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对《红楼梦》版本研究的贡献

推荐陈熙中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6日发布

（本文首发在《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四期第47-52页，感谢责任编辑惠寄并同意转发。陈熙中先生参加了2017年4月10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的缅怀冯其庸先生的追思会，并在会上发言。这里将他在会上的发言照片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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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红学大家，他对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都有精深研究，成就卓著。在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着重谈一下冯先生在庚辰本《石头记》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红楼梦》（《石头记》）最初以抄本流传于世，只有八十回，是一部未完稿。在传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种抄本自然会出现文字差异。程伟元、高鹗说：“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红楼梦引言》）他们声称在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时，曾“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同上）程高本问世后，有人注意到了程高本与“旧抄本”的文字异同。苕溪渔隐在《痴人说梦》（嘉庆年间刊本）的《镌石订疑》中曾摘录出数十条异文，如：“贾珍笑说：‘你还硬朗？’”（第五十三回）按旧抄本此句下：“乌进孝笑回道：‘托爷的福，还走得动。’贾政道：‘你儿子也大了，该叫他走走也罢了。’”方接“乌进孝笑道”句。“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阵大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第五十七回）按旧抄本作：“一概都化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凝聚，人还看的见，须得一阵大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到了民国初年，有正书局狄葆贤刊印《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今称有正本或戚序本）时，在前四十回加了自写的许多眉批，主要是指出“原本”文字胜于“今本”（即程高本），如：“口碑下之小注是门子所抄护官符原有之注解，非批语也，今本全行删去，谬极。”（第四回）“‘抡’字是京语，活画当时情状，今本改为‘揕’字，不知所云。”（第九回）“‘伏史湘云一笔’六字乃小注，今本乃误将‘史湘云’三字列入‘王夫人、邢夫人’之上，谬甚。”（第十三回）狄葆贤的眉批数量较多，在异文比勘上较之苕溪渔隐又进了一步。其后随着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和其他脂抄本的陆续发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程高本前八十回对雪芹原稿作了大量改动，其中很多属于误改、妄改。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排印出版的《红楼梦》仍是程高本，脂抄本只是被整理者用作参校本，据以对程高本的少量文字作些改动。直到１９５８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俞平伯、王惜时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情况才出现变化。此书以有正本为底本，以庚辰本为主要校本，并参校其他抄本（同时附有《红楼梦后部四十回》和《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这是第一部以属于脂本系统的一个本子为底本整理校订成的《红楼梦》。校订者明确提出他们的目的是要“整理出一个更接近作者原著的本子来”，“尽可能接近曹著的本来面目”。就其所用底本和校订目的这两点而言，《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整理和出版应该说在《红楼梦》版本史上是具有某种开创性意义的事件。不过，如果目的是要达到“尽可能接近曹著的本来面目”，那么采用有正本为底本是否最佳选择就值得进一步探讨了。俞平伯先生自己曾谈过这个问题。他在１９５８年写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中说，用有正本为底本，是因为“一则由于易得，便于丹黄涂抹；二则它也最完整。”１９６２年他在《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弁言》中又再次谈到底本问题，这样说道：“用庚辰本或用戚本（即有正本）来做校勘的底本，当初原很踌躇，后决定用了有正本，大半为工作的方便起见。决定以后，甚至校完以后，我仍不免疑惑：是否还应当用庚辰本作底本呢？是否错了呢？现在看来，这倒不算错。有正本虽经妄改，但它的原底（戚本）实和其他的脂评本是一个系统，而且距离这现存最早、比较最好的甲戌本很接近。”这说明，俞先生在采用庚辰本还是有正本为底本的问题上是十分犹豫不决的，虽然他最终认定用有正本作底本并不错。１９８２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此书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此书的校注工作始于１９７５年，冯其庸先生为总负责人。此书初版《前言》中说明所以采用庚辰本为底本，是因为在《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中，“庚辰本是抄得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唯一的一种，它虽然存在着少量的残缺，但却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经后人修饰增补”。２００８年此书出版第三版时，冯先生在《〈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中回忆说：“记得１９７５年校订开始之初，我们曾为选用底本，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本（指底本的年代）为底本，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冯先生肯定采用庚辰本为底本的正确性，这是他对庚辰本作了全面深入研究以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冯先生研究庚辰本的成果体现在他的名著《论庚辰本》（初版于１９７８年）以及后续的有关论述中。１９３３年胡适见到徐星曙所藏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写了《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一文，他认为“此本是乾隆庚辰秋写定的过录本”，“现今所存八十回本可以考知高鹗续书以前的《红楼梦》原书状况的，有正石印戚本之外，只有此本了。此本有许多地方胜于戚本。”１９６１年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再一次肯定庚辰本的价值，说：“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之间，前八十回大致写成了，故有‘庚辰秋月定本’的检订。现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回稿本没有经过别人整理添补的状态。”但是胡适当年仅将甲戌本与庚辰本对勘了一部分，还谈不上对庚辰本有细致深入的研究。在冯先生之前，对庚辰本做过比较认真探讨的是吴世昌先生。１９６１年吴先生在英文版《红楼梦探源》中列有一章《脂京本的构成及其底本》（按：“脂京本”是吴先生对庚辰本的命名），１９６３年他又写了一篇长文《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六期）。关于庚辰本的构成和年代，吴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庚辰本（他称为脂京本）是在不同时间用若干底本拼凑起来的合抄本，即使不是“百衲本”，至少是个“集锦本”。因为各底本的年代不同，而抄配则显在丁亥以后，所以不能称为“庚辰”本或“庚辰秋月定本”。冯先生说过，他研究庚辰本是出于校订工作的需要“必须对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吴世昌同志的许多论点作出判断和选择”。冯先生对庚辰本的看法和评价，他自己在《自序———关于〈石头记〉脂本的研究》中曾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它的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的改定本，这时离开曹雪芹的去世只有两年了。截止现在，还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这个“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一句话，庚辰本是现存《石头记》乾隆抄本中最好的一个本子。二、庚辰本是据己卯本的过录本（怡府本）过录的，因此在庚辰本里，保存着己卯本的原貌，即以两本的双行小字批语来说，己卯本上七百一十七条双行小字批，庚辰本上只差一个“画”字……特别是己卯本上的空行、缺字、衍文，以及正文以外对抄手的提示文字，庚辰本也照抄不误（详见《论庚辰本》）。……三、在庚辰本上，保存了脂砚斋等人的不少珍贵批语，对探索此书的创作情况及曹家的史事，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四、这个本子是一个遗留有部分残缺的本子，从作品的完整性来看，似乎是个缺点，但从研究曹雪芹作品的原貌来说，它却是一份最宝贵最真实的记录，它有助于我们对照出来许多完整的《石头记》的“完整文字”的增补性质。……五、这个抄本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曹雪芹的《石头记》手稿至今早已不存了，唯独在这个庚辰本上，保留着“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和“庚辰秋月定本”者两条题记，从而使我们得知这个本子虽是过录本，但除错别字和极少几处抄漏外，却未经人有意篡改，所以它确实可以说是仅次于作者亲笔手稿的一个本子。

从上述冯先生对庚辰本所作的概述和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吴世昌先生关于庚辰本的年代、构成和底本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吴世昌先生对庚辰本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很仔细地检视了庚辰本全书的正文和脂评的情况，从而判定它是由四个底本（若算上后来抄配的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则是五个底本）凑合抄配而成的。但是，也许因为当时己卯本还没影印出版，吴先生未能全面考察己卯本与庚辰本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他对庚辰本性质的判定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冯先生之所以在庚辰本的研究上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纠正了吴先生的一些不符实际的结论，正是因为他通过对己卯本和庚辰本的认真细致的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我们知道，１９７５年冯先生与吴恩裕先生共同发现和确认了现存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这是《红楼梦》抄本研究史上的一个大突破。紧接着，冯先生又将己卯本和庚辰本联系起来，对这两个本子作了更全面深入的考察，从两本抄写的款式相同、回目相同、批语相同、避讳相同等六个方面，论证了己卯本与庚辰本的特殊的密切关系，这是《红楼梦》抄本研究上的又一个重大突破。这两个突破，是冯先生在《红楼梦》版本研究史上作出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卓越贡献。令人钦佩的是，冯其庸先生在学术上不但勇于创新，而且勇于修正错误。冯先生的《论庚辰本》问世后，书中的个别论点曾引起争论。冯先生在《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序》中说：“余昔曾以己卯本对校，撰《论庚辰本》一书，揭示己卯、庚辰两本相同者十之九而有余，至其不同处仅一间之隔，余乃论断庚辰本系据己卯本过录，自此论公布后，庚辰、己卯两本惊人相同之真面目遂为学界重视，然此论尚有未精核处，夫庚辰本既据己卯本过录，则何以尚存一间之隔，是不可解者，是以红学界数君子乃有论难之作。余思之十年，心然诸君之说，盖己卯、庚辰虽亲如父子血脉而其间尚有毫发之差，固不能即以直接过录本视之也。由此可见学问之难而论辩之可贵也，诸君匡我不逮，心甚德之，书此以彰吾之失而谢诸君之助也。”冯先生这种谦虚、严谨、求实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邮编：１００８７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