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读唐诗之一生襟抱未曾开

扶  兰

    “一生襟抱未曾开”，语出崔珏《哭李商隐》（二首·其二）：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

良马足因无主踠，旧交心为绝弦哀。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

“凌云万丈才”一句，与后文的“竹死”一语，应是出自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一诗：“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桐枯凤不来”，显然出自李商隐的另一句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旧交心为绝弦哀”，或取自于“锦瑟无端五十弦”。斯人已逝，如竹死桐枯，如花落凤去，如锦瑟弦断，留给朋友们永久的伤怀。

在崔珏眼中，李商隐空有凌云之志，空有凌云之才（唐代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李商隐的诗名之盛，足以奠定他的才名），却终其一生，都未能一展其才，郁郁而终，故曰“一生襟抱未曾开”。

为什么未能一展其才？

原因很简单：牛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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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始于唐宪宗时期、终于宣宗时期的朝臣的派系斗争。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李党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大体来说，牛党中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比较多，对边患和藩镇问题态度妥协；李党中出身于门阀世族地主的比较多，对边患和藩镇问题态度强硬。

牛党与李党的矛盾，在科举制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十分突出。

李党的领袖李德裕出身世家，重世家代代相传之经学，不赞同诗赋取士，指斥进士“祖尚浮华，不根实艺”，意思是靠诗赋考上来的进士不通朝廷实务，也就是诗人往往做不了合格的行政官员，所以他更乐意提拔任用从小耳濡目染、对朝政容易上手的世家子弟。

这样的态度，与诸多庶族地主出身、走科举道路进入朝堂的牛党中人，显然是对立的。

李德裕的观点，其实很有道理（因此也聚集了很大一批同道者）。但是，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有其政治考虑。陈寅恪说，寒族重文采，士族重经学。盖经学可以传承和世袭，文才不能传承和世袭。唐代统治者已经在有意扶持寒族地主，以与士族门阀相抗衡——明智的皇权从来不会将所有重心倚重于一方、失去政治上的平衡。所以，诗赋取士这个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牢笼天下英雄的有力武器。

不过，诗赋取士，进士浮华不堪实用，唐人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进士考试后，还有一道吏部考试，考察的就是行政才能，过关后，才能授官，这一点和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是不一样的，唐以后的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就可以直接授官了，唐代进士及第还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

在科举制度这个问题上，很难说牛李两党哪一方是对哪一方是错。

牛李党争持续四十年，此升则彼降，彼升则此降，执着于打击、排挤对家，势不两立，对朝政与时人影响极深。最后，以牛党元气大伤、苟延残喘，李党成员被贬谪为地方官，宦官、藩镇的势力大增，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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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牛李党争，再来看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影响。

李商隐家境清贫，大约十六岁时，移居洛阳，结识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

令狐楚是牛党的重要成员，曾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位至宰相，封彭阳郡公。他十分欣赏李商隐的文才，让自己的儿子令狐绹与他交游，亲自教他如何写骈体公文奏章，资助他游学，任节度使时又将李商隐招为幕府随员一同任职（这大概类似于给李商隐一个省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身边的政治实习生机会）。令狐绹中试出仕后，与父亲一起为李商隐宣扬诗名文名——唐代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考官们可以直接看到试卷上的考生名字，所以，考生是不是有名气，是不是有权势地位，对于他们的能否中试，是有直接影响的。在令狐楚父子的推动下，李商隐约于二十四岁时考中了进士。

唐人说：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明经科好考，三十岁考上都嫌太迟了；进士科难考，五十岁考上都没嫌晚。白居易二十七岁考中进士，慈恩寺中题名时还说“十七人中最少年”。李商隐二十四岁左右考中进士，真是很少年得意了。

也就在这一年，令狐楚病逝了。第二年春天，李商隐应考博学宏辞试（即开元年间始设的“博学宏词”，考拔能文之士），没有被取中——令狐楚的病逝，是否对李商隐的落第有直接影响？

令狐楚病逝，按照惯例，令狐绹辞官居丧。李商隐失去了他最重要的提携人。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丧事后不久，就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

节度使的幕僚，对于这个时代的士人来说，是一条常见的入仕之途。李商隐的选择，看起来很正常。

但问题是，王茂元与李党领袖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而李商隐却是由牛党的重要成员令狐楚父子培养和提携起来的。他接受李党成员的聘请，很自然就被牛党视为背叛。

没有充足而正当的理由，贸然改换门庭，对于仕途中人来说，这是很要命的错误。尤其是，李商隐还是在牛李党争的背景之下，在自己的老师和恩主刚刚去世的时候，进入了对立派别的阵营。

更要命的是，王茂元欣赏李商隐的才学，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这就不是辞职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这一年李商隐参加吏部的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显然这是牛党对他“背叛”的惩罚。

第二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官阶从九品上，主要做文章的校对和专门典校藏书的工作。官阶不高，事务繁琐，但这是个比较贴近权力中心的清流官（魏晋以来，士族授官往往不屑于实务，视之为“浊流”，而推崇校书郎之类既高雅又贴近决策中心的“清流官”），文名满天下的白居易、王昌龄、元稹等人，包括李德裕这样的李党领袖，都曾经做过校书郎。

这个职位，对于李商隐来说，是很好的起点。

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很不容易。

一般的说法是，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并没有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升迁。不过，王茂元的存在，恐怕还是有利于李商隐顺利展露自己的才华吧。

但是不久，李商隐就被调任为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

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从中央下放到地方，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这个调任，我们有理由相信，牛党在里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对于牛党来说，有力地惩罚背叛者，才能更好地保持派系内部的团结。

李商隐在弘农县尉的职位上呆得很不愉快，不久就辞职了，然后以书判拔萃（唐代官员选拔考试四项标准：身言书判。身即仪表，言即口才，书是书法，判是骈体公文的写作——李商隐的“判”是令狐楚亲自教过的），再次考入秘书省为正字（校正书籍中错误的官员，和校书郎的职责比较相似但品阶更低一点），这也算是“锥处囊中”，总要脱颖而出了。

然而，李商隐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回到秘书省，就因为母丧而不得不辞官回家居丧，在他居丧期间，他的岳父王茂元也病逝了。

丧期结束后，李商隐重新回到秘书省任职，然而不久之后，武宗去世，李德裕失势，牛党掌权，全面排挤李党。

李商隐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郁郁不得志的漂泊之中度过。据说他曾经写信给已经身居高位的故友令狐绹请求帮助，但是被拒绝了，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县尉的小职位，这是他十年之前辞去的职位（弘农县尉）。

身处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李商隐辗转于各个低级小吏的职位之间，不得一展凌云之志，所以崔珏为他写悼词时叹息：“良马足因无主踠”——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来赏识的千里马，终究虚掷了一生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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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李商隐一直留在牛党阵营之中，或者即使不那么立场坚定，但也没有进入李党阵营，他的人生，是否会变成另一番模样？

然而李商隐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原因当然不只一个。有的说是李商隐比较认同李德裕的政治观念，有的说是年轻的李商隐没有意识到牛李党争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想要置身事外却适得其反。还有的说是因为李商隐爱上了王茂元的小女儿、所以才去求职求婚——理由是，即使这桩婚姻给李商隐的仕途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李商隐的诗作之中，仍然可以看得到他对妻子的深厚感情，有名的《夜雨寄北》（又名《夜雨寄内》），即是明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朴素的日常生活场景、平常的夫妻话语之中，是相濡以沫的岁月静好。

不过，也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年轻的、急于一展自身抱负与才干的李商隐，还没有足够的意志力，能够抵挡得住一位节度使的招揽——即使这位节度使与李党的领袖交好。

在唐代中后期，一介文士要对一位节度使说“不”，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张藉用《节妇吟》一诗委婉地回绝了平卢淄青节度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李师道的招揽。

张藉当时为韩愈弟子，政治立场上与韩愈一致，反对藩镇割据（一说张藉当时已在另一位节度使帐下为幕僚）。

李师道赏识张藉的才华，重金礼聘，“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张藉首先要以礼相待、感谢这一番赏识，“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然后再说，自己已经有了恩主，“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这是用已嫁之妇来自比。

“知君用心如日月”，以光明正大之意来揣度对方颇有挖墙脚嫌疑的举动，这个台阶铺得很有意思，很多时候，以君子之心度对方之意，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妙处。

之后话锋一转，向对方说道：我很感激你，但是我“事夫誓拟同生死”——立志要做一名节妇（世人对于忠臣义士节妇孝女，总是多几分敬意的）。

结尾一句，更是深谙“好人卡”的正确发放办法：“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只是相逢恨晚，我只能还君明珠、垂泪而去。

据说李师道读了这首诗后，很遗憾地放弃了对张藉的招揽，没有对他打击报复。张藉后来历任太常寺（掌管礼乐）太祝（正九品上）、水部（即工部）员外郎（从五品，水部副职）、国子（即国子监）司业（从四品下，位在祭酒之下）等职，故世称张水部或张司业。

张藉的仕途颇为顺利，文名也盛于一时，因此考生行卷（向王公大臣、名士高人递送自己的诗文集，以求扬名于考官）也行到了张藉这里，有名的《近试上张水部》（朱庆馀诗）即是其一：“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用现在的话来说，张藉这人，情商很高，外圆内方，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他后来的人生经历，比起李商隐来，要顺利得多，这从他的《节妇吟》里，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但是李商隐的心性，与张藉是不同的。

唐代诗人中的“三李”，都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但其心性风格，又大不相同。李白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雄浑有力的天真；李贺的诗，总似笼罩着一层冷冷月光；李商隐的诗，则有着一种迷离脆弱的美丽。

沧海月明，蓝田日暖，这景象何等苍茫辽远、绮丽华美？然而我们通读全篇，感受更深的，却是那转瞬即逝的珠下之泪，是那缥缈难寻的玉上之烟，一如诗人心中那惘然不可捉摸的情思。（《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春笋上席，李商隐怵然心惊，仿佛是自己的凌云之心，如这初生之笋一般被轻轻剪断。

移小松于庭中，虽然期许这小松历经霜雪而不改青葱，终有一日能长成栋梁之材，但这样的期许，并不能改变他眼中这小松“细叶轻阴”的“孤秀”形象（《题小松》：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一年几变枯荣事，百尺方资柱石功。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

重过圣女祠，他眼中笔下最生动的景象，是那如梦如幻的春雨，是那若有若无的轻风。（《重过圣女祠》：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春雨》一诗（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历来为人传诵的，是“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联，冷雨中一盏孤灯，在夜色里飘摇不定，远远一角红楼，遥不可即。

李商隐心性中的敏感与脆弱，是否也是他不能对王茂元的招揽说“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