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年轻人取笑爱因斯坦和他的跳蚤时，爱因斯坦刚刚结束又一次在美国的访问回到德国。那是他第三次去美国，也是连续第二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越冬。那里的校长密立根正在施展浑身解数，试图将这独一无二的国际大师聘请到自己的学校。这不仅会大力提升他这个新学院的地位，也足以让美国在学术领域与欧洲的传统列强分庭抗礼。

爱因斯坦和夫人爱丽萨对南加州的阳光海滩赞不绝口，誉之犹如天堂。但爱因斯坦还是难以割舍欧洲的传统文化氛围和他在柏林近郊的别墅，只同意每年冬天来这里访问几个月。

1933年2月，爱因斯坦在南加州海滩。

1932年底，他们第三次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新年刚过，德国的形势便急转直下。1月底，希特勒正式掌握行政权；2月底，“国会纵火案”事件发生，希特勒借机取缔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德国共产党。3月份，议会通过决议事实上赋予希特勒政府独裁权力。

及至4月7日，议会又通过法律，强迫在德国大学、公务员系统中的犹太人教授、职员辞职。在年迈总统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的坚持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或有直系亲属为国捐躯者以及在战前业已任职的得以豁免，大大缩减了法案的适用范围。但即便如此，仍有成千上万人在一夜之间面临突然失业的命运。

作为犹太人中佼佼者，爱因斯坦首当其冲。那年3月，当爱因斯坦还在从美国回返途中时，他的别墅遭到搜查，心爱的小帆船被没收充公——他被怀疑参与走私、窝藏武器等阴谋活动。邮轮在比利时靠岸后，他立即前往布鲁塞尔的德国领事馆退还了护照。这是他在15岁时逞少年之勇后第二次放弃德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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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普朗克也收到了爱因斯坦辞去普鲁士科学院、柏林大学全部职位的信件。他大松一口气，回信表示感谢。因为那是能够让大家都避免麻烦的体面之举。爱因斯坦在国外批评德国政策的言论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作为最早慧眼识珠并一路提携的伯乐，普朗克非常不愿意面对不得不亲自主持开除爱因斯坦的局面。

科学院的秘书却擅自以官方名义发表了一篇谴责爱因斯坦的声明。当年曾受普朗克之托作为第一个学术界人士到专利局拜访那无人知晓的“爱因斯坦教授”的劳厄打抱不平，要求表决撤回声明。他的提议没人响应。普朗克认为那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德高望重的普朗克已经75岁了。刚上台的希特勒也给他发来生日贺电。借答谢机会，普朗克在那年5月谒见首相，委婉地希望对犹太人也能有所“区别对待”，为德国的科学和未来保留一些人才。希特勒不由分说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声称不惜过几年没有科学的日子也必须彻底清除犹太人影响。

在十多年前的一战期间，普朗克的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一个战死一个被俘。他自己曾在战争初期联署公开信为德国的传统、行为辩护，并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中竭尽全力鼓舞士气，主张科学救国。战后主要在德国孕育、发展的量子力学证明了他的远见，也是他作为德国人的骄傲。为了保存这来之不易的果实，普朗克与德国其他所有“雅利安种”科学家一样，在讲课、演讲前一丝不苟地行纳粹礼。他以服从的态度解雇了自己的犹太职员并禁止犹太学生来上课。他讲解的内容中不再提及犹太科学家的贡献、名字，包括他已故的好朋友、前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瓦尔堡。

爱因斯坦在柏林最亲近的朋友、曾在他与玛丽奇离婚过程中斡旋的著名化学家哈伯也陷入了困境。哈伯是犹太人，但早已皈依天主教。他因为在一战中研制、使用毒气弹的功劳在德国被看作国家英雄（当然也被敌方协约国视为战犯）。作为化学研究所的主任，他消极抵制开除犹太人，最后不得不辞职离开了祖国。在欧洲流浪几个月后，他贫病交加，在瑞士辞世。

爱因斯坦的宿敌斯塔克和萊纳德则重新回到权力中心。自十多年前充当反对“犹太物理学”的先锋后，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德国学术界一直只是默默无闻的边缘人。斯塔克一度弃学经商，很早就成为纳粹的支持者。希特勒掌权后，他也卷土重来，在萊纳德的协助下占据了德国物理学会和科研基金会的领导地位。但他试图全面控制、重建“德意志物理学”的努力遭到劳厄公开的强力抵制，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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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崛起的主力军还是激进的年轻一代，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被当地学生们称之为“犹太大学”的哥廷根大学首当其冲。那里的物理系由玻恩和第一个实际探测到能量量子化现象的弗兰克分别主持着理论和实验两大部门。两人都是犹太人，但也都曾是一战中的功臣，属于被法律豁免之列。面对学生们群情激愤的压力，弗兰克选择了辞职。玻恩随即也在报纸发表的停职表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哥廷根的数学系比物理系更负盛名，也同样地遍体鳞伤。当教育部长询问希尔伯特他的研究所是否真的因为失去犹太教授而损失重大时，希尔伯特无可奈何：“损失？不，没有损失。部长先生，只是研究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5月10日的傍晚，哥廷根、慕尼黑、柏林和德国各地大学的学生们燃起熊熊篝火，大举焚烧“反德”、“非德”的政治不正确书籍。爱因斯坦的著作自然也在其中。第二天凌晨，当校园广场上的火堆还在细火慢烧，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灰烬之时，玻恩带着妻子和儿子乘车离开了这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大学城。

他们没有离开德国太远，就在境外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瑞士接壤的边境小镇塞尔瓦住下。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山中，也是一个度假胜地。在玻恩他们来到的初夏，成片的野花正在满山坡上怒放着，仿佛世外桃源。很快，在苏黎士的外尔带着玻恩的两个女儿前来汇合。玻恩的一些年轻学生也闻讯陆续赶来。在那里，他们登山越野，继续研讨量子物理，似乎是在与往年无异地举办夏季学术活动。

1933年夏，玻恩（右三）和他一家子在阿尔卑斯山中避难。

就连身宽体胖，从不参与户外活动的泡利也来凑热闹。在中立国瑞士的泡利还没有感到切身的危险。他曾写信约海森堡一起来商讨如何抵制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海森堡虽然对攀登阿尔卑斯山很是心动，还是拒绝了师兄的邀请。与普朗克一样，海森堡的心思完全在于如何保全德国的物理学。他致信玻恩劝导师忍辱负重，回祖国效力。

他们的另一个师弟约旦则已经正式加入了纳粹党。他还志愿成为其最激进、暴力的冲锋队一员。

在玻恩的邀请下，薛定谔也带着夫人安妮来到塞尔瓦拜访。只是当时没人知道他们的到来其实还另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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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纳粹得势之前的1932年，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林德曼（Frederick Lindmann）曾在德国穿梭旅行考察。他已经预感到德国犹太人将会面临的危险，早早地开始了未雨绸缪的准备。在人道营救的同时，林德曼也有着私心的企图。他所在的那个老资格大学在20世纪不仅完全错过了在欧洲蓬勃发展的现代物理学，就连自家隔壁的剑桥也已经望尘莫及。他们迫切需要新的人才。德国形势的恶化正是一个机会。

在1930年代初，牛津大学也在每年邀请爱因斯坦来讲学，是与加州理工学院争聘这位国际大师的最强劲竞争对手。

但林德曼更关注年轻的一代。他早期曾在柏林大学师从能斯特获得博士学位，还被邀请作为秘书参加过1911年的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凭借多年的关系，他在德国广泛物色合适的人选。索末菲向他推荐了刚刚计算了氢分子光谱的伦敦。

伦敦那时已经到柏林大学担任薛定谔的助手，正踌躇满志地要在这个学术宝地大展身手，没有立即接受林德曼的聘请。当林德曼与薛定谔商量时，薛定谔提出如果伦敦执意不受，他可以自己取而代之。

林德曼大吃一惊。薛定谔不是犹太人，在柏林正风生水起，完全不在他的涉猎、营救的目标范围内。

满腹学究的薛定谔从来不过问政治。但在纳粹的德国，政治也逐步在过问到他头上。爱因斯坦的去国不归令他失去了一位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契友，不再能有田野漫步湖上泛舟的好时光。当普鲁士科学院因为爱因斯坦而争执时，薛定谔洁身自好，不再参与这个他曾经花了相当心血的机构的活动。

1933年的4月1日是德国全面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日子。薛定谔那天正好在一家犹太人开的大百货公司附近，因为看不惯现场众多纳粹冲锋队员的蛮横而发生言语冲突。好在冲锋队中有一位物理研究生认出了大教授，及时将他护送出围，才让他免受一顿暴打的厄运。

柏林已经不再是薛定谔钟情之地。

伦敦其实也没有自己的选择余地。作为犹太人，他很快被柏林大学解雇，不得不接受了林德曼的聘请。林德曼也没有因此放过薛定谔这条更大的鱼。他回国广泛筹集资金，为薛定谔又设立了一个席位。

薛定谔却又提出一个条件，要同时聘请他在老家奥地利的年轻物理学家玛奇（Arthur March）。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林德曼，玛奇正与他合作研究，已经开始发表论文。他到牛津后的科研工作非有玛奇作为助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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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玻尔也在深切地体会到时局的变化。他的研究所依然生气勃勃，但来来往往的物理学家们不再只是沉浸于科学的探求。他们面带焦虑，人人担心着自己的前景，互相交流更多的是如何在英国、美国等更安全的地方寻找机会。

玻尔自己的地位早已非同小可。长期资助他研究所的嘉士伯啤酒公司创始人去世后将其豪华的府邸捐献给国家，由丹麦科学院遴选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免费使用。玻尔在1932年成为这一人选。

嘉士伯的基金会也在他的引导下开始了营救犹太科学家的计划。接受玻尔邀请到研究所工作的不再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有了诸如哥廷根的弗兰克这样的老牌教授。他们在这里得以暂时落脚，然后争取到机会再前往美国、英国等地。

1933年春天，玻尔到美国讲学访问。那年的复活节聚会于是推迟到9月中旬才举行。“校友”和年轻人再度济济一堂，却再也无法重现一年前《浮士德》演出时的轻松和欢乐。

1933年9月玻尔研究所的学术讲座上。前排左起：玻尔、狄拉克、海森堡、埃伦菲斯特、德尔布吕克、迈特纳。（很可能是埃伦菲斯特最后一张留影。）

会后，狄拉克和与他私交甚密的埃伦菲斯特在嘉士伯府邸门前道别。狄拉克感慨这里虽然看起来是年轻人的世界，其实都应该归功于作为长辈的埃伦菲斯特对他们的无私提携。

狄拉克没料到埃伦菲斯特听到后竟然泪流满面，拉住狄拉克的手情绪冲动地表示感激。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的狄拉克不知所措，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埃伦菲斯特蹒跚离去的背影。

短短五天后，埃伦菲斯特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护理院里接出他患有唐氏症的15岁小儿子。两人到附近一个公园坐下后。埃伦菲斯特掏出手枪，朝儿子的头部开枪后随即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埃伦菲斯特出生于1880年1月，随着1930年代进入知天命岁月。他与爱因斯坦年岁相当，是爱因斯坦少有的同辈好友。早在1912年，当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布拉格大学回苏黎士时就曾推荐由埃伦菲斯特接替他在布拉格的席位，并提示他可以同样地在填表时糊弄有关信仰那一栏。然而，那时还在焦头烂额四处寻找工作但已经叛离犹太教的埃伦菲斯特却不愿意妥协，固执地坚持自己没有信仰而未获通过。后来，荷兰的洛伦兹退休。莱顿大学在争取爱因斯坦失败后，终于接受他的提议聘请了埃伦菲斯特。

在莱顿，他培养了发现电子自旋的古德斯密特和乌伦贝克，挽救了费米那几乎夭折的物理生命，也与狄拉克等青年一代有着亲切友好的关系。正像德尔布吕克为他定位的那个浮士德，他心地善良随遇而安，经常在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之间充当和睦、调解的中间人角色。

但年轻的德尔布吕克不可能知道埃伦菲斯特内心中与浮士德更为相像的另一面。他与歌德剧中的主角一样痛感才疏学浅，为青春不再却还没能做出突出贡献而陷入深深的自卑、抑郁（在歌德的原剧中，浮士德的情人亲手杀死了他们的儿子。那个情人在哥本哈根的版本中成了“中微子”。）。当年导师玻尔兹曼的自杀、德国的反犹政策、好友爱因斯坦的流亡都让他体会到挥之不去的绝望。最后，他做出了与浮士德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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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恩所在的塞尔瓦也正是玛奇的家乡。薛定谔夫妇来到后不久，玛奇也带着他的妻子前来探望。他并不知道薛定谔已经在安排他去牛津大学，也从没想过要离开奥地利。他对薛定谔十分崇拜，但并没有太多私交。

薛定谔在意的却也不是玛奇本人，而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希尔德（Hilde March）。在甜蜜的几年后，薛定谔与他的小情人依西的感情已经趋于淡漠。依西曾意外怀孕，不顾望子心切的薛定谔的反对堕了胎，随后伤心地离开了柏林。那时，薛定谔在去奥地利讲学时见到玛奇夫妇，回家后便神魂颠倒地向妻子安妮描述希尔德的美貌。

在阿尔卑斯山遐意的盛夏，薛定谔独自带着希尔德骑自行车长途游览。当他们终于返回时，希尔德已经怀有身孕。玛奇虽然心有不满，也只好接受了现实。安妮早已习惯了丈夫的艳遇。她自己也正乐不思蜀，在与情人外尔如胶似漆地相亲相爱着。一时间，他们又找回了昔日在苏黎士时的多角浪漫时光。

在大雪封山之前，玻恩在狄拉克的协助下在剑桥大学谋到一个临时职位，终于有了知识的落脚之地。他年轻时曾在剑桥短暂留学，属于旧地重游。

当第七届索尔维会议1933年10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时，与会者中已经没有了埃伦菲斯特，也没有爱因斯坦。在欧洲辗转半年多后，爱因斯坦又已经转往新大陆。出乎意料，加州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和其它几个学校都没能如愿以偿。他最后选择了美国东海岸刚刚成立的一个“高等研究院”。那里待遇丰厚，与他在柏林大学一直享受着的特殊待遇一样没有教学负担，可以专心于他的统一场论。（爱因斯坦还将他工资的三分之一捐给林德曼，协助他的人道营救行动。）

从那时起，索尔维会议上不再有爱因斯坦那神秘莫测的微笑、鬼斧神工的假想试验。那一年，卢瑟福和玻尔带着其他的女巫们得以兢兢业业地探究更实际的会议主题：核物理。

薛定谔出席索尔维会议后便和夫人安妮带着希尔德来到牛津大学。他告诉林德曼，玛奇因为搬迁耽搁，会迟些时候再赶来报到。

为这位国际知名物理学家的加盟，牛津大学举办了正式的欢迎宴会。当他们完成仪式，依次就座准备进餐时，突然有记者打来电话报喜：他们这位远来的新聘教授刚刚荣获了诺贝尔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