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五十年

推荐李希凡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2日发布

（按：《相知五十年》原载李经国主编《师友笔下冯其庸》代序（2012年4月文化艺术出版社版），收入《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四期纪念冯其庸先生专辑的第一篇。并加附记：这是一篇旧作，本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一个发言，成文后就被李经国同志拿去作为他编辑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一书的《代序》。“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其庸同志已赴仙界的今天，我认为再次“标榜”一下冯氏研究“红学”之路，不只是寄托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于纠正当前红学的乱象。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８日

值得专门提出的是，2017年4月10日，李希凡先生坐着轮椅出席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冯其庸先生追思会，并在会上发言。笔者征得学刊责任编辑同意在博客上转发李希凡先生的这篇文章。李希凡先生在和吕启祥的多次电话中谈起了他准备在学刊发表这篇文章。

借此机会，笔者将他在4月10日会议上的影像发布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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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其庸同志已是５０多年的老友，或者说最早还有半师之谊。１９５４年，其庸同志进入人民大学任教，我于１９５３年秋，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人大哲学班做研究生的。事有凑巧，１９５４年暑假，人大学生会组织同学们进行暑期论文竞赛，当时我刚刚读完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深受小说主人公巴特曼诺夫的坚毅性格所感动，就写了一篇评论参加比赛。其庸同志是评委，是他推荐了我这篇文章，评为二等奖，因此，可以说我们那时虽不相识，却已有神交了。１９５６年，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学习讲座，其庸同志来人民日报社五楼小礼堂讲古代散文，我也是听课者之一。所以说，有半师之谊，是实实在在的。到了６０年代，其庸同志已是我主编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的作者了。

其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４年，我们又曾一起在林默涵同志领导下参加反修写作组。“文革”来临，各自经历了一番磨难，劫后重逢，我还得到了其庸亲自镌刻的一方印章。我记得，他送给我时，还说了一句：“可惜右下角缺了一小块，但并不影响字体。”我很高兴，因为这是老友的深情厚谊，缺角也有纪念意义。７０年代又在一起校注《红楼梦》，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文化部又把我们一同调来接掌中国艺术研究院，最后工作到离休。

当然，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联系得更为密切的，是我们共同爱好的“红学”。１９７４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都得到了重印。这时，文化部下属成立了“文化艺术机构”，袁水拍同志是领导成员之一。他曾向上建议，要校订注释一部恢复曹雪芹原作前八十回面貌的新版《红楼梦》，因为当时出版的《红楼梦》，仍然是所谓百二十回的“程高本”。那时，在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程高本”不仅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们对前八十回也有所篡改，进行校订注释，绝对是一项对广大读者有益的学术工程，上级批准了袁水拍的建议。就由袁水拍负责组织校订注释组，并从全国各高校调集《红楼梦》研究者来做这件事，袁水拍就借调其庸同志和我做他的助手———校订组副组长。能参加这项学术工程，无论对于其庸还是我，都是大喜事。很快，北京和各省大专院校都推荐了人选，也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并校注出《红楼梦》前五回，分赴各地去征求意见。

我之所以要特别讲这件事，一是因为这个校订组的工作，对近三十年红学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开展红学研究方面培养了人才，参加校注组的同仁，几乎每一位都有《红楼梦》研究专著问世，有的已著作等身。二是这项工程完全是在其庸同志领导下完成的。因为我只在校订组工作了一年多，就被张春桥下令离开。那时，我虽是《人民日报》工作领导成员之一，文艺部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却又是文艺部造反派的斗争对象，在他们的包围监督之下，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我虽被他们逐出校订组，却不想回《人民日报》，就赖在校订组未走，而其庸同志有事也还找我商量。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奉召不得不回《人民日报》，但半年后又成了被审查对象，又去“五七干校”，虽心系校订组，却已无能为力了。袁水拍更是早已成了审查对象。于是谣言四起，说校订组是“四人帮”的阴谋组织，有的单位还贴出大字报。其庸独立支撑着校订组，日子很不好过。校订注释《红楼梦》能有什么阴谋？有几位刚恢复工作的文艺界老领导，他们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也反对“四人帮”，却也不支持校订《红楼梦》，使其庸同志的工作更加困难。我很感谢其庸同志，在此艰难时刻，正是他的奔走和坚持，得到了文化部和研究院贺敬之、苏一平、冯牧等同志的支持，让他继续完成这项任务。当时不少人已经调回去了，于是又向各地借调了一些人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也因本单位的工作回去了，最后只剩下其庸等少数几位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完成了这第一次恢复曹雪芹原作的校订注释工程，１９８２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截止到去年夏天已发行四百万套。我们并不认为，当时的校注就尽善尽美了，但它毕竟掀开了现代红学研究新的一页，集中各种《石头记》手抄本，以庚辰本为底本，进行了恢复曹雪芹前八十回原作的努力。之后曾接受读者意见，在其庸同志主持下，又修订了两次。新版《红楼梦》无论在广大读者中，还是在红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起了促进学术研究的积极作用。

《石头记》（即《红楼梦》）诞生二百多年以来，评批很多，并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不乏精彩的见解。但在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索隐派”旧红学和“自传说”新红学。胡适批评索隐派红学切中要害，但新红学完全不把《红楼梦》看成一部真实、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伟大文学作品，而一口咬定，曹雪芹写的是自己的家事———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写闺友闺情的”。他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虽做出了一定贡献，却大大曲解了《红楼梦》的历史内涵、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１９５４年对新红学的批评虽有过火之处，却引领红学研究走上了回归文学之路。其庸的红学视野并不始于版本校订，在“文革”的苦难中他已开始抄录《红楼梦》并思考红学问题，以排遣无聊的时光，并有了思考他的研究规划了。校订《红楼梦》，首先是选底本问题，虽有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决定以庚辰本为底本，其庸写了《论庚辰本》，阐述了他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庚辰本是最早发现的比较完整的曹雪芹原作前八十回的抄本，其后他又写了《石头记脂本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完成了他对《红楼梦》版本的系统研究。尽管“汇校本”缺乏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那时只能靠一两个人的对照抄写，成书时出现了不少讹误，后来，他又与季稚跃同志一起，花了多年的时间，重新完成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一书，不但改正了前书的错误，还集合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的评语，成为一部研究“红学”重要的工具书，也了却了他改正原汇校本错误的心愿。《红楼梦》的汇校本是红学版本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开拓。

《红楼梦》的创作，当然与作家曹雪芹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其庸在校订《红楼梦》时，就已经开始了对曹雪芹身世的文献考证和实际调查，完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和《文物图录》两部专著。三十年来，其庸有关红学的系列著作自成系统，循序渐进，版本的校订和研究，家世的调查和考证，评批的整理和集成。其庸是学国学的，治学有朴学的求实之风，他并非为考证而考证，也不像新红学派一些学者为趣味而考证，他的考证是服务于作家和作品的科学论断，以便正确深入理解和解读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和《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其庸近年来出版的两部红学著作是《论红楼梦思想》和冯评本《石头记》，可以从其庸红学著述中看出，他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这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其庸的红学研究，虽继承了朴学的求实传统，却没有把小说作为考证对象，也没有把它看成是孤立的古已有之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到小说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产生它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分析和评价了曹雪芹和《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这是现代红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是科学的论证。

其庸在“红学”上的贡献，还不止在他的著作等身，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视野。三十多年前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一直延续至今，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举办各种专题的研讨会，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红学研究者，中国红学会的工作，至少有二十年是他在支撑着。至于创刊三十多年的《红楼梦学刊》，更是他和几位青年同志一手操办创建的，至今在广大读者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面旗帜。这里有着我们共同的经历，使我感到歉意的是，在几次艰难的关键时刻，我都未能和他分忧。

其庸同志多才艺，不只书画创作独具风格，就是西部摄影作品集，那雄浑的气势，也令人震撼！即使在学术研究中，他的成就也不只在红学方面，他一生都是在中华文化大视野中拼搏、奋斗，有着多方面的建树，比传统国学更宽广。可惜这些领域，我都是无知无识，只能表示由衷的钦佩！

李经国同志编辑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一书，为大家全面地了解、认识冯其庸同志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此我愿聊赘数语以为序。

李希凡２０１１年４月

附记：这是一篇旧作，本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一个发言，成文后就被李经国同志拿去作为他编辑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一书的《代序》。“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其庸同志已赴仙界的今天，我认为再次“标榜”一下冯氏研究“红学”之路，不只是寄托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于纠正当前红学的乱象。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８日

（本文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邮编：１０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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