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方舟子对屠呦呦的评论

即便存在争议, 给了诺奖, 也不会再收回去了.

网络上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争议:

黎润红:“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

黎润红:“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

青蒿[u6] 虽然在1967年就被列入“523任务”的中草药组的研究计划，很多实验室也曾做过青蒿提取，但是都没有什么进展;1970年北京中药所的余亚纲将青蒿列为研究重点，青蒿的乙醇提取物已经取得60%~80%的抑制率，但因他在当年年底被调往气管炎组而终止。1971年，屠呦呦用乙醚提取出青蒿抗疟有效粗提物，抑制率提高到99%~100%，并在1972年的南京会议上报告了这一结果。由于此前余亚纲等所做的青蒿提取物抑制率比较低，因此，屠呦呦在青蒿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的发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获得青蒿粗提物对鼠疟、猴疟有100%抑制率的第一人。然而，说“她第一个将青蒿素引进523任务”并不确切，因为最初提取到抗疟有效单体的是钟裕蓉。屠呦呦参与了青蒿Ⅱ的初次临床验证，但当时的临床验证效果欠佳，尤其是未能证明其治疗恶性疟有效，而李国桥等用云南药物所从黄花蒿中提取到的有效单体黄蒿素进行的临床验证，肯定了该药对恶性疟的疗效，这在确定青蒿素为有效抗疟药物的研发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1967年正值“文革”高潮，大多科研处于停顿状态，但由于“523任务”作为一项战备任务，所有科研单位与科研人员均由上级指示而非自愿参加，更不是自主申请。因此，以现在的科研评价机制来评价该项目的成果是不合适的。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中国科研条件比较差，而这项任务，研究出了大量抗疟药尤其是像青蒿素这样的抗疟新药，使中国乃至世界抗疟药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青蒿素的发现是国家的需要与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互动的结果。

　　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授予中国的青蒿素，是因为青蒿素类药物经过30多年来在全球的广泛应用，为挽救人类的生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完全是名至实归。不过，当了解了青蒿素发现的历史过程之后，该奖项只授予独立一人而忽略了其他科研人员的贡献，实在是一个遗憾。正如青蒿素发现的重大价值理应褒扬一样，青蒿素发现的历程也应得以澄清。

　　青蒿素的发现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它经历了从“文革”开始前的应急阶段到“文革”开始后的大协作再到“文革”结束后的成果分享阶段;它经历了最开始的军队内部到军民合作再到后来的以民间为主;同时它还经历了从战备任务到常规任务的转变。可以说如果不是战备任务、不是多个部委一直抓(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这项工作)、不是在“文革”那样特殊的环境之下，青蒿素的发现可能不会那么早。青蒿素的发现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在各级“523办公室”的有效管理和协调下，北京中药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分别独立地完成青蒿提取物和青蒿素的分离和初步临床试验，如同接力赛一样，而在青蒿素结构测定过程中，有机所从化学角度、生物物理所用X射线单晶衍射的方法，北京中药所从中协调，“523办公室”整体掌控并集合其他单位的设备及人力资源，举全国之力共同协作。各研究单位在青蒿素研发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才保证了青蒿素的发现这一历史性创举得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在各地区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工作座谈会上对“523任务大协作”的评价[47]来缩影青蒿素成功发现过程中的协作——思想上目标一致，计划上统一安排，任务上分工合作，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的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青蒿素发现的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

问药哪得神如许——青蒿素的研发背景和过程纪实

青蒿素背后的故事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