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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地球科学界的一些批评和建议[zz]

已有 7475 次阅读 2009-6-15 15:38 |个人分类:观点评述 |系统分类:海外观察|关键词:地球科学,科研,批评,建议,华人| 科研, 批评, 地球科学, 华人, 建议

孙贤鉥 李昭兴

 

前言
 

      前年(1996)八月初吴大铭先生从美国到纽西兰安排一些和地震、大地构造研究相关的工作之后到堪培拉的澳洲联邦地质调查所来访问五天。在这几天中他和我们常在一起反刍回台湾办事的经验,交换各人对目前台湾地球科学界的情况和发展的看法。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是台湾地球科学研究、发展的大好机会。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使人们在工作精神上有高度的改善,使得研究成果能有急速和稳定的进步。有些人指出台湾地学界的许多情况和大陆相似,百废待举加上冰冻三尺,两岸如同难兄难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已。大陆的许多问题在台湾一样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我们觉得这是很值得警惕的。因为近五十年来,台湾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比大陆有利多了。既无1957年打断全国知识分子脊椎骨的反右派运动,也没有19661976年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十年浩劫。近年来政府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研究员教授们可以定期申请出国进修,何况还有许多获有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和学有专长的学者归国工作。按道理,研究成果应该不难比现在的情况好很多。我们试图去探讨问题的根源以及可能解决的办法。三个臭皮匠在一起虽然并没有真的看透其中的玄机,但多少也有些心得。于是我们本着心中有愧作乌鸦的心情写出一些包括了事后有先见之明的想法,就教于身历其境的师友、同行和后生之辈们,并希望能得到各种不同的回响。往事己矣,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写这篇文章时,我们不敢冒充有能力去系统地对国内研究机构、大学和私人做不同层次的批评和建议。因为那样做须要有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后,才有资格说话。那将是超过了本文的通俗性和我们目前的能力范围。

   几位在台湾的青年朋友们看了本文的初稿之后,指出着墨太多于过气的老人,以及陈年旧帐,有些脱离现实。他们认为和孙贤鉥写的批评中国大陆地学界的四篇杂文(地质,14卷第2期,183200页,1994)比起来,显得过分的
温和并且未击中要害。因此他们提供了一些现实情况的描述和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希望能使本文更能反映出一些今日台湾地球科学界的现实。我们不提这些青年朋友的姓名,是为了文责自负,并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我们要强调:他们的意见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我们感谢余树桢先生指出:这篇文章前半部只说坏的一面,象征性地以少数几件事和几个人的行为去扒粪揭发,和过分地批评台湾地学界的阴暗面,但忽视了数十年来众人努力的成果,以至于全文失去了平衡。我们接受并承认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明显地,台湾今天的许多成就,是许多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很困难和不利的情况下,不断地挣扎努力,默默地耕耘所造成的结果(爱拼才会赢!)。我们不难举出一些地学界有成就的例子:包括了许多地学系所的成立,许多地学期刊和学会的创设,全省地震监测网,各种有相当规模的同位素实验室的建立,大型地学研究计划的规划和执行
……。这许多人的努力,也显示于近年来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台湾作者大量增加,参加国际会议的台湾人数大量增加,在台湾召开的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合作的项目也越来越多……。藉此机会,我们对这些人的努力和成就,表示由衷的欣赏和佩服。此外我们也想指出:许多年来在国外地学界有成就、有能力帮忙台湾的留学生海外学人之中,真正很热心、全心全意、积极投入去协助(而不是去占人便宜)台湾的例子虽然有,但不很多。回想起来,我们自己也感到惭愧。

  我们也要感谢
地质编委们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们需要强调文中的评批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单位。但有些地方不免要犯不实的错误。在此,先致我们的歉意。


台湾地球科学的新纪元
 

  去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在台北开中国地质学会年会时邀请九十多位大陆的同行参加。研讨会的总标题是开创中国地质学的新纪元(好大的口气!)。在那段期间我们曾听到一些主、客双方蛮有深度的批评。有人指出许多更值得邀请的大陆同行没有被邀请或因故无法参加。在开会前一个多月我们听说中国大陆地矿部提出意见,认为这个会应该和它联合主办,同时中国大陆的代表中若干比例(~70%)应当是地矿部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办好入境手续,才提出如此不恰当的无理要求,我们觉得很荒唐。开会期间主、客双方较杰出的人都对报告内容感到有些失望,发现许多论文的程度平凡或为小品文,有的真差劲,以至于很难让人感到有新纪元的气氛。大陆来的客人发现台湾的地学界狗屁叼糟、滥竽充数的人似乎也真不少。有人照着以往的惯例,发表了好几个讲题、报告。虽拥有美国名大学的学位,所讲的内容肤浅,明显地与先进的研究脱节。

 

  这种情况是否真的无法理解吗?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台湾的地学界虽然有许多人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在西方社会中呆过几年,但缺乏继续作多年研究的经历。回台湾后如果能振作起来,努力上进,有决心和毅力不断地认真做研究和教学,则大有展望(不少人的确是如此)。但也有许多人没有振作心或积极性,对科学发展已经没有兴趣,以至于长年靠吃老本,甚至靠耍嘴皮维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就遗忘了该如何去做有深度的研究,讨论问题和做思考。其结果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和台湾的大学教授头衔只是唬人的玩意儿。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星期只需上几小时的课,和学生谈谈天、吹吹牛、提提过去在国外的见闻。平时关心买股票,回家去种种花草,打打麻将,批评政治、社会问题……。他们往往对捉鱼摸虾的事务比本行的正事更热心地投入以至于把高尚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变成了混饭的工具。他们有大学的终生职,别人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任他们长期地误人子弟,混下去。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行为更加地乖张,我行我素。由于缺乏自信和自律,以至于对于别人的批评过于敏感,容易恼羞成怒。

  有一些资深、五十岁左右
青壮派的教授实在该打屁股。他们平时做一些应景的滥竽充数研究,甚至根本不做研究,却自以为有能力去批评别人的工作。这些教授照样指导研究生(也怪很多学生自己不争气,目标只是文凭?),开大学部的必修课(内容古典,数十年如一日)。除了误人子弟之外,更把学生们弄得没了士气,对地球科学完全失去了信心和兴趣。这些人年青时往往自己也是受害者。然而媳妇熬成婆之后,他们的脑子里大概很少想过要如何鞭策和扶植年轻的后进,超越自己去竞争于国际。反而唯恐后辈超前,有损颜面和威风。他们相互之间不但不能合作、共享,反而不时互扯后腿,勾心斗角,争权夺势,背后批评。有些人当了官之后,上门的学生大量增加,他们也照单全收,其结果只能误人子弟。他们虽然已无心或无能力做学术研究,却仍要在国科会每年的研究奖励上分一杯羹,利用研究生不成熟的论文充当专题计划报告去申请。居然也都能得奖。

   有些留学生归国后,成了
独行刀客(因为缺乏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不能称之为),只顾自己,无法与别人合作,并让同事们讨厌。许多归国学者、留学生回去后很快地就升成了教授。有些人的确很努力振作、令人欣赏和佩服。但一大部分归国学人似乎对台湾地学界学风的改善没有什么贡献,他们只是在过日子(反身自问,如果我们自己回去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吧?!)。

   购买新仪器是归国学人的特长。但如果缺乏合作研究的热忱,则仪器的使用往往采取很保守的态度,不求进取,以至于浪费投资,不能将仪器的功能推到它的极限。等而下之者,X-光荧光分析甚至连主量元素都测不好,且管理森严,以至于外人无法(也不愿)插手。过一阵子仪器老了,新人又回来了,只好又申请经费,重新再装设一台。在这情况下为了如何有效地购置和使用仪器不断地产生争议,浪费时间和财力。

   生活的大环境和学风对身居其间的人能有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但,果真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真的非跳进大染缸中和许多人酱在一起,才能得好吗?我们不同意如此的想法。我们认为台湾目前的许多变革,包括政治上的,很有利于学风的改善。中研院是纯研究的地方,经费充足,有第一流的仪器,图书及其它的设备,研究人员都有专任的研究助理(这情形在西方也不多见),不断地有新人加入,国际上旅行和交流也方便。如此的环境和条件看了令人羡慕。然而除了有特别杰出的人才之外,为什么有些人仍不能全心地投入工作呢?缺乏好的课题?没有精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领导?缺乏为生存而努力的心理压力?缺乏对研究的热忱和敬业的精神?这情况当然不是中研院单独的问题,其它的地方可能更严重。主事的人值得找一些有批判能力,敢说良心话的年轻研究员谈谈他们的看法。

 

   问题的根源之一可能是和做研究计划时的构想和执行的策略有关:整合型的大计划领导人将子计划分配给组中的成员时,如果没有很周到的考虑现有数据的分析,子计划对整体计划的重要性,组员的能力,非组员的替代性,以及世界上其它机构是否有人己在做类似的研究等等,则容易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一旦子计划分配好了以后,紧接着来的不良后果往往有:1.非指定的人不能去碰那子计划,以及相关的野外实验和其它有关的数据;2.缺乏竞争性。被指定做那子计划的人可以慢慢地来,不必急着去做研究和分析,拥有资料和设备变成一铁饭碗,慢慢地做,慢慢地拖,反正没有人和他(她)竞争,说得难听一点就成了占着毛坑不拉屎。旁观的同事对这种情况往往采取消极的嘲笑和蔑视的态度;但因为事不关己,所以也不伤脑筋去思考解决那子计划的问题。在这情形下,须要有高度积极性,争取时间和密切配合的整合型研究计划,受到严重的打击。它对研究人员的士气也有很不好的影响。

或许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地学界缺乏科学研究的良好风气,加上社会上功利主义盛行,中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不重视地球科学,大环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不久前在报上看到有人提出台湾地球化学研究的成绩可以自豪,已远超过了日本。除了可能是被访者顺口失言,或记者报导失误以外,这是不知己不知彼所造成的结果,令人感到哭笑不得。

   不可否认的,许多地球科学从业人员可能因为素质不够好,对本行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以至于做研究往往只是二点连成一线,浅尝则止,无心追问到底,没完没了的去做深入思考,热心地投入。再加上研究地球科学的人数不多,很难达到
临界质量,基金申请的竞争又不激烈。在没有研究的诱因下,靠大家的兴趣与良心去抵抗外界功利的引诱,是相当辛苦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国科会维持其计划的高通过率(今年~85%的成功率,世界记录!),显然有不得己的苦衷。国科会的主持人可能担心降低通过率,除了能造成有益的竞争之外,也会导致一些有展望的人干脆去做建教合作去了,使得精简变成精减。事实上建教合作未必就是没有深度的研究。台大海洋所是全台大(可能也是全台湾)建教合作最多的研究所;其中有很好的,但也有见不得人的。这完全取决于顾客的需要。许多人出此下策多少是受了国科会限制只准每个教授有一项主计划和加入别人的合作计划,其中研究助理只能有一位。有展望的人为了维持计划的顺利进行(多助理、多研究生)只好去建教合作。这个问题很类似在日本的问题(Nature, v. 379, p.567 & p. 573, Feb. 1996)。在这种情形下,造成国科会对经费申请支助过分地平均分配。它的苦心和善意也能导致令人失望的结果:日子太好过了,以至于许多人不力求上进。到时候凑合写一些东西作为成果交帐了事,敷衍一下就能过关,并能不断地继续得到支持。大家于是可以习以为常。目前国科会所采用的吃大锅饭削足适履(提高通过率)是所谓的不是办法的办法。这种作法其结果也能造成均贫。也许要到那一天国科会计划的通过率达到了国际上的水平(~20%)时才能酿造出一个集中支助少数精英,做国际前缘科学研究的时代。但国科会一天不改变由资深人员担任决策或评审的地学界传统,以上的弊端就无法根除。因为他们和资深的申请人可能形成一个共犯结构,互相掩护支持,使得资深成了评判的标准之一。我们希望这种批评可能是错的,但真相如何,许多人心里有数。

   古人说:
士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言语乏味。或许不读书使得思想不活泼,缺乏新意吧?但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每天读书、看报,却仍不长进。有人可能会说对台湾和大陆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以西方的高水平去衡量。从混浊、黑暗到清明总有那么一段过渡的混沌时期。我们不能同意如此的说法。我们认为台湾已经渡过了那混沌时期。但为什么仍然让人觉得在过渡呢?台湾有不少有展望、有成就的地球科学人才,政府对科学发展所须的研究经费很支持,许多人有好的看法和构想。但除了少数人是国际上一流的、很杰出的之外,我们急需要有更多精明、能干的领导和好的榜样,和团结的精神。有能力带头的人常常不勇于承当。很少人善长于作领导的修养,大多数人缺乏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经验。有多少人会想到把研究生和毕业后留在自己身边的弟子当作同事般平等地对待?由于地质不是很严格的科学,以至于的因素、效忠、派别和权威,加上近亲结婚常常成了科学发展的大障碍。一旦帮主失职,其结果往往牵扯并带坏了周围的二代人。实例的确是存在的。

   有些人少年得志、精明、蛮有行政上的工作意愿和能力,可能成为蛮好的通才。但因杂务太多,分心太广,但却又要享有
学术权威的尊严以至于伪装为专家(其实只是业余的票友),以至于自欺欺人,不时拾人牙慧,断章取义,隔雾看花地炒出读书报告,号称为专题研究,并自作聪明地加上一些自以为是,其实是很离谱的发挥。其结果写出一些四不像的东西,唬唬外行人和年青的学生。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曾经私人受惠于他,只好放水让他不断地发表论著(其实只是一些肤浅并且有问题的东西),自唱自捧,藉此维持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这些人往往曾经或仍旧握有大权,长期地玩弄权力和权术,在学术和事业的发展上成为挡路人(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让后生感到无奈和憎厌(大陆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吧?)。大家只好私下抱怨和咒骂。写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许多这类的丑事早已是陈年的老帐。但严重的后遗症却使许多人有无力感。听说现在有一些五十岁左右的人,甚至继承了许多我们所批评的老一辈人的行为,他们思想上已成气候,但却又保守,无大志,缺乏专业精神,令人看了叹气却又无可奈何。以上陈述的目的在于追踪历史的遗迹,希望能找出一些现在问题的根源。

 

   不像在中国大陆,文章由别人来写,领导挂头名的情况在台湾已经难得见了。但所谓的荣誉作者的出现却仍是常见。关心此问题的人值得去阅读一下E-an Zen Geology上发表的短文论 abuse of co-authorship(v.16,p.2921988 及v.17,p.578579 1989)。许多人看了之后可能会产生共鸣,另一些人应感到惭愧。有人指出台湾地学界评奖的情况和大陆的也差不多。有影响力的人、做决定的人,往往已不是真正做学问、研究和在行的人。一些人莫名其妙得了大奖之后还不断地得奖。在行的人往往只能摇头苦笑,怪自己命不好,评奖的人不识货。


野人献曝:丹青画的是精神


  以上虽然做了一些不见得恰当的批评,我们认为台湾的地球科学研究不难有稳健的改善。我们关心的是:如何能阻止一些不负责任的教师继续为害,误人子弟;国科会如何能订出真正公平,并且具有严格要求的研究计划补助和奖励办法,使得许多人感到有做深入研究的必要;如何能使年轻人对地球科学,包括和社会问题相关的地震、资源、环境、全球变迁等大问题,真的有兴趣,以至于他们能有新阶段的敬业和专业精神;如何能抓紧并有效地利用目前教育体系改革的机会,去办好地球科学的中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去改善人们的心态。我们相信事在人为如果大家能把握各种有利的机会,作些思想上的基因工程,产生一种共识,并在精神上振奋起来,不难大有作为,并影响学风。许多有作为、有展望的人须要下决心不酱入染缸与之同流合污。值得试试一反文人相轻的传统去联合一些同志互相尊重,互相鼓舞斗志,重视自省和自律并积极地参与国际上重要的合作课题。大家合作努力、自强不息,并设法去创造出到达临界质量的研究环境。这样可以引起旁观者的欣赏,以至于也热心地参与。希望一些有能力、为年轻人所寄望的人能勇于承当,不要只为自己着想。短期内可能造成他们个人的损失,但长远些大家都是赢家。好的学术研究风气可能从此而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觉得这是有道理,但没志气的话。如何能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做好管理,值得大家的关心,甚至值得去上课学习或找专家来讲授。好的领导人精明能干,有改革的心态,能够人事公开化、制度化,极力避免黑箱作业。他们为人直爽、热忱、有大的气度、有诚意而不装腔作势;有人情味、公平、果断、敢承当(在其位必谋其事),令人觉得可以信赖,乐于到有麻烦的地方去面对问题、帮忙解决、乐于助人一臂之力;信赖别人、常常听取别人的反应意见和不同的看法;自重但不轻人,把应有的功劳归之于出主意真正做事的人而不是自己(戒之在得!);勇于认错并善于谅解别人。如此的领导也能鼓舞士气,常会思考如何能使每个人能够发挥他(她)的所长;如何能用质变的办法逐渐地以杰出的新人取代旧一代的人。

  很明显地大众的事要有能干、有作为的人去承当和发展。从发展学术和事业的观点出发,做好事业的
学术官僚往往比许多人做好研究更为重要。然而,两栖,除非是特别杰出有能力和才气的人,常容易出毛病。许多做官的人要有自知之明,觉悟到自己已无能力带(谈不上指导了)研究生。因此,不必继续误人子弟,勉强为之。有些人缺乏做研究的激情但却是做学官很好的材料。他们能为许多人的梦想(往往也是自己的梦想)创造实现的机会。如果能本着正直、为人民服务的诚心和在其位必谋其事的敬业精神(贵在于行),则不难能做出好成绩。如此有事功学官应当得到人们的鼓励和赞赏。他们自己也应当以此为荣。我们相信当海外的许多华人同行看到台湾的同行们振作的情况会深受感动地乐意参与这种努力。此外,这时也提供了给他们一个能解除心中焦虑(心中有愧?)的机会。

 

   一些近年来回去的归国学人,高薪争取回去以及尚未回去的,在事业上已有成就的人值得偶尔想起同事们对自己的期望以及自己的责任。有一些人首先须要从个人经历中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以新的、开阔的精神进到新的环境里。首先在策略上必须想到自己先能被同事们欢迎,接受之后事情才可能大有作为,自己才可能对同事们有大的影响力并能鼓舞士气。因此,回去后要能提出可行、有效的、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这样才能得到同事们的支持、欣赏并产生共识,大家同心协力去做努力,改善目前的情况,发展新的精神。这样做也能帮助他们自己从经历中的阴影里解脱出来。当自己认为是好的设想一时不能得到同事们的支持,不妨考虑一下是否是自己在策略上和方法上有问题,不够成熟;以及自己是否缺乏做好领导的知识和能力;该如何去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和修养。遇到困难、反对意见时要避免翻脸和意气用事、一意孤行,以至于造成自己和同事们的对立,甚至被众人讨厌;不能过分地急躁以至于弄巧成拙,适得其反;须要考虑如何做好长远的投资而不是个人的急功近利。只有建设性、可行的方案才可能把旁观者、反对者赢过来(而不是臣服)。大家一同努力热心地去改善现况。

      

              

       丁文江先生在民国初年对留学生在中国政坛上的表现曾带批评地指出: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我们希望在西方社会中生活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学术上已有成就的(已无生存问题的威胁)、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年纪的人到台湾去要本着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精神并准备慷慨地拉后生小辈一把(想当年不也是别人拉我们一把吗?);要避免玩弄手腕,自以为聪明地去占后辈们的便宜(不难!)。我们不愿意看到政府做的大投资,许多人多年的努力刚出一些成果时半途杀出个程咬金,拦截了新的成果归功自己,以维持或制造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孔夫子告诫老年人,退休的人戒之在得(贪),应设法保持些优雅的身段,让后生小辈们有好的印象。从长远上看,个人的名声、成就迟早要被批判、盖棺论定的。我们不妨偶尔想起文天祥的那句问话读圣贤书(东西双方的)所学何事?同时,台湾的同行们值得对这些来人近年在国际上的名声和表现,人品的变化情况花些时间去收集数据和了解,以增加一些警觉性,搞清楚他们来台湾之前在其它的地方是否有烂摊子没收拾好;是否到处胡吹,不认真准备演讲、讨论内容,以至于使观众失望,却要求高价演讲费。这样才能避免被一些已经过气,渐入荒唐 ,但却又不甘寂寞的人,智慧已被自作聪明语不惊人死不休自我膨胀所腐化的人迷惑和愚弄。


心怀大陆,放眼世界

 

  从几年前开始台湾地质界同行到大陆去发展的人数大为增加。我们关心这现象的象征性和实质上的意义。我们认为不论赞成其它的构想两岸同行的来往都应以诚相待。双方的国科会和基金委应支持自己的一边打出最好的牌,并在经费上大力支持双方杰出人才,有高效率地做好合作。有一些容易丢人现眼的人要请他们藏拙。我们担心有一些台湾的同行的行为学台商惟利是图,专找地方上的人、学术能力较差的人去合作。这样做他们容易占优势,能使他们在台湾继续的蛮好。不幸的是由于双方合作者都不是学术研究上的强者,以至于容易被大陆古老的学派思想所迷惑。所谓学派者在中国大陆似乎是画地为牢,整自己的别称。我们希望双方的有识之士能看清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并积极地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双方的科委值得考虑加强课题内容的严格评审,邀请对方的专家作为评审员,决不轻易地放水通过低水平的研究申请。值得考虑由双方较杰出的人联合培养年轻的学生和研究员,并为有作为、有潜力的人创造合作的机会,以显示出双方的诚心和善意。甚至值得鼓励他们和海外的一些华人同行联合起来发起自救活动和双方的恶势力和坏学风搏斗。不妨先设法联合创造出一些有利的小气候并等着大环境的改善。台湾的国科会值得考虑在经费上支持大陆杰出的合作者;值得考虑同意一些大学或研究所招收大陆地区一些素质很好的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员参与有关大陆地质的整合计划研究。如果能把前锋科学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结为一体,使他们对中国地质成为乐之者,并让研究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则一些杰出的年轻人不难很快地出人头地。

  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对台湾的工作者能产生挑战性的刺激。研究工作的合作者和竞争者往往是在行的高手,因此这情况对台湾的地球科学研究和发展是很有利的。此外,也能使台湾的参与者思想国际化以至于能避免研究大陆问题时受大陆一些属于
板块理论出现前的古老思想或自成一派的思想的困惑。同时,国科会值得考虑对一些思想上已不活跃,对科学研究已无激情,但是资深人员,大大的减少,甚至不再给他们经费支持。很明显地,这些新的,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不能再照着恶劣的地学界传统(马上联想到中国大陆?)抬出一个资深,但已无热心、活力、积极性和现代科学研究能力的人当领导。不然,不但是整自己,也将成为国际上广为流传的笑话。

  除了目前已有的一些整合型研究计划之外,我们认为应特别重视地震波加上其它地物方法(如遥测)海陆联合研究台湾的深层地壳构造,以及其它大架构上的问题,包括复杂的弧陆碰撞历史,沉积盆地的演化史。此外,环境保护相关的地质研究,是地球科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研究火成岩的人值得重新思考新生代火成岩的分布,化学及同位素特征和这些研究的相关性。这种整合研究可以产生出有世界性影响的成果。好的研究员到能做出令人振奋的科学研究的地区去工作,不必限制在台湾。譬如说,中南半岛有许多全球性并且和中国中、新生代地质演化唇齿相关的大问题。到那里去工作和到大别山区去凑热闹,研究华南的花岗岩同样是很有大区域性的意义。

  海底钻探ODP国际整合型研究大计划是前沿研究的领域。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都将分别加入成为16会员。它将提供许多人机会参与研究当前地学中许多重大的课题,并增加大家对
全球性气候变迁的重视。同时也对各种大规模地质作用增加了解。它也提供年轻地球科学研究员一个极好的训练和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同行们如果能抓紧并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我们相信不难进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较高的思想境界。这个时候学风的改善也自然地容易办到了。


能源开发和全球性的探勘研究

 

        为了国家的大局着想,我们值得考虑仿效邻国,韩国和日本,订立石油法,让石油探勘的经费从目前的石油营业额1% 提高到欧美各大石油公司3-5% 的标准。如果能有效地利用探勘经费的增加,去带动台湾地学界热心地参与全球性资源的研究和评估,将会是很振奋人心的。

          我们认为中油的机密档案应当可以逐步开放(先总统的大溪档案都己经开放了,中油实在不必继续保密)。值得仿效其它国家:基本数据保密二年,解释资料保密五年。让各大学研究所有志于资源探勘的地学界同仁加入作业,并鼓励年青的研究生到世界各地去研究,探讨资源形成的环境和成因。一旦风气开了,中油本来只有自己公司的人在研究和评估世界各地的资源,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个大学和研究所在这方面的支持。 

       目前台湾所使用的各项能源之中:99.9% 的石油、99% 的煤、和60% 的天然气仰赖从国外进口。为了确保来源不断,以及为了国际政治的考虑,供源要分散,我们要到国外去投资、探勘能源。这种情形己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台湾的地球科学界为了这项不争的事实究竟提供了多少研究支助?很遗憾的,我们发现各大学和中研院的研究计划书里,几乎找不到这类研究相关的计划。到国外去投资,探勘能源,既然是我们生存所必须仰赖的,同时能源的探勘需要有一大群地球科学的热爱者长期地、努力不断地去探讨和研究。今天我们不做,将等待到何时呢?

   据我们了解:数十年来中国石油公司或者它的上级单位认定:石油探勘的资料(特别是震测、钻井、和地球化学数据)都是属于
机密,不可泄漏给外人。甚至自己国内的地球科学同仁也是见不到的。在这种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政策下,大学和中油的地学界同仁缺乏学术研究和资料的交流。以至于各自为政,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大学和研究所的地球科学同仁二、三十年来,也曾试着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但进展不大。一些回国的海外学人也都曾经在海外石油公司或研究所担任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到了台湾之后,总是经费不继,人员不继,国科会没有项目,加上数据都在中油的机密档案里,只好不去碰,不敢碰。因此大家失去了机会为台湾的能源做出应有的贡献。

转自:http://www.shensusun.net/xiansheng/taiwan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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