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广大夫与洪钧是忘年交，还在他读中医本科的时候，就与洪钧有书信来往讨论学术。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学界很活跃，曾担任多个学术职务，获得不少学术奖项，并撰写过多部专业相关著作，以及创办过学术期刊（《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前年退休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回归少年梦想，完成从医生到学者的转换。我想，这套“医学思想史三部曲”（《从洪荒走来的古代医学》、《现代医学的诞生》和《人类征战瘟疫的足迹》）足以奠定他在医学史领域中的未来地位。

这么多年，聂大夫的专业是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选择这本与专业密切关联的著作，作为远道之旅的启程。只是洪钧没有料到，本书内容如此之宏富。因此，我要说的话都已在本书内容中。不过，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洪钧还是想说两点。

第一点是要认识到，现代医学在传染病方面进展神速。

三十多年前，洪钧曾经如下说：

“数十年前，威胁人类生命的大敌是热病。近三四十年来，热病逐渐让位于高血压、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热病致死仍仅次于上述疾病）。这种变化已是常识。然而，笔者仍为现代社会战胜热病的速度震惊。

近几年做临床工作较少，问青年对热病的感性知识，竟发现曾患疟疾者百无一二，曾患痢疾者百无四五。反思笔者的同龄人，不敢说多数人得过这两种病，但多数人不必学医便能粗述其症状是无疑问的。回忆笔者初作医生时，同事们年年为此付出大量劳动，高发季节，常有药品供不应求。十年变化，面目全非，岂不发人深省。

然而，笔者也生不逢时，没见过鼠疫、霍乱、天花、黑热病、黄热病、白喉、性病（现在又有了，却不是因为没有特效药）等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烈性传染病。这些病应为长我20岁的同道所熟知。由此以往，再过二十年，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洪钧按：此文写于1987年），又是什么景象呢？我本人的知识构成届时还会适应吗？目前的在校生到那时适值壮年，当前的教育应为他们的未来作些什么准备呢？未来学家们对这些问题已有许多较一致的看法。笔者相信，对未来20—30年的预测大体是可靠的。”

进入本世纪以来，确实有两次大疫给国人乃至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即2003年的“非典”和至今还在肆虐的新冠状病毒肺炎。为了防控这两种传染病，尤其是后一种，全球以及我国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医学界更是首当其冲。令人欣慰的是，这两次大疫造成的人员死亡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言。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到，没有现代医学的进步，不可能如此神速地发现病原微生物，并启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回想1918年的“大流感”，那时候人们除了恐慌之外，对疾病的原因毫无所知。那次流感，导致上千万人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说到这里，想起国内中医界对这两次大疫的态度。其中不少人常说，中医对这两次大疫的疗效高于西医。这种看法是否属实呢？洪钧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还有一点：疗效不足恃。

这就是洪钧要说的第二点。

古代中医对付热病——特别是传染病的疗效是否令人满意呢？

洪钧以为，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为此先举《伤寒论·自序》为例。仲景说：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今天我们还能想象，不到十年，一个宗族的人口死亡三分之二吗？特别是死于伤寒者占十分之七，足见中医治伤寒（大多是传染病）疗效很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如此高的死亡率，可能不全是医界的责任，那时的战乱，导致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只是古代医学水平不高也是重要原因。为此洪钧曾经说过：

据说相当张仲景写《伤寒论》的前后百年间，不仅中国出现过“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的惨象，那时的大疫亦曾横扫亚、欧、非三大洲，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此后，中外文献均常见大疫。古时，战乱、灾荒之后必有大疫是理所当然的。与战乱、灾荒无关的大疫亦动辄死亡上万或至数十万，此种例子举不胜举。

为说明以上拙见，再举疟疾为例。

自《内经》时代，中医对其症状观察已甚详（几不亚于当代普通医生的经验），发明较可靠的疗法不晚于汉末。然而，此病始终为中国大害，故综合性方书无不视为大病而专章论述。金人张子和《儒门事亲》说：“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公元1206年）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疬杀人，莫知其数。昏瞀懊憹，十死八九……次岁疟病大作，侯王官史，上下皆病，轻者旬月，甚者弥年。”古人每谪守云贵或用兵于西南，必先顾虑疟疾伤人，不仅金代为然。无论伤寒学家、温病学家均重视此病，而终于治不胜治。至解放初，此病仍在20余省、市、自治区流行。一般年份，估计发病5千万人。因预防不力，七十年代初，黄淮平原和江汉平原仍发生大面积暴发流行。1973年，苏、鲁、鄂、豫、皖五省发病1,298万人。目前，此五省发病人数约占全国发病总数的80％，以往流行猖獗的云、贵两广等省，因预防有力，反近消灭。我们对消灭此病大可乐观。

至于近现代中医如何看疟疾，可举近代著名中医杨则民《药厂医话》所述为例。洪钧在引文之前加了按语如下：

近代名医论疟疾

洪钧按：近代著名中医理论家又是主张中西医汇通的临床家杨则民，在其遗著中曾讨论论恶性疟疾。目前疟疾已经很少见，但杨氏对恶性疟疾的记载和见解，对我们认识一切外感病，都有好处。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大约七十年前，我国人民的卫生状况以及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引文见杨氏遗著《潜厂医话》。（董汉良 陈天祥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第１版）

论恶性疟疾：

二十八年（按：民国28年，即1939年）夏，本乡大疫，沿门阖境，几于十人而九。其最普遍流行，为疟疾症状凶恶者，如伤寒脑膜之类。时医不识，依症断病，“湿温”、“暑温”、“伤寒”、“温热”……信口乱说，因而伤生者难更仆数，实则皆疟疾之恶性者也。为免横夭，启迷妄，殆不可以不述。

恶性疟疾与普通疟疾同，惟其症候更郑重耳。其发热也，往往高热（四十度以上）不退，手足乍有冷时，而热仍高，有身热七八日不退者。当热高时，谵语昏狂，若类邪祟。然频危境而神明不乱，此其异也。若身痛如被杖，呕吐剧烈者，每为轻疟。小儿初起，有陷于昏痉者，最为恶候；老人大抵因反复发热，消耗过甚，即取死亡之转归。此外医药不误，预后无不良好，但内脏器官有破溃之病灶者，当发高热时，最易出血，预后大抵不良。

孕妇之患恶性疟疾者，十人九危，非绝产即死亡，得保母子安全者，甚非易耳。

治疗恶性疟疾，最有效者，为金鸡纳霜、扑疟母星属。然湿温型者，非清化导浊，身热全退以后，金鸡纳霜虽大量用之，亦不为效。风温型者，初起即可用之，中药不服也可。若夫孕妇患此，用奎宁丸，愈早愈好。疟久体虚，纯用补剂也可。

再论恶性疟疾

三十年新秋乍临，本县恶性疟疾，又复盛行，惟不如二十八年之猖獗耳！中医拘墟烦古之流，又复视为伤寒、为湿温，专立清化，禁用奎宁。驯至忽发忽弱，而忽弱忽似伤寒，未几即归泉壤，诚可叹也！此病本发于云贵边域之区，自抗战军兴，往返频多，互有传染，遂至于此。吾自有知识以来，本乡患疟者，大抵一日一发，或间日一发，或三日一发，其恶寒发热出汗之经过，无不单纯。倾近五六年未竟，以恶性疟疾，占为多数。其发作不仅绝无定时，且有一日发作三四次者。其恶寒经过漫无标准，只有自觉的四肢末梢微感寒冷而已。诊疗此病，绝无其他巧妙，只在如何利用解热剂而已。余经验屡用银翘散、木贼煎、桂枝白虎汤、达原饮、青蒿鳖甲煎、白薇煎，六方随症施用，殆无不效。盖本病有汗出而热不解者，在如何热退而令汗乾。有热盛而汗不出者，在如何汗出而后热解。迨既热解身凉，即宜服用奎宁，俾不再发。若误认伤寒，以为热退可以无虞，而不知热复高涨矣！

恶性疟之于小儿为尤凶恶，其发作即高热暴腾，手足痉挛，陷于昏睡。牛黄清心丸为唯一效剂。

尚有一种疟型，身仅微热或无热，而头痛肋痛腰痛腹痛，四肢痉挛或麻痹，咳嗽浮肿，上吐下利，如前人所说寒中者。然其发作必在午前，脾脏一定肿大，且必发于四邻皆疟之环境中。此亦普通中医所不了解者，虽非恶性疟疾之比，而其痛苦殊甚，余已经验三四人（皆女人），皆用奎宁丸而收卓效。

     洪钧相信，无论当代中西医，都没有见过疟疾如此猖獗。洪钧倒是见过情况稍好者。那是1973年夏末秋初，洪钧的故乡被波及。估计疟疾发病人数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二。当时卫生宣传部门编有顺口溜：疟疾病，蚊子传。看病吃药不要钱。还要求：一旦发现，立即服药，争取不见第三次发作。就这样那次疟疾流行很快被扑灭。

不难看出，单有中医不可能有如此快的疗效，更不可能如此快地扑灭流行。

至于鼠疫，曾经称为一号病，因为此病曾经居于我国法定传染病之首。本书对该病做了不厌其详地记述，但洪钧认为只一首《鼠死行》即可看出此病之暴虐如下：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拆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都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讨？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洪钧认为，当代中医不会认为上述诗歌是夸大其词，也不应该认为，单靠中医治此病，即有满意的疗效且足以迅速扑灭大流行。

以下是旧作《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接近结尾几段话：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中医自《内经》时代便力主“不治已病，治未病”，为什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体系无力承担近代热病预防任务？

欲回答这一问题，几乎要说到中医体系的全部缺点。本书重在临床，不做纯基础理论探讨。以下仍结合临床常识说明问题的症结。

197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地球上消灭了天花。那是到那时为止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最伟大的成就。众所周知，预防天花的手段源于中国。但是，人痘术若只限在中医体系内发展，最终仍不足以消灭天花。这不仅由于人痘术的经验性和技术上的缺陷，还由于中医理论框架不可能使这种经验技术得到严密的理论说明。无论是早期的热毒说，还是后期的胎毒说，均不足启发建立现代免疫概念。人痘术在温病学盛行的时代流行了数百年，大医学家多不予重视，即由于中医体系吸收、消化、提高经验性技术的能力不足。倒是康熙皇帝的直觉更有远见。

一但经验性技术需要借助于微观世界的知识时，中医热病体系的缺点就十分突出。人痘术最初改造为牛痘术时，仍是经验性的。然而，西方医学提供了在微观世界揭示其秘密的环境条件。上世纪末，一旦微生物病因学建立，这一秘密便迅速大白于天下。微生物病因学建立之神速（免疫学随之产生），并非西方医学自身的突变。此前与医学无直接关系的微生物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发现微生物致病和建立免疫概念都已经由其它学科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到了瓜熟蒂落或一点即透的程度。

现代免疫实践是社会化的，然而，其理论和技术核心仍然是对免疫现象的微观认识。中医理论没有经过这一阶段，而且至今仍有排斥认识微世界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西医连续取得各种自动免疫，被动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突破，取得良好效果（预防破伤风、白喉、百日咳、狂犬病、伤寒、炭疽、小儿麻痹、乙脑、麻疹、肝炎等疾病的生物制品均系近百年的成就），而中医仍只能集中力量发掘疗法，实际上，不少疗法日益难找到病人。

消灭或控制热病（或狭义些说——传染病）并非全靠免疫。血吸虫病的预防也许是最复杂、最典型的另一套办法。疫源地调查，中间宿主杀灭，终宿主（现症病人和动物）处理，控制人畜接触疫源水等等，均很难作好，需动员全社会努力。但是，在不了解血吸虫生活史时，根本不会想到上述措施。血吸虫病，是我国最古老的病种之一，也是为害最烈的传染病之一，有人说甲骨文里就有指此病的字。但中医理论不可能认识它。此病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可与伤寒、温病、痢、溪毒、骨蒸、疟母、黄病、疸病、蛊胀等相混。没有从宏观到微观连续细致观察，不可能将如此复杂的各种临床表现都归结到同一病因去。华佗无奈小虫何，是因为他不可能认识这种小虫。

 预防其它有中间宿主或通过病媒昆虫传染的疾病，与预防血吸虫病大致类似。总之，要想多方面切断传染环节，必须对传染过程有本质的认识。这在西医也是很晚近的事。比如1883年才知道蚊子传染疟疾，对肝炎病毒的详细研究不过是近20余年的事。

最后，以上拙见均可从聂大夫这本巨著中寻出。洪钧以为，无论中西医，也无论高年资的大夫还是医学院校的师生，都有必要读读本书。因为她的跨历史、跨国籍、跨学科的内容和视角，能够给读者带来了无穷的启发。

                                        2021/5/25赵洪钧于威县白伏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