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020.11.17.）之会，百卷本《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的编写，是一项大工程。有编委会及省内各市人员参加，讨论发言有所启思。其编写风格，与我拟写的多卷本《天竺传》相近，只是我似乎更加注重人物叙事，并与文化史的流变脉络相结合。

    扬阿斯曼的名著《文化记忆》，其副题是：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这个表述很符合我的认知，所以《天竺传》也是一个文化隐喻。杭州佛光初度的慧理法师，即灵隐寺的开山祖师，因其本来自中天竺国，尝谓灵隐飞来峰乃天竺国小灵鹫飞来，时有“天竺僧”之称。叙事围绕灵隐天竺展开，空间范围延伸到整个东南佛国。计划中本月动笔，没想到本月竟有些忙碌。眼见得中旬就要过去，无论如何这个月得动笔，那怕只是为了个仪式感。围绕人物写，文化叙事兼有文学色彩。人与事、事与史，把佛教融入政治、社会、文化、地理和历史大背景中，那该是何等的波澜壮阔啊。

    夜深人静思绪万千，浮生逆旅如寄客，仿佛是一场永恒的对话。越来越相信佛说因缘，想来世事轮回，万般皆本于此。因以吉辰次韵：

  《虞美人》

夜阑声寂闻张歙。逆旅身如客。

天涯咫尺梦中来。凭寄一溪风月暂栖怀。

闲情渺渺常凝伫。清绪思吟赋。

晓窗初照又良辰。知是因缘注定若回轮。

【2020.11.18】近来多言及文化叙事，前些日子也多曾谈及文化地标，昨日提到开创文化记忆理论的德国海德堡科学院院士扬.阿斯曼，其名著《文化记忆》，副题便是：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看来也许是某种下意识的引导，这个月自然而然的要进入文化叙事了。拈出“天竺传”三个字，也是反复多次思考过的。尤其天竺二字，既有所指向，又带有某种对具象的超越性，亦虚亦实便于延展，所以我讲《天竺传》本身也是个文化隐喻。灵隐和天竺连成灵竺地带，灵隐寺的开山祖师慧理法师来自天竺国西印度，被称为“天竺僧”，是他着那座奇石嶙峋的山峰说，这是天竺国小灵鹫飞来的。杭州佛光初度始之于此，所以围绕灵隐天竺的叙事，肯定是延展到整个东南佛国。

颇为有趣的是，昨日当我提及这个故事时，数学出身的老校友遇春周兄尝疑问：飞来峰故事作为传说尚可接受，如果写入“文化史”是否令人信服呢？我则笑着回说：就是讲传法故事，叙说高僧当年是如何弘法的。一旁的史大教授晋川兄打趣遇春：你今天与卫教授讨论此事，今后也可能载入文化史。遇春也是甚有领悟力，夜来续说此事，他讲自己百度了“文化”的定义，并简单归结为：文化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精神产物。由此出发来理解，神话、传说，甚至包括鬼怪故事等等也应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概括力真是令人赞叹，我闻言大笑曰：“我提到你的时候，应该前面加一个定语：当年在杭大门口樟树下捧着一本书，据说好像迷了不少女生的遇春周兄。”并说有了这个定语，就有了“杭大人”的集体记忆。

玩笑归玩笑，倒是想到了扬.阿斯曼谈及的两种不同形态记忆：交往记忆（语言和交流）、文化记忆（对意义的传承）。也许当我们把交流建构成某种可重复唤起的记忆模式时，文化便真正形成了，这就如同禅宗传承中的许多公案一般。现在越来越喜欢那些禅宗公案话头了，感性而又充满慧悟。记得某年某月某日，给学院里的教师们开会，忘记什么事情让我突生联想，讲到有僧问赵州：如何是佛祖西来意？赵州和尚答曰：庭前柏树子。我自说自话的颇有兴致，看对面老师似乎一脸懵逼。其实赵州和尚的回答，就是超越概念的启悟。人生在某一个阶段上，会沉迷于深奥的理论性思考之中，会感觉没有概念就无法延展理论思维。但过了那个阶段，又开始回归到颇具感性的叙事形态，会意识到概念的局限和概念之间的重叠。前段时间会议发言中，曾几次使用文化地标、文化记忆、场景以及游客凝视等概念时，其时往往会产生某种交揉性融汇，甚至模糊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概念边界。自己也变得像是庄子般扑朔迷离，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沿着这条思绪，扬.阿斯曼进而说道：文化记忆展示了日常世界中被忽略的维度和其他潜在的可能性，从而对日常世界进行了拓展或者补充，由此补救了存在（Dasein）在日常中所遭到的删减。通过文化记忆，人类的生命获得了在文化进化的任何阶段都可保有的双重维度性或曰双重时间性。如此以来似乎觉得《天竺传》文化叙事兼具文学色彩，综合汲取司马迁与司马光之所长，由人及事，由事及史，人与事、事与史纵横相交，融佛教于政治、社会、文化、地理的历史大背景中，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建构和文化记忆的呈现。如此说来，这还真是一种积德行善，吾心向善，自成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