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气候门”事件，在哥本哈根会议的“特殊时期”，显得那么“应景”。

因为事情牵扯到我的一个研究伙伴、朋友phil Jones教授，英国东安吉利尔大学CRU的主任。我对这事的关注就更加多一些。前几天读到Phil已经暂时辞去主任职务，接受彻底的调查的消息。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调查结果，我还是想说点相关的事实，和大家分享一下，并不是要为他做什么辩护（我的辩护也没有什么力度），只是分享一下我对其的个人印象。

知道他是上大学、研究生时的事情，最近的一次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在IPCC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观测事实那一章主笔时亲手挑选了我的一篇第一作者论文引用，当时确实骄傲了几天。

我大概在07年的时候第一次经人介绍在北京见到phil Jones 教授，当时我是受委托为他担任在CMA讲课期间的中文助教。由于我们都是做数据的，所以很有共同语言，聊的大都是全球、区域气候数据的事，以及数据如何受到各种影响，以及如何去除这些影响，以检测出真实的气候变化，当时我们相约合作一篇关于中国区域气候变化的论文，这篇论文就用到了本次受到“指责”的数据集，但由于这个数据集中国部分只有40来个站，因此他请我利用我们自己研制的数据集（超过700多个站点）来验证他的数据集中中国数据的代表性，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认真对两个数据集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是两个数据集在全国平均的尺度上差异非常之小，换句话说，证明了他的数据集在中国范围的代表性是较好的，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08年的J Geophys Res上。

随着交流的深入，也为了合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探讨，在2008年5月，他携手英国气象局Hadley中心的David Parker先生邀请了我访问CRU和Hadley中心，在这次访问后，我们还进行了好几个工作的合作，这些工作都是以我为主，他为我的工作提供一些方法和数据上的支持（包括语言上的把关），陆续这些工作都发表在Bull Amer Meteor Sci、Theor Appl Climato等杂志上。

中国的气候学家中没有用过他的数据集的人恐怕很少，我自己在本科、硕士、博士论文中也都用过他的北半球数据集，近来由于自己在做中国的数据集，所以近距离接触了他的数据集中中国及周边部分（站点及格点），利用他的数据集和我自己的数据完成的一篇论文还正在二审当中，个人对所接触到的他的数据集部分的对比发现，均是较为可靠的。

Phil对于数据的严谨性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时记得曾经有一个数据的问题我们在email里面没有聊清楚，到我访问CRU时他又专门带我到他们中心的资料库房里，亲手查到最原始的资料，向我充分解释。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要用我自己的数据重新计算中国近百年的气温变暖的序列和不确定性，由于后来Hadley中心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领先的，他力主我在访问完CRU后去那访问，也是在他的安排和帮助下，我在hadley中心的访问收获很大。

Phil对于数据的共享和交换政策比较尊重和理解。我们合作过程中，我告诉他我们交换的数据是有限的，只能按照国际共享的范围，他非常理解，遇到涉及到他没有的数据时，都是请我进行分析，而不是提出资料需求。正是因为他在资料交换时遵守规则，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保持了全球气候观测资料收集最为全面的气候研究中心的地位，他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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