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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西医学发展史的思考

已有 8196 次阅读 2010-2-27 15:21 |个人分类:比较医学|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中医, 西医, 医学史, 比较医学

    中西医学为什么不同?差异的实质是什么?差异是怎样形成的?这是比较医学史研究的范畴。今天,当我们迈向未来的时候,正确地比较和评价中西医学成长的历史,或许可以提供某些启示。

    一、本能与迷信:上古医学的必然选择

    医学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上古医学也是这样。

    地球上,疾病的产生几乎和生命一样古老。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原始人就有了外伤、骨折和各种疾病。原始社会是一片混沌,当人类最早出现于世界的年代,当人类的身心和社会特征渐渐形成的时代,当种族重要特征还模糊不清的时候,医学就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了。这种本能的医学,是早期人类对付疾病烦扰以及茫然无知的窘迫所唯一能够选择的:受伤后用泥土、树叶、草茎等涂裹伤口,生病时用动植物试探性治疗,以树皮和兽皮为衣、以洞穴和土屋为居防御恶劣环境的侵袭。随着长期的摸索和试探,随着原始人的思维进步,疾病和医疗的认识逐渐走向经验阶段。

    然而,医学不仅是技巧,还需要解释。原始人在选择原始宗教的同时,也选择了巫医学。那时,他们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很自然地把自然物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东西,“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是原始人思维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的确,洪水的暴戾,风雪的侵袭,虫兽的骚扰,疾病的吞噬,原始人是那样怯弱,面对大自然既无法驾驭,又不能理解。原始宗教观念是原始人对自然现象和生命奥妙难以理解的一种理解,难以解释的一种解释,难以讲出道理来的一种道理。几乎有多少种自然现象,就有多少种善恶难分的神灵或魔鬼,而且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话。疾病现象自不例外,各种疾病都有着不同的鬼神来管辖,有时疾病由鬼神所致,有时疾病本身就是一种鬼神,这种超自然力的理解,导致超自然力救助的必需,或者直接祈祷,或者借助于与鬼神打交道的人——巫师来实现。总之,巫术医学第一次将原始的本能和零碎的经验系统化了,不管是原始宗教选择了医学,还是医学选择了原始宗教,抑或是双向选择,也不论本能和经验的医学怎样先于巫术和原始宗教,它们毕竟一同兴盛了起来。

    二、经验与哲学:中古医学的巧妙选择

    “医巫分家”是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它取决于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医疗经验的发展程度,为医巫分家提供了必要性,当药物和各种自然疗法与巫术相比具有绝对的优越性时,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疾病的本质是自然因素还是超自然魔力?人类通向健康的道路是否得重新探寻?二是自然哲学的诞生,为医巫分家提供了可能性,当医学要摆脱鬼神观念,如果没有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取代则是不现实的,自然哲学应运而生,为医学理论的重新选择提供了背景。

    当然,尽管自然哲学化比鬼神观念有了明显的进步,但离准确的﹑真实的人体物质观﹑生命观、疾病观和治疗观仍相差甚远。这一时期的医学,临床靠经验看病,理论用哲学代替。因为在经验医里人们通过反复观察﹑黑箱调空,并不在乎医药经验的内部机制是否真实和清晰,而只是关心是否取得治疗效果,体现出以实用为特点的价值取向。在哲学医里,人们只关心为医疗经验寻找一个解释、一个说明,而不在乎解释和说明的真实性如何,怎样去检验。因而,一切生命奥秘、病因病理和药理都可根据现成理论,用不着艰苦的探索;一切解释无须准确的反映具体事实的具体机制,用不着严格的科学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时期的医学是一种巧妙的选择,同时也是该历史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然而,经验医学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其一是直观,当时的科技水平决定了医学观察只能是肉眼的和定性的,其中虽然不乏天才的发现,错觉性印象和误会性联系也不可避免。其二是主观,没有仪器辅助和实验控制,在观察时受心理支配具有随意性,四诊资料常常不太客观;在总结疗效时受认识能力所限,没有严格对照、多元分析等方法,可重复率常常很低。其三是盲目,由于经验的内部尚属黑箱,获取经验靠反复试探,临床过程靠模糊调节,不仅医学进步非常缓慢,最优控制也是难以达到的。

医学理论是医学观念的具体展开,自然哲学医体现的是抽象的物质观、小宇宙的人体观、臆测的疾病观和笼统的治疗观。例如,古希腊医学认为万物由水、火、土、空气组成,与之相对的血、黏液(痰)、黄胆汁和黑胆汁之比例,决定一个人的健康和气质;还有一种固体学说则认为人是由“原子”或“种子”组成的。这种哲学化的人体“物质”,因其抽象性,根本无法研究它的组成、比例、结构、代谢规律等等,中医学的五行学说和气血津液学说也有这种特点,从而形成人体物质研究的封闭性格局。又如对人体生命的认识,无论东西方都受“天人相应”观察支配,把心脏比作太阳,把各器官的功能活动与宇宙现象联系起来考虑,也属于人类认识水平处在难以解释阶段的一种解释。在探索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时,常常把气候因素和其它诱因当成因果联系,以一般性的平衡失调解释具体的病理机转,用猜测性理论代替客观的事实联系,而且一经约定就相守不移,未曾开动“假说-检验”的双轮车。至于治疗思想,东西方医学都以调整平衡为指导原则,因为具体机制(病理和药理)不清,其理论停留在一种笼统的初级阶段。

    三、兴盛与衰落:中世纪医学的不同选择

    “中世纪”一词,指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兴起的历史时期。为了比较方便,我们把盖伦(公元138~201年)以后逐渐形成的基督教教条医学和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以后中国同期的经验哲学医统称为“中世纪医学”。

    该时期的西方医学是随着基督教的形成(公元1世纪初)、发展(2~4世纪)、兴盛(4~10世纪)和衰落(12~15世纪)而逐渐倒退,以至解体的。在这个过程中,医学又一次变成了巫术,倒退成为神学的婢女,宗教信仰代替了哲学思辩,祈祷、行按手礼、涂圣油等代替了经验治疗,注释经典代替了学派论争。西方医学为什么要选择倒退呢?或者说,基督教在中世纪一度成为医学选择的背景呢?我们认为,一是医学本身的挑战,罗马帝国末期出现的几次可怕的疾病大流行曾经毁灭掉整个城市,甚至使罗马变成荒芜。疾病和死亡连续不断,不仅青壮年在所难免,而且一切治疗都无效。这种现象使人们不得不象原始人那样,重新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二是天灾人祸,几次大战和洪水、地震的侵袭,帝国末期人们在身心双重折磨之下,宗教救赎凡人的教义仿佛是闪烁的灵光,忏悔和求救的热望满布在苦难的人群中。三是蛮族的入侵,日尔曼人在征服罗马的时候,他们的医学还处在原始民族状态,医学几乎全是魔术和信奉神灵的,随着罗马政治的消亡,曾经十分昌盛的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传统也随着衰落了。四是西方基督教的政治特点,罗马帝国灭亡后,封建王国的统治力量相当薄弱,很长时间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直处于政权和教权、国王和教皇、贵族和教会之间互相争夺、互相利用的双重支配中,教会是文化领域的垄断者,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尽管中世纪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停滞或倒退时期,基督教教条医学占统治地位,医学知识被禁锢在修道院的围墙内。但是,在这围墙内仍有一些卑微而有耐心的学者,把医学的艺术和技巧继承过来,把希腊的哲学思辩流传下来。而且,民间医学、教外医学从未间断,尤其是被称为“希波克拉底之国”的萨勒诺学校,使希腊医学在阿拉伯迂回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西方。因此,中世纪欧洲医学毕竟不同于远古的巫医,它们是盖伦的医学教条和基督教教义的杂交物,经验、思辩和神学浑为一体。

    与此相反,该时期的中国医学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表现在:(1)医学各科迅速分化,各种专著先后问世,如病因症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公元610年,以下用数字代表)、《三因极一病方论》(1174),脉学专著《脉经》(3世纪初)、《脉诀》(1189)、《诊家枢要》(1359)、《察病指南》(1241),舌诊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1341),解剖学专著《欧希范五脏图》(1048)、《存真图》(1106),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282)、《铜人腧穴针灸图经》(1026)、《备急灸法》(1226)、《针灸资生经》(1220)、《十四经发挥》(1341),法医学专著《疑狱集》(951)、《折狱龟鉴》(1200)、《棠阴比事》(1213)、《洗冤录》(1247),内、外、妇、儿、伤科专著更是举不胜举。(2)方药学的发展,药物从《神农本草经》的365种发展到《证类本草》(1082)的1552种,方剂仅《圣济总录》就收集了2万多首,还出现了炮制、食疗等专著。(3)学派争鸣的形成,如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一方面受哲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临床经验的不同体会,促进了经验哲学医的发展。

    该时期中国医学的繁荣是沿着经验哲学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结果,这种选择是中国当时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是医学模式的惯性所导致的,也是民族性格的写照。中华民族历来坚持中庸,注重实用,从未形成狂热的宗教信仰和异端思想,它虽然造就了该时期医学的兴盛局面,却为文艺复兴后中国医学的逐渐落伍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宋代理学是三教合流的产物,标志着自然哲学体系的完臻;晋隋以来大型方书和综合性著作的问世,鲜明地代表了中国医学由来以久的经验主义倾向。

    四、突破与徘徊:近代医学的反差性选择

    文艺复兴后,西方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近代医学也随之诞生了。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科学实验的引进,二是哲学医学观向科学医学观的过渡。医学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经验又一次同哲学分离,与科学的医学观相结合了。从此,医学在各种技术的推动下,在与其它自然科学成果的交流中,在临床与基础研究互动激发的加速机制里日新月异。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第三次革命,第三个里程碑。

    作为应用科学,医学发展与基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休戚相关。近代物理学和近代化学的诞生,人们对人体结构、物质代谢、生理病理等的认识,从模糊、笼统、神秘、臆测走向清晰、具体、客观、真实;显微镜的发现,人们对微生物、细胞及人体微观结构和变化有了直观的印象;生物学(细胞学说、遗传学、微生物学等等)的成就,为近代医学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野。

    当然,近代医学的突变并非一帆风顺,它是与传统的神秘观念、臆测性理论长期斗争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医理学派和医化学派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医理学派是用物理数学解释生命过程,把人当成一架精密的机器来研究;医化学派则认为生命是一个化学过程。以前,人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心脏是热的源泉,肺脏使热冷却”奉为教条,意大利医理学派代表人物波瑞利(1608~1679)采用物理实验,粉碎了这个学说,为心、肺的功能研究扫清了障碍,哈维的“心血运行论”更是毫不留情地撕毁了盖仑的“潮汐学说”。医化学派对“体液病理学”的批判,不仅导致了药物化学和生物化学的产生,还为器官病理学、细胞病理学奠定了基础。总之,这是一个用科学实验代替哲学思辨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淘汰“奴斯”、“活力”、“动物热”等虚构性概念,“三灵气”、“四体液”等臆测性学说的过程,新理论的大厦在旧学说的废墟上建立了起来。

在西方医学选择变革的时候,中国医学又一次选择了沿袭。此期,虽有《本草纲目》的问世,温病学派的诞生,但仍是直观经验和哲学思辨的一脉相承,医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没有得到根本突破。当西方医学转换成构造性自然观,以实验医学的面貌和加速效应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医学仍在《内经》、《伤寒论》的经典模式下蹒跚而行。“学而不述”的好古逸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无为而治”的避世清高,心领神会的求虚趋向,“重用轻理”的价值取向,考经据典的治学套路,再加上形式逻辑的淡漠和受控实验的阙如,它决定了我们无法进行新的选择。即使该期的两个特殊人物,被称为踩着了近代医学门槛的吴又可和王清任,也无法最终冲破传统思维的惯性。一如既往,经验与理论在两个封闭的圈子里各自循环,理论在经典注释中演绎,经验在得失相倚中往复。

    五、论争与融会:现代医学的交汇性选择

    当西方医学与传教士一切来到中国的时候,两大医学体系开始了论争和渗透的历史。

    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医学总是以其优势项目向其他地区传播的,这是竞争的结果。西医传入中国,精致的解剖和牙科、眼科、外科最先受到重视;接着,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理学、生物化学、卫生学、数理统计等基础学科相继产生,临床上血清疗法、预防接种、激素、抗生素、等等陆续发现,成长壮大着的西方医学逐渐成为中国医疗卫生的主体。当然,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医学始终没有表现出其他西方科学的气势,而一举取代中医学,尽管这种冲击波在日本和中国都曾经激荡过,但现代医学毕竟不能解决所有的疾病,甚至在一大堆难治病面前常常束手无策,东方医学的自然疗法、个体化诊疗风格和整体调节艺术,往往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为了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医学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并且在多元并存的前提下进行交流、渗透、配合和争鸣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中医热”、“针灸热”能够在医学发达国家兴起,同样是竞争和选择的结果。

    面对西方医学的挑战,中医学以它特有的方式进行着抗争和选择。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学术思潮——“中体西用”,从而拉开了“中西医汇通”、“国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多学科研究”的序幕。然而,深刻的理论融合却存在着两大障碍:一是科学观念与自然哲学的冲突,二是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的摩擦。长期以来,我们在“中体西用”的道路上辛勤跋涉,既渴望传统体系的全面保留,又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的全面运用,不惜用最新的理论来解释,用最新的方法来证明,但观念和方法是同步的,理论和体系不可分割。当我们在用新老“三论”、“耗散结构”等边缘科学理论和电子计算机、现代实验技术证实中医理论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困扰接踵而来,并常常显得事与愿违。例如,我们用实验研究清热解毒法的作用原理,认为其本质是抑菌消炎、调节免疫等等,那么这究竟是对“清热解毒”的肯定还是否定呢?同理,用植物神经功能、外周交感-肾上腺髓质功能的变化以及cAMP、cGMP、TXB2等指标的改变解释“肝阳上亢”,究竟是对它的置换还是延伸呢?又如中医诊疗的特色是法活方圆、灵活变通,对其进行规范化研究,究竟是如虎添翼还是削足适履呢?也许中西医的理论融合期待着更深刻的跨文化认同,要以两种医学的思维出发点去寻找汇通的契机,要超脱两种本身的框架或范式去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显然,经过本世纪尤其是近40年来的实践和研究,中西医在临床各科早已形成广泛的协作网络,如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急腹症、肛肠病、中小面积烧伤、心脑血管病、肾脏病、肝胆病、胃肠病、血液病、恶性肿瘤以及妇、儿病等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协作和结合将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国医疗卫生的一大特色。同时,中西医学各自的理论优势和思维特点逐渐显露出来,为中西医的本质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例如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结合,可能孕育着未来的临床医学模式。首先从现象学看,可以认为西医有关“病”的诊断,是临床征象(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结果)在某空间范围内的时间分布,即某些临床征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医有关“证”的诊断,是临床征象在某一时间点(或片段)上的空间分布,即同一时间内某病人身上各种临床征象的集合,二者是经纬关系。其次从发生学看,西医对病的概括是统计学处理,抹杀了个体差异和偶然因素,成为一种人为的模式;中医学对证的描述,强调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凡是临床表现的微细差异,就可能构成不同的证,运用不同的治疗。第三,从临床角度看,前者属规范化诊断,病情虽然总在变化,个体也有差异,病的诊断却是一定的,并且是可以检验的;后者属随机化诊断,一切瞬息即变,甚至来不及检验或无法检验,只为治疗提供依据。因此,二者各自具有纵向和横向、静态和动态、规范化和随机化、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不同特征,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互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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