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钟森，扈晓宇. 中西医结合防治感染病的现况和展望. 西部医学，2011,23（12）：2297-2299

1  中西医结合防治感染性疾病的新进展

1.1　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青蒿素复方的研发与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等[1]单位运用中医复方配伍的思路和方法，经过多组方的临床筛选，用短半衰期而速效、高效、不易产生抗药性的双氢青蒿素，与长半衰期而持效的磷酸哌喹配伍，先后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 代双氢青蒿素复方抗疟药。其中第 3 代复方双青蒿素哌喹片（Artekin）集中了优良抗疟药必须具备的特点，是一种速效、高效、无性、不良反应少、疗程短和价格低廉的复方新药。该复方获得中国专利授权和新药证书生产批件，并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国家注册销售，成为越南、柬埔寨等国治疗疟疾首选用药。该项研究受到联合国卫生组织和多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全球现有 190 万以上患者接受 Artekin复方药治疗，疗效显著和安全可靠。Artekin 的研制成功，为人类遏制抗恶性疟疾提供了有效保证，重新确立了我国青蒿素类药物研究和应用的国际主导地位。

1.2　 艾滋病综合防治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等单位[2～4]首次在省级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多人群艾滋病毒流行病学及毒株亚型研究工作，在河南省境内新发现了三个亚型，分别为Ｃ亚型及两个重组亚型ＢＣ、ＡＥ。首次分析了国内独有的经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及经母婴传播艾滋病的自然史；预测了河南省艾滋病发展趋势及不同程度干预条件下的疫情发展规律。完成了 1323 例 HIV / AIDS 患者和 778 例对照人群的中医证候调查，采集了被调查者的社会学信息、中医四诊信息，并进行了部分地区HIV/ AIDS 患者 CD4、CD8 检测，初步阐明了 HIV/AIDS 中医临床症状特点、证候分布规律。在国内外率先提出并系统实施了对无症状带毒期及早期患者的中医药干预研究，并研制出两个有效制剂，开拓了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艾滋病的新途径，建立了艾滋病中医证候数据库；首次采用 WHOQOL-120HW量表测量艾滋病患者生命质量，在国内率先得到艾滋病对患者家庭经济影响和社会疾病负担的相关数据；率先推出了河南省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并大样本、多指标进行了系统客观评价，形成和出台河南省一系列艾滋病防治文件。在率先提出“无症状带毒期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黄金切入点”的同时，证实了中医药早期干预（纯中药扶正排毒片）可明显减轻或控制艾病相关症状及体征，稳定或增强免疫功能，降低部分感染者的病毒载量，提高生活质量，初步解决了艾滋病无症状期感染者无药可用的世界性难题。

1.3　 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临床研究 　被纳入国家“十五”863计划重大项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北京地区广安门医院等多家医院参加的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5]，其初步研究成果对SARS的临床治疗发挥了指导作用，使中医、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 SARS的成功经验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在“非典”疫情过后，课题组通过对549例 SARS临床病例资料的研究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治 SARS是安全有效的。同时通过对 SARS患者舌象照片的分析和中医瘟疫学说的回顾，就SARS中医证候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SARS三期两型中医辨证方法。

1.4　 扶正化瘀法抗病毒性肝纤维化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所等[6]单位在肝纤维化的治疗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其研究思路坚持“辨证”与“求证”相结合的原则，中医理论与现代最新研究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辨证重在分析中医基本病机，提出“正虚血瘀”是肝纤维化基本病机的假说，针对性地以“扶正化瘀”为治法；求证采用国际认同的肝组织纤维化分期“金标准”，并观察该治法的疗效。从桃红饮→桃仁提取物到桃仁提取物合虫草菌丝→扶正化瘀复方及其药效物质基础，走“复方－单药－复方”、“临床－实验－再临床”反复求证的研究道路。结果表明，扶正化瘀对肝组织纤维化分期的逆转率达 52％～58.3％。立足中药复方，在国内率先将肝星状细胞和药物血清法引入中药抗肝纤维化的研究，运用先进实验技术，多途径揭示了扶正化瘀方药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理以及“扶正”药与“化瘀”药配伍的药理学基础，初步阐明了扶正化瘀复方抗肝纤维化的物质基础及其影响靶细胞内信号转导的作用机理。

1.5　中医邪正发病学说与免疫及微生态平衡相关性研究 　云南中医学院等[7]单位从现代免疫学、微生态学、中医邪正发病学三者的关系入手，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初步阐明中医正邪发病学说与人体免疫、人体微生态平衡之间的关联性，为进一步深刻阐明中医邪正发病学说的现代医学解释做了基础性工作。

1.6　 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 [8] 单位借鉴循证医学理念和数理统计方法，对近四十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医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对其中涉及中医证型的临床研究文献进行证型分布情况统计和评价，得出以文献为依据的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型分布情况；并进一步按全国地域划分的东、西、南、北、中，选择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10家医院的1050例患者进行了临床研究，初步总结出慢性乙型肝炎的中医舌诊特点、中医常见症状/证候的分布特点、中医证候的主要病机特点以及“肝郁脾虚”、“肝胆湿热”证候辨证诊断标准。

1.7　 常见感染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标准的制定  目前已经形成标准如下： ①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制定的“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② 中华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定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诊疗方案（2004年版）”。③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肝纤维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2006年）。④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制定的“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试行）”（2004年）。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肝硬化临床诊断中医辨证和疗效评定标准”（2004年）。⑥中国中医科学院艾滋病中医药防治中心制定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临床技术方案（试行）”（2004年）。

1.8　 感染病临床基地/专科/学科建设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6年确定的“中西医结合感染病临床基地”建设单位的有北京地坛医院等16家医院，目前已分成病毒性肝炎、艾滋病、肺结核等3个小组进行网络性协作研究；确定的“中医艾滋病临床基地”建设的单位有北京地坛医院等 9 家医院。 2002 年确定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等 10 家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五”肝病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并于 2006 年通过验收[9]。2009 年确定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11 个单位为相关重点专科[9]。

1.9　 国家科技部“十一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立项 　2008年国务院组织实施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感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简称专项）[10]。通过专项的实施，构建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感染病的防治支撑体系，自主研发传染病诊断、预防和防护产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重大传染病临床治疗方案，建立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的防治技术平台，为降低发病率、病死率提供科技支撑，为提升新发感染病应急处置能力提供有效手段，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培养感染病防治人才队伍，最终实现全面提高我国感染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水平，完善国家感染病综合防控、应急处置和科学研究三大技术支撑体系。

2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1 中西医结合感染病防治体系不尽合理  我国中西医结合感染病防治体系缺乏良好的前瞻性规划。20世纪90年代步入医疗市场后，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学科因经营成本高和经济效益低而逐渐萎缩。基于同样的原因，防疫工作及其队伍自谋生路而开办医院或检验中心等，使诸多重要的流行病学调查、重要感染病的自然史及预防花费——效果评价缺乏必要的资金及队伍来完成，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中西医结合防治感染病的队伍、经费、人材严重匮乏，以致于国家科技部在组织“十一五”感染病重大专项“中西医结合防治结核病”的项目时，不得不从“建队伍”做起。

2.2　学科队伍萎缩  据统计，我国从事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工作的各级医师约7500人左右，其中包括：①地级市以上的传染病医院近 200 家，约 1500 位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医生，是该领域的主力军。② 各县级以上中医院的肝病、爱滋病和从事其他感染病工作的医生约2300人左右。③ 各综合医院传染科、儿科、皮肤性病科、中医科从事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工作的医生约2200人左右。 ④ 各结核病院（胸科医院）、防治所从事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工作的医生约 500 人左右。⑤ 各血吸虫病医院、防治所从事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工作的医生约 500 人左右。⑥ 各儿童医院从事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工作的医生约 200人左右。⑦ 各皮肤性病医院、防治所从事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工作的医生约300人左右。队伍萎缩的主要原因是患者普遍贫穷，学科临床开支巨大，工作人员风险高而收入低。在部分地方，感染病学科甚至成了综合医院中的弱势群体。

2.3　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缺乏现代研究 　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呈现新特点：一方面，新发感染病的相继出现，如军团病、莱姆病、大肠埃希菌感染、0139霍乱弧菌感染、人禽流感等，频繁地向人类袭击；另一方面，一些过去已基本控制及减少的感染病，如结核病、狂犬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血吸虫病、登革热及疟疾等又卷土重来，或时有暴发流行，中西医结合防治感染病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投入，这是目前本学科最缺乏的。

2.4　医疗市场混乱，无序竞争  主要表现在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间的竞争，有传染学科的医院与个体诊所间的竞争，传染科与非传染学科间的竞争，导致医疗资源浪费，治疗效果下降。

3　对策

3.1　拓展学科范围　 我们先后将典型感染病如结核病（TB）分到结核病院，将血吸虫病送到血防所，又将各种性传播疾病（STD）交给皮肤科……，除少数感染病科外，全国大部分感染病科医师对抗菌药物不够熟悉。至于过去传统上未收入感染病科而分散在各科的感染病及医院感染，则更是不够了解。鉴于感染病与非感染病性感染病之间常无绝然界限，这些疾病除传染性的差异外，其他特性实无区别。而且新近SARS及禽流感提示，由于病原体变异，其传染性亦发生变化。因此将二者割裂开来是不适当的。基于同样理由，国际上早已将二者合并为感染病科范畴。

3.2　加强学科及队伍建设　 国家对低收入人群中病原携带者及高危人群应实行定期检测和保健，对现症患者采用减价、免费及元息贷款等多种方式或政策，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大效益。其次，我国应借鉴美欧日等国家的经验，不将感染病科完全投入医疗市场，而应充分考虑其防治双重角色，且具有一定受 EID 传染的风险，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只有当经济指标不再是感染病科工作的惟一衡量标准时，学科及其队伍才能走上正道。

3.3　加大投入  可根据所在医院具体情况，在医院或感染病科设置人工肝装备（供重型肝炎患者使用）、透析滤过装置（供肾综合征出血热或肝肾综合征等患者使用）及呼吸机。在检验及检测仪方面，应包括脑电图（ＥＥＧ）、胃镜（专科使用有利于减少EID传染）、各种病原学及血清学检测相关装置。此外，设立Ｐ3负压病房及实验室，一方面有利于及时隔离像 SARS那样的 EID病人，减少或杜绝其医院感染；另一方面将为有关SARS等EID的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利于将我国有关研究推向世界。

4　小结

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学科的未来，既有老感染病引起的老问题和新问题，也有新发感染病引起的新的或老问题；如今，本学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中西医结合感染病学将方兴未艾，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