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医融合的基础与构想

（一）研究对象的共同性

从前面的章节可以看出，《伤寒论》和温病学都是讨论外感热病的，尽管二者有过激烈的“寒温之争”，但时至今日大都认为应该“寒温合一”，建立统一的中医外感热病学。然而，无论是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还是现代医学的感染病学，其研究对象都是“感染-炎症-发热”这一最古老的医学联系。现代医学认为，“发热是机体对感染（与）炎症的一种保护性反应”。致病微生物、寄生虫的感染是病因，炎症（局部炎症反应与全身炎症反应）是病机、病理，发热是临床表现（症状）。除了感染之外，其他如创伤、肿瘤、变态反应等均可引起发热；但无论是急性发热还是中长期原因不明的发热，最常见的原因还是感染。现代中医外感热病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外感发热（即感染性发热），也是把“感染-炎症-发热”这一大类疾病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空间上研究其发生、发展、终结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在各个不同时空阶段的临床表现、病机及治疗原则 [李同宪，李月彩. 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可相融性的探讨. 医学与哲学，1999，20（11）：51-52]。

我们也知道，感染性疾病对于中西医学，都是极其重要的领域。但是，在西方传统医学中，对感染性疾病（古代称之为热病）的病因学始终比较模糊，直到近代病原学的兴起。中国医学自巫术医学之后，逐渐有了相对完善的外感热病的病因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理法方药的临床体系。但归根结底，由于研究对象相同，外感热病学的病因学与现代感染病学的病原学是完全重叠的，即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它所覆盖的病种以及由感染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病理过程，与《伤寒论》和温病学的集合完全一致。它们是人类认识不同阶段的产物，我们不应该冀望古人对疾病原因的认识能够一蹴而就，也不应该死死坚守古人的认识误差，而不与时俱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今医家对外感热病（感染性疾病）诊疗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而恰恰相反，他们的临床观察和干预措施仍然会对我们今天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例如屠呦呦，就是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生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迈向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大量的临床经验，都是未来医学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总之，我们必须打破几千年来中医相对自我封闭的体系，不断吸收、接纳、融会现代生命科学理论，尤其是西医学的理论，来推动和提升中医理论，使之能够产生一个大的飞跃。

（二）疾病过程的可融合性

1. 表证与前驱期表现

太阳主一身之表，为六经藩蓠。卫分为人体第一道防线，具有抵御外邪侵入和驱邪外出的功能。温邪上受，从口鼻而入实质上指的是呼吸道感邪与消化道感邪。感染病学则认为非特异性宿主防卫功能是抵抗微生物侵入的第一道防线，它包括皮肤粘膜、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相通的管道系统。所以太阳、卫分与宿主非特异防卫功能都是指机体抵御外邪（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时，在临床上首先出现的一组征候群则分别称为太阳病、卫分证、前驱期（非特异性的急性期反应），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重叠，它们的集合可以较好地解决感染病初期的辨证及治疗问题。

前驱期的临床表现是类似于感冒的一组以发热为主的非特异性征候群，它包括了不同季节、不同表现的感冒、流感及全身各器官系统感染（包括传染病）的初期阶段和某些轻型病例。此时只有在排除所有其他感染之后才能诊断为感冒。在此之前禁用发汗退热、激素及导泻等治疗方法，否则可能引起严重后果。这与伤寒论的思路完全一致。《伤寒论》太阳病篇共187条，占了全书的近一半，其中仅十余条是从正面论述伤寒与中风（普通感冒及流感等）的诊断与治疗，其余都是论述误诊、误治及鉴别诊断问题，并明确指出不能用汗、吐、下、火法治疗温病，否则会引起坏病而导致严重后果。温病学家在总结无数误诊、误治的经验之后，逐渐形成了温病学说，提出了在卫分病时用辛凉解表法及四时感冒初期的诊断及治疗方法，弥补了伤寒的不足。即使现代对于发热初期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仍是各科医师临诊时的重点及难点。温病学说卫分证的理论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如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肺炎等在初期均可用银翘散加减治疗；钩端螺旋体病早期用三仁汤治疗等。大大丰富了现代治疗学，而且安全性、针对性更强，对于某些轻型感染病例尚有治愈之效。

2. 气分证与症状明显期

随着病情的发展，前驱期之后为发病期或症状明显期，这是感染性疾病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由局部炎症反应形成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等特异性、定位性症状的出现以及全身炎症反应加剧，全身感染综合征的各种病理状态相继出现为其特点。

感染性全身炎症反应临床征候群（Sepsis），定义为宿主对微生物感染的全身炎症性反应，其病源体多为革蓝氏阴性或阳性细菌，但病毒、立克茨体、真菌等也可引起，微生物分子讯号或毒素的扩散也可引起。在这些病原中大肠杆菌内毒素是研究最多、最强力的激活剂。Sepsis 包括了发热、败血症（毒血症、菌血症、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多脏器功能障碍及衰竭等多种急性病理过程，这些病理过程没有明确的界限，可单独发生，也可相继发生，也可相互交错同时发生。

各器官、系统因部位不同，功能结构相异，当其局部炎症灶形成时往往产生具有特异性及定位性症状及体征。呼吸系统感染（如气管炎、肺炎）会产生咳、痰、喘等。消化系统感染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发热等；若伴有拒按、板样腹，往往是急性腹膜炎；若伴按之软、压痛不明显，往往是胃肠道感染；若数日不大便、压痛，多为肠梗阻及肠道内感染；若胸胁痛，上腹压痛有包块多为胆、胰系统感染。泌尿系统感染会出现尿痛、尿急、尿频等表现。

不同类型的病源体侵入不同的器官系统会引起不同的局部炎症反应与全身炎症反应，根据机体机能状态及其它因素，局部炎症反应的程度与全身炎症反应的病理过程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症状明显期的各种临床表现是由各系统器官局部炎症所产生的特异性定位症状及体征与全身炎症反应各种不同病理状态所产生的症状及体征（往往不具特异性）的不同组合。反过来，可以从一组临床症状及体征判断这组临床表现所反映的病理状态组合（局部炎症反应与全身炎症反应），这就是病机，即中医证的实质。显而易见，由临床表现推论病理状态的过程具有很大的误差，这是中医的缺陷，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可以弥补中医的不足。

中医认为邪在经络肌表为表证，邪涉脏腑为里证。阳明主里，少阳主半表里，气分为里热亢盛。所以阳明病、少阳病、气分证均为邪涉脏腑的里证热证。由于外邪性质不同，侵袭脏腑不同以及体质等因素，导致各脏腑出现不同的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举例如下：邪热壅肺，咳、痰、轻喘，治用麻杏甘汤。阳明腑实。数日不大便、腹痛等，治用承气类；热实结胸，腹痛拒按板样腹等，治用大陷胸汤；痞证，腹痛、按之柔软等，治用泻心汤类；阳明经证，大热、大渴、大汗出、脉洪大，治用白虎汤；少阳阳明病，胸胁痛、上腹痛可摸到包块、压之痛等，治用大柴胡汤加减；淋证，小便出少、起数涩痛等，治用八正散、三仁汤等。可以看出各器官系统感染的典型临床表现与气分证、阳明病、少阳病中的证有惊人的相似。尽管脏腑与器官在概念上相差甚远，但是它们都是指内脏器官系统，二者在临床上以一组症状、体征及其所反应的病理状态（证）为桥梁相互沟通，以方剂的治疗效果验证了其相互沟通、融合的正确性。近百年来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研究、药物药理研究、动物实验等反复证明麻杏石甘汤治疗急性气管炎、轻度肺炎；大柴胡汤加减治疗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八正散、三仁汤治疗急性泌尿系感染，都是有效的。可以说各器官系统感染的典型临床表现，都可以在中医系统内很容易找到相对应的证。

3. 营血分证与DIC

营分证的特点除了高热之外，以神志障碍、斑疹隐隐或见斑疹出现为其特点；血分证除了以上表现外，则以出血（提示DIC）为其特点，这些病症符合败血症的临床表现。有的学者提出ET（内毒素）是导致卫气营血传变的重要物质基础。用ET 复制的该模型与温病气血两燔证有些相似，用清瘟败毒饮治疗后，证明该方有解热、解毒、顿挫病势的作用。用大肠杆菌内毒素可制造出温病热灼营阴、温病血分证、温病营血证的动物模型。前已述及内毒素是引起DIC、败血症及感染性休克的最强力激活剂，所以营分证、血分证与败血症的病理是一致的。现代医学已证明，治疗营、血证的代表方剂如清营汤、犀角地黄汤、清瘟败毒饮、承气类等都对不同类型及轻重不同的败血症有治疗作用。

古代没有抗菌素及外科手术，感染性疾病除死亡率高之外，其后遗症、并发症、慢性感染及其复发比现代多的多，且病情更为严重，所以在上述典型急性感染过程之后，慢性病例、营养代谢、机能障碍、衰竭、慢性感染急性发作、变态反应性疾病等必然成为医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六经辨证中的三阴经病。在西医这些慢性过程多属内科范畴，在中医则与杂病相伍。许多伤寒学家根据伤寒论中的许多治法与方剂与杂病的治疗相同，特别是现代经方的应用远远超出了感染性疾病的范围，就有“六经钤百病”之说。但是把《伤寒论》及温病的研究范围界定在“感染”这个范围内，有利于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初步有机结合。

（三）临床治疗的互补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