借这次修订之机,改回原书名。《胡适论红楼梦》,本是我1999年开始的“胡适与红学”研究系列的第一个工作。我当时的打算是,先编集《胡适论红楼梦》和编著《胡适红学年谱》,然后撰写评述胡适《红楼梦》研究的《胡适与红学》一书。所以要编《胡适论红楼梦》,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有鉴于当时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一书之不全。拙编共收入胡适论红及相关文献169篇(件),较上古本《全编》多出80篇,并纠正了上古本的一些错误。此次修订,又加增45篇,总计214篇。

除有新文献收入以外,本次修订特别注重所收文献底本的选择与校勘。胡适先生说:“若无古本,则是非如何能定?”[1]又说:“校勘学的正路是多寻求古本,——寻求原稿本或最接近原稿本的古本。”[2]也就是说,求古本的目的,是为定是非,最大限度的保存原作之真。但二十年前,限于当时条件,胡适不少论红文献的原稿本(如收藏于台北胡适纪念馆的1950年代的论红手札),笔者尚不能查阅并使用,而只能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发表件收入。事实上,任何一部文稿,从最原始的稿本到排印本,从第一个排印本到更新的排印本都有产生错误的可能。这种情形,在胡适论红文献的早期流布过程中颇普遍。其中,有的错误非常明显,如将“甲戌年”误作“甲戍年”,将“周汝昌”误作“周世昌”,将“李祖韩”误作“李祖翰”、“李祖涵”,将“曹颙”误作“曹頫”,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误作《红楼梦八十四回校本》等等。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都是常识性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一向要求别人治学要严谨的胡适又何以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但因当时不得见胡适原件,只能存疑,有的则通过“加注”的方式处理。拙编在《红楼梦八十四回校本》后面就加了这样一条小注:“按,当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3]今检原函,赫然写着的正是“八十回校本”,而不是“八十四回校本”!因此次修订系据胡档收入,这条小注遂成多余,也就删掉了。

由作者定稿的手稿本不仅可以修正常识性错误,还能发现早期排印本的其它疏失。首先,比勘原稿本与排印本,会发现排印本遗漏情形颇严重。试举四例说明。

第一例,1961年1月17日胡适致苏雪林、高阳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最早发表此函时,有这样一段话:

 

他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贫与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从容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抄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说的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是四大不幸。这些都值得我们无限悲哀的同情。[4]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他的文学朋友都不大高明,他的文学环境与背景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贫与病使他不能从容写作,使他不能从容细细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抄去换银钱来买面买药,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说的结构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够写完成了,他死时只留下一部未完的残稿,是四大不幸。这些都值得我们无限悲哀的同情。[5]

 

第二例,1960年11月24日胡适致高阳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及以此为底本的坊间各版本有如下的内容: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

……(那些破落户的旧王孙与满汉旗人,人人自命风流才子,在那个环境里,雪芹的成就总算是特出的了。)[6]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与文学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

……(那些破落户的旧王孙与满汉旗人,人人自命风流才子,彼此相推为风流才子。在那个环境里,雪芹的成就总算是特出的了。)[7]

 

第三例,1961年2月24日胡适答赵聪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及以此为底本的坊间各版本有这样的内容:

 

看“庚辰本”的残缺状况,——已写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四回六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显然是后来补写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证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8]

 

而原本却是这样的:

 

看“庚辰本”的残缺状况,——已写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回六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显然是后来补写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故没有分开,也没有回目;二十二回未写完(此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证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9]

 

第四例,1961年5月31日胡适复李祖法函。本函第五段之后,漏掉了相对要害的整整一段:

 

“劫”画之人为什么至今不发表画上诸名人题咏呢?因为这些题咏足以证实画上的人不姓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发表了原有的题咏,这画象就没有引人注意的资格了。[10]

 

上引原本中加黑者即排印本遗漏或印错者。两相对比,可知胡适的原稿无论从思想、文气方面,都比年谱长编所引者高明。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发表件是上古本《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拙编以及海峡两岸所有胡适书信集的底本,故这种错误也沿袭了三十多年!

除了诸如上述为数不少的遗漏外,排印本之漏字、错字、着重号被省略等缺失也不在少数。最不能原谅的,是排印本有时竟将收信人的名字印错。胡适晚年,有一封复潘悫论曹雪芹家世的信,向受红学界重视。早前,我们通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看到的这封信内容如下:

 

君实先生:

谢谢你送我《钟表浅说》一本,我读了很感兴趣,还增加了不少知识。

你在钟表小史里提到《红楼梦》里提及钟表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加一条“脂砚斋评本”的小考据。五十二回(你已提到了此一回)写晴雯补裘完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脂砚斋本有小注云:

 

据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说“避讳”。(此条是依据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

听说你的病已大有进步,今天看见你的题字,我很高兴。我此时不敢来看你,怕劳动你。匆匆草短信道谢,并祝多多保重。

                                            胡适敬上  

四七、十二、二十日[11]

 

今查原件,知收信人为“实君”,而非“君实”。[12]潘悫当时供职于“中研院”史语所,其所赠胡适的《钟表浅说》也收藏于胡适的藏书中,扉页上有其题签:“适之先生教正,作者敬呈。”在“潘悫著”下面,胡适特别用红笔笺注:“(实君)”。[13]此外,“据四下”乃“按四下”之误;“并祝多多保重”乃“并祝你多多珍重!”之误。

综合以上诸例,可知搜求作者定稿的手稿本的重要了。本次修订,除1950年代的胡适论红手札使用了胡适纪念馆收藏的原稿外,胡适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则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手稿为底本,胡适1922年所写《红楼梦考证》的两篇重要跋文,则使用收藏家梁勤峰先生提供的手稿(梁先生热诚支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可为收藏界之楷模)。有的胡适论红书札是以手稿的形式在杂志上影印发表的,如1954年3月7日胡适答程靖宇书,1954年12月17日沈怡书,1962年2月20日答金作明书等,也拜托台北友人帮忙复制原刊,以作底本。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用作底本的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档案,有的不是胡适的手稿,而是秘书抄录用以留底、存档的稿本,胡适的原函当在收件人手里,我希望将来能看到这些原件。

有的论红文献没有手稿了,只能搜集不同的版本尤其是首次发表本加以互校。也不是首次发表本就是绝对的最权威,有时首次发表本也有错误。说起首次发表本,我一直有一个遗憾。本书收入的《红楼梦考证》之初稿,是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手稿,但自二十年前,我一直在多方搜求这篇重要文献的首次发表本——1921年5月亚东本《红楼梦》的第一版,但迄今也未能如愿,甚盼红学的同道们也注意这篇文献和这个本子。

在修订本书的过程中,本人深感校书编书之苦、之难。校书的目的,无非是为读者厘定出一个最可靠的定本。我以为正确的办法是这样的:先找出最权威的本子,然后从事机械的“笨校”、“死校”。胡适的朋友、史学大师陈垣常用“倒校”的办法,就是一篇文章从后往前校,丝毫不受文章逻辑、理路的干扰。胡适的另一位比较亲密的朋友周作人有这样的“规矩”:凡文章发表前,最后的校样必须经其亲自过眼后才允发表。前贤的这些做法,我们都应该继承的。胡适本人在校书方面,远不如陈、周严格。作为知识界的领袖,同时又是最畅销的学术书作者,胡适的著作是备受出版商欢迎的。与胡适关系向来密切的亚东图书馆是这样做的:他们会把胡适发表的文章剪下并编好目录,胡适将这个目录增删调整,一集“文存”就出来了。四集《胡适文存》都是这样运作出来的。仔细排比胡适的传记材料,我可以断定,胡适并未一次一次地认真看校样,甚至他自己的书出版后都没有时间细看。1950年代,胡适已不似在国内时那样繁忙,他这时细看他的《文存》,也慨叹错误之多,而这些畅销书已流布了30年!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为本书修订提供帮助的几位朋友。商务印书馆厚艳芬女士和张鹏先生不仅业务精道,更是一丝不苟。因抗疫不便见面,张鹏先生就和我通过电话沟通书稿,有时甚至一天通话六个小时!感谢帮忙校对的曹国芳兄、李宝山、徐建平兄、任世权兄、马文飞兄、梁岳标兄。诸友在校对过程中,常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是要深深感谢的。还要感谢“胡学”老友李建军兄。感谢台北胡适纪念馆在使用档案方面给予的便利。

 

                                               宋广波

                                           2020年8月4日记

 

 

 

 



[1]胡适致钟凤年函,1948年7月25日,载《胡适手稿》第4集卷3,胡适纪念馆印行,1968年,406页。

[2]《胡适手稿》第2集卷1,胡适纪念馆印行,1968年,91页。

[3]宋广波编校:《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481页。

[4]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3455页。

[5]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258-015。

[6]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3386页。

[7]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5-072-002。

[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3515页。

[9]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051-004。

[10]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068-007。

[11]《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2776-2777页。

[12]本修订本底本,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239-012。

[13]台北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N08F2-038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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