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世界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之一，施普林格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宣布撤回该集团旗下《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期刊所载107篇发表于2012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些论文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机构。论文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各大医院，涉及524名医生，就连协和、上海华山医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湘雅一、二、三院等顶级医院都未能幸免。

在人们声讨国内学术腐败、职称评审、学术评价之弊端的同时，人们对这些所谓的为了维护学术声誉而撤稿的杂志进行了深刻刨析。4月27日，柯平在《光明日报》发表《斩断学术论文的灰色产业链》一文，作者认为，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暴露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的内部管理漏洞。《肿瘤生物学》对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收取版面费，每篇1500美元。尽管2015年已发生过类似撤稿事件，但《肿瘤生物学》杂志并未以此为戒，居然放任类似情况持续一年多，这里面少不了利益驱动。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江晓原文章《应该尽快公布“掠夺性期刊”黑名单》，让这一事件朝着某种“剧情反转”方向发展。他认为，在我们把板子打在“学术不诚信”“临床医生职称晋升制度不合理”后，也应该研究一下《肿瘤生物学》是一份什么样的期刊，进而对国外“掠夺性期刊”进行调查。文章认为，2010年至2016年，该杂志共刊登了5380篇论文，按照上述“版面费”的价格估算，这6年它的“版面费”收入超过800万美元。

在这之前的2015年，几位波兰学者曾对360个英文期刊做了一次“钓鱼行动”。他们假借波兰语中的“骗子”，向360个期刊申请编辑职位，这其中包括一些正规期刊，以及潜在的掠夺性期刊。结果，这份申请被48个期刊接受，其中很多期刊都暴露了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结果证实这些掠夺性期刊毫无底线：缺乏科研资历也可以做编辑，直接缴费也可以做编辑。只要有利可图，来者不拒。

2015年12月，福建师范大学讲师林贤祖发表文章《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数十亿的论文版面费，触目惊心》，引发关注。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近年来，我国论文造假事件呈高发态势，涉及我国大多数高校。从教授博导到普通学生，造假背后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色产业链，代写代发职称、学位论文，要价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有人测算，我国论文市场年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

这数10亿论文造假产业链，因何而生？这些掠夺性期刊因何而存在？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讲，这些存在事实背后是强大的需求。这不仅有中国大学、科研院所学术人才的需要，也有国外学术人员的需要。用公布“掠夺性期刊”名单方式、严格打击学术不端的方式，似乎已经很难铲除。这背后有科研人员、大学的刚性需求；有个人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个人声誉的需要；也有科研制度设计不合理、学术评价不科学的原因。治理这个问题也需要强大的制度法律支持，需要社会媒体、公平个人的监督与自律，需要相关利益者综合治理。当下可做的事应该有：

为“掠夺性期刊”定性：所有不以发表学术研究为目标，而以营利为目标的期刊，都是“掠夺性期刊”。或者所有以收取版面费而生存的期刊都是“掠夺性期刊”。高校应该停止报销任何形式的版面费、出版费。

为国内学术期刊定性：把办学术性杂志当作学术机构的重要使命，主办方投入必要的资金支撑。学术性杂志的主办方禁止期刊收取任何形式的版面费、出版费等。

为学术中介定法。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成员即是所谓帮助“润稿、发稿”的学术中介！目前的学术中介，无法无天无底线，只要是有钱赚，他们基本上是什么事都敢干，什么招数都敢用。学术评价的规则、规矩，在他们这里都成了可以投机的平台。应该为那些天天为人发稿、替人出书、出论文的学术中介，好好定个规矩，定个法律，让他们规范操作。

为学术操守定规：这方面的政策制度已经很多了，关键是执行的力度。对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处理的力度应该加强。应该建立起媒介监督体系与监督责任。

为学术评价定方向：学术评价需要科学的评价制度与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但一切形式的指标定量，都可能被滥用。学术评价还是应该回归学术本性，同行评议、代表作制度、分类评价，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并让其在阳光下运行，还是可以正常进行的。

为科研人员定边界：学术机构中谁是科研人员需要边界清晰，不能混淆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的界限，应该尽早制定管理人员评价体系，不宜长期对管理人员评价学术化。对科研人员要应该依从事研究的性质进行必要的界定，学术型、技术型、技能型应该有不同的评价体系。

相关专题：107篇论文撤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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