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例如，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根本性困难，就是普通居民的不配合。当然，在很多领域，人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最为典型的就是长江水生态的保护。众所周知，长江的很多珍贵渔业资源已经枯竭。曾经每年吸引一万多条船云集长江口的鳗苗，如今已近乎绝迹；曾今横行万里大江的巨无霸中华鲟，如今只能依靠人工繁殖和放养来维系种群；曾经因为太“普通”，而被老百姓视为不好拿出来待客的刀鱼，如今身价已每斤万元。

导致这些重要的经济鱼类濒临灭绝的首要原因，当数人类恶性膨胀的捕捞能力。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技术进步与鱼类的繁衍能力相比是高度不对称的。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的捕捞能力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提高。而生物种群的繁衍方式则永远是传统的。有限的种群数量对上无限的捕捞能力，很容易导致种群的崩溃。应该说，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事实也是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为了应对捕捞能力迅猛增长对渔业资源的冲击，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努力，相关方开展了艰巨的谈判，各国对其主权管辖的水域的管制不断趋于严厉而系统。我国也有类似的体系，如禁渔期，如对重要水域的保护等。但总的来说，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堆积在渔业内部的人口还是太多，远远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其实不仅仅是渔业，农业和牧业同样如此。无论如何，我国尚有的五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村的劳动力是太多了。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矛盾。农林牧渔的生产力必须提高。如果不提高，相应的产品或会失去市场竞争力。这几年我国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困境就在于此。或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消费者会被迫忍受农副产品没完没了的涨价。但是，如果劳动生产力能够大幅度提高，农林牧渔内部过剩的人口出路何在就成了大问题。草原的退化与长江渔业资源的衰竭具有同样性质。都是过大的人口规模与落后生产力结合，对自然资源形成过度压力所致。

所以，农林牧渔产业中的过剩人口向城市，向工业尤其服务业转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生态保护的需要。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偏远地区的人力资本难题。山区、牧区、边远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很可能会因为人力资本的不足而难以适应。研究表明，婴儿因为营养不良、高烧未能及时救治、以及缺少玩具和新奇事物的刺激，都会对大脑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加上此后的中小学和技能教育的劣势，其进入城市获得“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的难度显然较大。所以，城市化过程，尤其是偏远地区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应该在教育上得到国家的强大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