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成败论英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社会上人们熙来攘往，无不忙碌于得到更大的权、更多的钱、更高的名望。

如果这三样中至少有一样达到目的，便可以目为“成功”者，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失败者。几千年来的史书，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大半就是持的这种观点，“成王败寇”。

时下流传的说法：“不想当部长的干部不是好干部”，“不想当将军的军人不是好军人”，“不想当院士的教授不是好教授”，“毕业四年后手里没有百万元，就别来见我这个老师”，整个社会都以空前的强度驱使年轻人向“成功”奋进。

偶然读书，读到明代正德年间一位进士，曾做过地方官的钱琦说：“论人物当论是非，不当论成败。若以成败论，则世之诡道成功者，岂皆足称者邪?是，则困辱终身不足耻；非，则功名振世不足道。彼以成败评豪杰者，市儿之见也。”

短短几句话，称得上是一副清凉剂。他告诉人们，谈论成功首先要谈论取得成功的手段和方法，也就是要论是非。宁愿“困辱终身”也要行得“是”。那种为取得“成功”不择手段，是应当鄙视的。

唐代李世民，是杀兄弑弟夺得皇位的。为了永久坐稳皇位，把十个侄儿尽数杀死，可谓斩草除根。这本来是灭绝人性的勾当，却受到许多历史书上盛赞。不仅如此，李世民为了粉饰罪行，还开启皇帝检视起居注的先例，并且唆使亲近的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意思编造起居注。所以唐朝留下来美化李世民的档案和史料，你敢相信吗？

宋朝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中记录了李世民临死前同儿子李治的一段对话。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读了这段话，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幸亏李世勣接到李世民下的贬官的命令后，连家都没有回就去赴任了，要是回一趟家或稍微犹豫一下，脑袋就要搬家了！这就是历代史书上颂扬的这位“从谏如流”的皇帝对待有才干的臣子的办法。

从夺位到传位，李世民的确是一位凭借“诡道”而“成功者”。但世人历代称道为“一代明君”，这不就是钱琦说的一种“市儿之见”吗。可见“市儿之见”，也会成为一种压倒多数人的见解。

李世民的是非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了。陈陈相因对古人的歌颂似乎已成定论，离现在太远。说一点当代的“成功者”，也许能够唤醒我们的是非观。

曾经炙手可热的陈伯达，1946年写了一本《中国的四大家族》，指控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说他们以权谋私，官商兼顾，其产业遍及房地产、金融业、工业、农业、商业和新闻出版等各领域。书中引用大量考证和注释，表明言之凿凿，好像的确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各界的注意。陈伯达作为近代著名的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由此奠定。所以1949年陈伯达出任中科院首任副院长（院长郭沫若），1955年中科院首选学部委员，陈伯达又是当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人选。

岂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况大量公诸于世。人们才知道，陈伯达这本书的失实错谬，不下百处。他将所有与蒋宋孔陈的姓氏名讳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到这四人的名下。尤其是对陈果夫、陈立夫，简直达到栽赃诬陷的地步。在国民党里，二陈的清廉是有名的。20世纪50年代初，陈果夫在香港看病没钱乘车，是蒋介石拨款救急。陈立夫在台湾受排挤赴美，自办养鸡场赖以谋生，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还是跟孔家借的。[1]

陈伯达后来倒了，是因为他跟错了人，现在终于能够谈论他的是非了。不过他的学术上的“成功”的是非并没有被人“清算”过，他的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似乎并未撼动。

以上举的两例说明，为了成功，手段可以不那么高尚。甚至手段是灭绝人性的和卑鄙的。

随着反腐的深入开展，人们看到了一批军级以上的将军是靠行贿“成功的”，一些院士教授是靠抄袭、伪造学历、拼凑虚假的学术著作和走门子“成功的”，一些亿万富翁是靠特权攫取国家财富“成功的”。一句话，所谓腐败分子，就是凭借不正当的手段达到“成功”的一群人。反腐败，就是要认真地查一查，那些人的“成功”的手段，体面不体面，手段高尚不高尚。就是说，只看成败论英雄的时代过去了。要论一论“成功”者手段的是非了。

有一种说法，“只要目的高尚，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善，可以恶。”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一篇短篇小说中说“黄狸黑狸，得鼠者雄”，也是这个意思。这种看法恰好可以为我们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来辩护。为了后来当皇帝实施各种“德政”，李世民杀兄弑弟是必要的；为了打倒蒋介石，陈伯达不顾事实拼凑“学术著作”也是必要的。孙子云：“兵，诡道也。”这，的确又是一番道理。

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越来越文明，连作战的敌对双方，也要遵守国际公约，不准使用细菌战、毒气战，不准虐待俘虏等等，看来连敌对之间“兵，诡道也”也不能不择手段了，何况对于同胞兄弟，对于相同的种族之间，就更应当有是非。那种不惜一切手段，只要成功，恐怕未必行得通了。

为了维护人类文明，为了深入进行反腐败，看来对任何事情还是要问一问是非。问一问手段的是非。不能只看目的和结果不看手段。不能一味地“成王败寇”。

所以，应当不以成败论英雄。

参考文献

[1]启之，目的与手段：文革思维今与昔，《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