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1年，姬宜臼因王位继承问题，与犬戎结盟，击败父亲周幽王，登上王位，称周平王。周平王将首都从镐京（西安附近）迁至洛邑（洛阳附近），东周开始。随后郑国等诸侯国先后崛起，周王室衰微，直到秦国第一次真正统一。

各诸侯国竞相发展军事、经济，虽然武器仍以青铜器为主，但冶铁术从西方传入，经过改进，技术水平反超西方。由此农具出现一次大的变革，铁制农具代替了木、石等材料的农具，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农业产量提升，人口增加。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东方文明迎来第一次繁荣。

东方文明与自然崇拜

在科学文化方面，诸子百家在学术争鸣中产生，与古希腊文明互应。不过，古希腊以商业和奴隶制为基础的城邦联盟军事力量过于弱小，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立刻就四分五裂，很快被共和制的罗马帝国吞并。

华夏文明的源流，有炎黄部落与东夷族两个部分。炎黄部落在战争中获胜，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自然崇拜文化。在夏朝双方再次爆发战争，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夷文化，彻底走向衰落。商、西周时期，象形文字确立，语言也基本形成。水利工程技术和铜冶炼技术进展较快，农业成为主要工作。游牧、商贸只占极少部分。自然崇拜文化进一步巩固，民间事务以祭祀、农业为主、国家事务以征伐、水利、矿产为主。

东周以后，诸侯国差异分化，霸主竞相登场。在自然崇拜文化基础上，结合各国经济特征，形成以社会治理为目的的诸子百家文化。诸子百家中，孔孟的儒家、老庄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影响最广。儒家希望建立一种王权治理下的美政秩序，即圣王统领，士大夫管理，农工商安居乐业。道家追求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清静无为的人生观。墨家的兼爱、非攻是最早主张人人平等的学说，并且主张掌握自然规律，厉行节约。

与希腊文明相比，我国诸子百家并没有形成明确逻辑理论。因为希腊把个体（意识）放在优先地位，至少把个体与社会置于平等的地位。并且积极主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而个体意识的核心，必定是逻辑。他们对于神（造物主）的思考，正是在逻辑驱动下完成的。

我国古代文化，崇尚自然崇拜，把个体置于社会国家之下。多在应用的层面上认识客观世界，或者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大型水利工程只是为了治理洪水、增加农业。冶炼技术只是为了军事、农业。而几乎不思考对客观世界进行主动的大规模改造，同时也不去思考“造物主”的问题。这内在地包含了畏惧的因素，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采取的正是回避的态度。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并不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而是以神秘主义为核心。

西方的神话、宗教都有“创世说”的内容，就连印度婆罗门教也有梵天创世说。但我国盛行自然崇拜，畏惧神明到“不可揣测”的地步。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据考也是在汉代，在外来宗教（如拜火教、佛教等）的影响下作出的。

儒家依附王权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崇尚独裁政治，不但打击百家、独尊皇权，而且迷信神仙方术。农家弟子刘邦与原楚国贵族项羽争霸胜利后，一度盛行的是黄老思想，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尊上古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并兼采阴阳、法、儒、 墨等诸家观点，主张无为而治。这成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即“休养生息”。

在此阶段，百家学说曾一度繁荣，但墨家等多数学说未能恢复。并且，诸子百家学说，产生于乱世。汉朝一方面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重启分封制，各诸侯再次聚拢人才，觊觎国器，酿出“七王之乱”。显然，百家学说与汉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明显产生许多不适。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理念”，其实质是权力系统过于强大，没有力量监督制约，它必定追求控制力度的扩张，对内集权，对外征战，直到自身的经济、军事、疆域难以为继，然后才在文化上形成疆域相对固化的“大一统理念”。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儒家，曾任刘彻的老师）就向汉武帝刘彻建议，罢免部分“贤良人才“……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董仲舒又于公元前134年向当政的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主要作法是“表章六经”。前135年，武安侯田蚡再次任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此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因子，致力于维护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

不过，汉武帝为了抑制相权，加强独裁，重用亲近侍臣（生活秘书，伺候起居）。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且军功显赫，但被司马迁写入《史记》里的《侫幸传》。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压制诸侯。为了打击匈奴，提高财政收入，又采用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亚于一次变法，其中包含部分官营思想）。还别出心裁，发行过“白鹿皮币”（相当于纸币，很快废止）。同时，晚年患病疑心加重，放纵江充以“巫蛊之祸”掀起大狱。

作为汉武帝的托孤辅臣，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光任大将军，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争夺权势，于公元前81年，组织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代表的儒家取得一次胜利。不过，桑弘羊以提高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思想受备受历代王朝重视，即社会治理多采用“霸王道杂之”的政策。

汉元帝、汉成帝时，在儒家大臣主导下，才把儒家礼制全面引入王室的礼仪、朝廷官制当中。从而真正确立了儒家的地位。

道教受佛教影响而出现

当奥古斯都经过长期的继承人问题折磨后，于公元14年去世，其养子提比略继位。他来到元老院，说道：“参议院的元老们，你们把如此巨大而不受限制的权力，赋予了一个仁慈而乐于助人的王子，那么他应该成为参议院的仆人，并且是全体公民的仆人，有时甚至应当成为单位公民的仆人。”虽然在提比略执政期间，基督耶稣被罗马总督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当担比略去世时，罗马帝国国库内有30亿塞斯特斯铜币(sesterces)的财富。

同样在提比略执政期间，王莽废除西汉皇帝，建立新朝。因人口过多，饥荒下农民暴动不断。西汉宗室也趁机以“光复汉室”的名义举兵。经过一系列谋略斗争和军事战争，宗室刘秀（当时已经是平民，举兵时无马只得骑牛参战）于公元25年称帝，又历经12年战乱，才平定原有西汉郡县，开始休养生息。

断袖皇帝汉哀帝去世前一年（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为最早的佛教经文传入记载。王莽篡汉期间，西域断绝，天下大乱。直到东汉政权稳固，大月氏也建立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强国。

虽然战乱不断，但丝绸之路并未完全隔绝。热爱文化的罗马暴君尼禄就很喜欢来自中国的商品。公元65年，大月氏的两位僧人，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随东汉使者抵达洛阳拜见汉明帝。公元68年，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创建，这是中国佛教传播的源始。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击败北匈奴，后来又担任西域都护，正式打通了丝绸之路。他还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

丝绸之路繁荣之后，佛教传入更广。一开始，佛教主要依附于汉地原有的道家方术，作为祠祀求福的一种祭拜形式而得到发展，史料记载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以斋戒祭祀来奉行佛教。东汉末年桓帝（146～167年在位）同时祭祀黄老与浮屠。黄老崇拜在佛教的影响下，衍变为原始的黄老宗教。

佛教传入后，僧人开始对佛经传译，不过侧重于对基本教义与禅观方法的介绍。这也启发了黄老道派人士。在这期间，《太平经》出现。南朝史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说：“（此经）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杂语。” 《太平经》提出了一个有主神的神仙体系，指出修道的人士的修身养性术；另外也提出了财产共有的平均主义理念。同时信奉符咒、方术。虽然其中也有劝人行善，但并没有强调解脱、赎罪，而是以治病、长生为目的。但它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式宗教的纲领。

佛教这种宗教仪式的出现，以及《太平经》的流传，启发了民间社会活动者以道家的名义组织道教。著名的就是张角的太平道与张道陵的正一道（也称天师道、五斗米道）。前者发起了黄巾起义，把东汉送入三国争霸时期。后者在第三代传人张鲁（张道陵之孙）时，占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太平道、天师道、玄学

冀州巨鹿人张角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天公将军”，宣扬黄帝执政时的美政（太平社会），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持九节杖，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太平道以“方”为单位组织教徒，每方设“渠帅”统领。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共建三十六方。 适逢东汉政治腐败，饥疫流行，短时间内发展了十余万教徒。张角以此为基础，于184年，发布了黄由起义，虽然他本人很快因病去世，起义军也很快被曹操等人击败，但黄巾起义及后续起义瓦解了东汉政权。

张道陵本是太学生（汉代太学影响很大，刘秀也曾是太学生），博通儒家经典，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受佛教传播影响，张道陵著写《老子想尔注》，奉老子为道教创始人，尊号太上老君，创立了正一道。后世尊张道陵为“天师”，也称天师道。正一道教义囊括了汉代方式的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等方法。因教徒入教需缴纳五斗米，治病也需要五斗米，也被称为五斗米道。

张道陵之孙张鲁号称“师君”，担任天师道最高宗教首领、最高行政长官。初入教徒称“道民”，头目称“祭酒”，再上一级为“治头大祭酒”。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事项。教徒在祭酒管理下，要定期聚会参访。

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被曹操击败，约三十万人投降，被曹操整编为“青州军”。公元215年，张鲁向曹操投降，被封镇南将军，迁住邺城，天师道开始向北方传播。

在魏晋时期，佛教、道教进一步流传。儒家受到道、佛影响，开始向玄学发展，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玄学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

玄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流派，但它亲近宗教，又反过来影响佛教和道教，使其中很多流派，如佛教的禅宗和道教的丹鼎派，转变为修持类宗教。最终脱离了传教式的宗教的范畴。这类修持类宗教，不具备世俗的宗教权，或只具备有限有宗教权（存在于教派系统内），不能影响王权的运行，而只是在王权的许可下活动。

三次法难与度牒制度

北朝时期，佛教昌盛，王室贵族寡居女子往往到寺庙出家，因而寺庙林立，仅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洛阳伽蓝记》记述当时繁盛图景。不但建造寺庙，社会还盛行开凿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尽显佛教的影响。北魏太武帝为了增强军力，在大臣崔浩推荐下，立寇谦之的天师道为国教，更在公元446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不过，新帝又复兴佛教。

公元572年北周武帝杀权臣宇文护后，召集佛、道、儒派别人士会议，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两年后，下诏灭道、佛二教，令道士、僧人还俗、服役。

周武帝的亲家隋文帝杨坚小时在寺庙长大，所以崇信佛教。隋文帝的外甥李渊建立唐朝，自称是老子后代，尊奉道教。不过，佛教在唐朝因玄奘西天取经而兴盛。因武则天曾经为尼而宣布“释教宜在道法之上”。

但是，唐代皇帝为了控制宗教，出台了度牒制度。度牒是政府发给出家宗教人士的凭证，为他们建立簿籍，统一归祠部掌管发放。不过，管理并不严格，并且，官府可出售度牒，增加财政收入。

公元819年，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但未能阻止唐宪宗把舍利供奉到皇宫里。这引发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公元842年起，唐武宗开始下令拆毁寺院，强迫僧侣还俗。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

自宋代以后，进一步严格了度牒制度，佛教、道教各项教义、仪式、制度已经具备了今天的雏形。到了明代，取得度牒甚至需要通过考试。宗教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摆设。而民间的秘密教团，则与反抗力量结合，或者与成为黑社会性质的道会门组织。

宋代儒家的朱熹推出了理学，在广大乡村中贯彻宗法制。士大夫的科举制消灭了贵族集团，底层社会的宗法制抹去了个人主义，二者结合使我国社会进一步固化。宋朝商业繁荣，科技发达，而即将来到的蒙古大军，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先进技术传向西方。可中国文化，却因为科举制和宗法制，丧失了进取心，变得更加封闭、保守、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