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正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产业经济的发展、复兴，同时也是科技和文化、社会管理等全方位的进步、复兴。一个社会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思想引领着行为，科技文化的引领支撑作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

    如果传统科技已经相当完善，就不需要科技创新了；如果传统文化已经与时俱进，也不要文创，只要继承就可以了；既然发现了问题，发现了需要，才要去创新，才要去反思、质疑、甚至批判的。

    在伴随着民族复兴的事业中，科学和文化创新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其阻力、影响和矛盾冲击因素也要充分预计：新旧理论学派系统的交锋，难免会导致理论观点的冲突和学术资源的消耗。为了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最大的创新效益，让更先进的、更接近自然真相、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新学科、新理论、新观点快速成长，有效应用，我们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如何建立与创新相适应的环境？如何管理创新，不让它失控？让它更有效益。以下借助其他领域的管理经验，提出一些思考，未必成熟，只为抛砖引玉。

1、 提倡创新和传承并举。

    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被广泛证明是先进有效的科学理论、科学真理、优秀的传统文化要注意加大保护力度和积极传承，减少不必要的学术资源消耗。也避免一些人以创新的名义冲击基本的科学价值体系。

    甚至，学术界要划出“保护清单”表明立场。不要良莠不分，什么理论都去怀疑，香花毒草都一起拔。例如：要捍卫中医学，不能将中医学和伪科学混为一谈。中医学必须创新发展，不能否定“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原则，不能否定它对中华民族健康事业的历史贡献和地位。

    对任何涉及到基础理论领域的所谓“假说”“猜想”都可鼓励积极论证、反思和挑战。因为假说不是公理，是有待证明的系统观点，这正是我国科技文化创新的重大机遇。

2、适度创新，划一条界限，不要无节制的任性创新。

    无论怎么富裕，我们的国力依然有限，尤其是发展不平衡。

    有的创新领域未必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而投资特别巨大的，综合性价比偏低，要适度，或暂缓。

    例如，国外提出了火星移民、太阳系外的外星移民，我们只做一些必要性、可能性方面的研究，但没有必要对连必要性和可行性也不具备的项目，现在去做应用技术开发；不如先做好地球环保项目、环境污染预防医学项目、科技扶贫项目更有意义。

    高铁速度可以再提高，但要逐步提高，不要追求过度提高，因为技术也不是孤立的系统，这需要整个工业系统、安全管理、社会交通衔接等管理水平的相应提高来配套，不是单纯技术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做技术储备，但应用要慎重）；让乘客有机会看沿途的风景也是很好的。

    考虑到全球范围的核能源安全问题的案例，核能源不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主要的新能源，它是过渡性替补性的能源。我们要考虑综合的环境风险。并积极促进清洁能源研究，让清洁能源很快替代它。

    我们国家已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对于那些关系到全球命运的重大研究，尽量联合多国一起做，全球共享科研成果，不必只依靠一国之力，我们可以在联合国发或其他组织起建立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研究合作基金。这比我们自己做更有力，更有意义。例如，寻找外星文明的必要性和对策、防范小行星撞击地球对策和技术，重大地震诱因调查、地震预防、全球重大灾害救援系统建立等。

3、对可填补空白的新学科、新理论和新技术领域，根据国家需要，重点鼓励。

    对我国需要的，可填补空白的新学科、新理论和新技术领域，重点鼓励，要给予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可科学系统内部，在理论上鼓励开放争鸣；电子出版性价比比较高，国家提供专门出版资金扶持，提倡鼓励电子出版，国家要承认著作权；但在没有获得某种论证答辩的，要避免言不其实，过度渲染的宣传。

    在科学实验上，在理论上先通过可行性答辩，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从小到大，逐级提供支持。要引入风险投资意识和管理机制。避免非理性的科研实验投资（要从国家综合利益的角度来减少科研投资的风险，提高科研效益）。

4、涉及到基础理论的对质疑和可能“颠覆”传统理论的创新思想和新技术，及时鉴别，优选鼓励。

    这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机遇，要积极开辟“新林窗”、提供良好的“孵化器”，提供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实验条件。例如，开设学术界内部的“争鸣网站”，“争鸣论坛”，鼓励扶持各地、各学科的富有创新能力的专家，设擂台辩论，及时发现有前途的理论和技术，促进其健康生长；也要及时淘汰没有前途的理论和技术，让作者和投资方知道问题在那里，没有必要继续探索。（这可以学习it行业的创业孵化器的做法）。

    同时，重大科研领域，对即使在理论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还要注意对正在实施中的传统理论提供必要的保护期和过渡期，过渡政策。要避免“新桥”还没有建好，就把“旧桥”给拆了；但如果旧桥已经摇摇欲坠，实太危险，就要临时提供补救措施，并加快新桥的建设，缩短过渡期。并注意采取各种预案，预防在新旧理论系统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副作用。（这个要学习社会管理中经常采取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过渡方式）

5、采取常规管理手段来扶持和鼓励学术争鸣。

    对自然学科的学术杂志、学术会议论文集、学术著作出版都要大力扶持和鼓励其开辟本领域的“理论争鸣专栏”和“跨学科”专栏，鼓励有理、有据的理性争鸣；对将有关质疑和不同论证意见公开、争鸣专栏做得好的杂志要提高评价等级。甚至要扶持和鼓励举办这类创新学术论坛，争鸣杂志等。科学情报部门注意跟踪，汇总资料。

6、顺应科学发展潮流，推动科学系统综合一体化创新。

    对社会科学理论，要鼓励“自然学科化”“生态化”的研究，将其逐步多地纳入自然科学领域一体化研究管理范畴，加速两个科学理论体系的融合。例如，心理学（社会心理）、管理学（社会行为）、人口学、历史学、艺术学、生态哲学等领域。

    对“海归”要提倡注意学习中国的国学，对“土鳖”要提倡注意学习外国的文化。文科和理科的课程也要多交叉兼容。为大力促进跨学科研究做知识和人才准备。

7、重视协同创新，让科学创新系统协同进步。

    创新理论和技术，要避免一只脚跨入了22世界，一只脚还在18世纪；例如，中国依然存在广泛的重男轻女的落后封建文化，这导致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人口性别比例，社会持续发展，也与宪法精神严重违背，要有对策措施加以改进。

    避免多个系统已经进步，局部系统严重滞后，拉后腿。例如共享单车在实施中遇到的管理问题比较明显，是社会和公司管理行为不同步，技术进步与公众文化素质不同步。

    我国的科技创新不仅仅是科学界的工作，也是文化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工作。不仅要重视跨学科，还要重视跨系统的创新：重视科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结合，学习西方现代科技文化与发掘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科技文化的结合，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协同进步。

8、对创新立项资助要特事特办。

    要为有前瞻性，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新领域等从事创新研究者提供专门的科研项目申报方式和渠道，例如可以通过不定期的或定期的“路演”来竞争项目。因为，这部分研究往往不能够纳入常规渠道，也不能够一年一年按部就班计划的。

    对一些前景不确定，或技术保密不适合路演公开的，对企业管理不适宜公布财务状况的，项目财务管理难度大的项目，或鼓励采用问题解决结果招标的办法，征集成果，按照事后资助等方式来鼓励前期投入。或只征集成果，奖励成果。这些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来分别对待。

9、对自由学者和民营科研机构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支持。

    我们党实现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唤起了民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事业中获得巨大成功，也是因为发动群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现在做科技创新也是一样，必须发动群众，鼓励跨界、跨行业的合作，才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对民间学者，对民营科研机构的建设要给予足够有效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对有关申报课题资格和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奖励要一视同仁。

10、对“科技文化创新管理机构”要用“外行”和建立“回避制度”。

     对“科技文化创新管理机构”赋予它与传统科技文化管理机构不同的任务，注意选用秉公办事，尊重科学、富有使命感，乐于奉献、善于用人的“外行”或“杂家”来做管理者。因为，他们主要是统筹处理在创新事业中出现的科技文化管理问题，不是某个领域的学术管理。要从如何激发和组织创新活动，做好社会管理的角度来做监测，预防和调控工作。

    另外，要建立创新“回避制度”，某个领域的权威所坚持的观点，受到新学派的质疑，需要通过辩论，这个权威就不能做各个辩论的“法官”和“律师”——他不能做该项目的评审和审稿人。

    对特定的创新领域和特别创新平台可以超脱常规学术界来实施特殊管理。

11、为创新提供社会管理和法律的有力保障。

    对创新理论的开拓者，有建树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对有关理论和观点进行压制；或者知识产权的侵害等现象要提出严格、明确的惩戒和纠正的办法。相反，对为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甘做人梯、做伯乐、无私无畏、高风亮节、勤勉服务并做出了贡献的专家和单位、团队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