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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曹东义:走近中医大师,感受名家风范(1)

已有 1517 次阅读 2021-2-18 21:39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2006年11月,我接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肖培新主任的电话,他说,名老中医的成长经历,不仅对于初学中医的人有启示作用,而且对于世人了解中医也有示范作用,应该加以总结,写成象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大家”栏目那样吸引人的作品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以前虽然没有见过肖主任,但是,从他循循善诱的话语里,我知道他是很善于说服人的。我一边赞同,一边听他继续说。他说,已经和朱良春先生联系过,希望把他的事迹作为首批入选的专家进行介绍。我不由地说“好啊”,因为我知道朱老有很多故事,是非常感人的,完全值得大书一笔。肖主任见我已经同意他的看法,就进一步说,只是朱老回话说,他很忙,年事已高,讲述一些事情还可以,写出来就有许多不便。身边的子女也很忙,不容易帮得上忙。弟子们远的太远,忙的太忙,没有合适人选,就不准备参与了。肖主任稍一沉吟,紧接着说,我们觉得,当今中医学家里边,如果写一个系列作品而没有朱老参与,那是很不完善的。我只好说“是啊。”肖主任话锋一转,立即说:“我们王国辰社长说你是朱老的弟子,而且您的《回归中医》书稿刚由我审过二审,觉得您文笔不错,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件大事。”我说,哪里,哪里,您过讲了,我可以参与一部分内容的整理。他说,不是参与,而是主要由您来写。我说,那就需要您经常给予指导才行。就这样,我们定下来一同去南通采访朱老。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会有某些难以预料,肖主任买好车票之后,他爱人的膝关节患病住院了,需要他照顾。因此,肖主任换成了包艳燕编辑,我们在上海见面之后,一起去南通。当然,包编辑人很热情,帮助我联系上海中医学会的施杞教授,因为当时打算起诉污损中医药的反中医人士,邓老、朱老也支持为中医伸张正义。这些事情,我在《捍卫中医》里,有所记述。当然,《捍卫中医》的书稿,也是包编辑赞同,并力争在她们社出版的。她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是中医书籍出版系统里主要的力量,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接领导,我们王社长正在组织有关选题,我回去就帮您联系,应该会顺利出版的。”后来果然如她所说,王社长以及社里的各位同仁,都热心捍卫中医,使这一部记载斗争史实的《捍卫中医》在半年之内,就顺利定稿、出版,奉献给了中医界以及关注中医前途的广大读者。

在南通、在广州、在北京,通过几次当面采访朱老,以及电话联系、电子邮件多次往返,本书初稿于2007年5月完成,当时的体裁是传记,而不是对话体。肖主任看过初稿,提出来修改意见。他说,这是一套系列的丛书,各本书之间应该在体例、篇幅字数等方面,大体上比较接近,还是以对话体为好。因此,请把传记变成对话。我认为他考虑的有道理,就进行修改,也增加了一部分内容。

完成修改之后,还是有不少缺憾,比如,朱老作为临床大家,书里应该有大量的病例,就可以增加感人的力量。这的确是正确的意见,中央电视台《天佑中华有中医》的节目,第一个就是朱老诊治上海施先生晚期淋巴癌,十几年之后仍然健在的现身说法,曾经引来无数电话热线咨询。他70多年的从医经历,该有多少感人的业绩啊。那真是难以记数的。好在朱老自己写的,子女、子弟、学生整理,经过他审阅的学术著作很多,而且《朱良春用药经验》等不仅几次再版,而且每次都是十几次重印,《中国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医学微言》、《朱良春医集》等大多都有新版,了解朱老的临床经验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尽管如此,更多的缺憾是对于朱老每一个时期重要学术活动细节的描述太少,本书只能构成一个大致的粗线条的轮廓,有关细部的补充都应该是很精彩的故事。这只能留待将来,留给那些了解朱老的人们,一一去品味,去记述了。朱老是一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大树底下难于展露风采一般人不容易理解。朱良春先生的爱人姚巧凤女士,如果单独地说她的为人,她的作为,很有可能会被人们当作楷模。比如,朱良春先生不仅有七个子女,而且还有母亲、岳母一起生活,其艰难、复杂、众口难调已经很难以想象了,但是,有那么一天,他竟然又领来了一个泰兴县的后生朱步先,站在门外,说“从今往后,朱步先同学就吃住在咱们家了。”作为妻子、母亲、一个家庭主妇的姚巧凤,她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她想过吗?然而,她愉快地答应了,就象当年章次公的爱人戴福珍一样,她对于朱良春先生的学生、徒弟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啊!

说起朱老对待学生、弟子,很多“当事人”都感慨系之。我就亲身经历过,而且也和陈达灿、徐凯、包艳燕分别感受过朱老的招待:在酒楼里摆一桌丰盛的南通特色菜肴,叫上几个子女作陪,那浓浓的热情温暖了每一位远来学子。

朱老的几个子女,很多人都想学习中医,但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要争取这样一个机会是很难的。大女儿朱胜华虽然学的是西医,后来也考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生,成了中西医兼通的专家。二女儿朱建华是南通医学院的中医教授。小女儿朱建平1969年下乡,正好赶上朱老1971年去海安县送医送药的医疗队,她就跟随朱老行医看病,成了朱家军里最早的“跟师传人”。后来,她报考药学院,虽然考试成绩很突出,由于她在公社卫生院工作,是个能吃苦的劳力,医院的领导不愿意放她走,对学校来做招生了解情况的同志说:“她是插队知青,表现不错,但是劳动时间还短,等明年再说吧!”因此,一直等到1974年知识青年回城大潮来临时,她才有机会调到印染厂医务室工作,1975年被推荐到南通卫校中医班脱产学习三年,随后她又通过了南京中医学院的课程考试,取得大学学历,圆了自己的中医梦。2000年,她调到研究所任副所长,与胞姐朱琬华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研究所工作的发展。2006年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落成之后,朱婉华担任院长,副所长朱建平扛起了研究所的牌子继续前行,扩建研究所,后来又建成朱良春国医大师工作室、协助建设南通中医药博物馆,都展现了朱建平所长不平凡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朱老的大儿子朱晓春,因为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医,至今还后悔不已,因此,他让女儿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补上了他没能学习中医的缺憾。小儿子朱幼春的儿子朱彤,立志专攻中药专业,学有所成,也是受朱老的影响。

三女儿朱敏华虽然没有学医,但是,由于她已经退休,现如今只有她全方位地围着朱老转,朱老的衣食住行她操心较多。朱老很多学术活动的照片都是她拍摄的,本书里的插图照片也是她一一选出来,复制好,再寄到出版社。

2007年8月底,我再次去南通,在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不仅看到开业一年的医院里,病人不断“挤占”原来的预留房间,各种治疗措施逐渐配套齐全,而且看到一棵古香檀木的巨型雕塑,七只仙鹤围绕山顶一棵松树,各展身姿,一派和谐。朱晓春先生介绍说:“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见到这件雕塑之后,就觉得和我们家的情况很相似,因此,就购买了来,放在这里,成了我们的象征。”如今,一座六层的病房楼已经投入使用,各种现代设施方便了患者的就医,也突出了中医的特色诊疗。因为他们收治了大量的类风湿致残患者,以及各地转来的晚期癌症患者。人们希望在这里,在人生不抱希望之后,再次找回生命的希望。

这次去南通,正好看到了著名作家陈祖芬8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朱良春:医乃仁术》。作家以她特有的想象力,把南通的名人张謇、范曾,以及弘一法师、海灯法师、章次公、著名作家张贤亮、外星人和中医功夫片都放进文章里,阐述他们与朱老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象她2002年写在《文汇报》上的《中医啊,中医》一文一样,把F4与赛车、足球、球迷与中医专家们在广州师带徒的热闹场面一起描述,也就是要把中医放在时代的大背景里来看,中医离人们很近,而且中医大家与生活里的名人、明星一样,受到人们广泛的爱戴与崇敬。

朱良春先生作为中医界的一位优秀代表,不仅救治了大量的患者,造福于无数个家庭,而且在学术上发展了中医学术,在事业上开拓出一片令人羡慕的业绩,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更是达到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如果说朱良春先生是中医学人的榜样,我想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上述文字基本上保持了第一稿的原貌,时间的历史快车,一晃就驶过了几年,朱良春先生与其他29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前辈,2009年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首届国医大师,这位老人在盛名之下,向世人展现了更多的大家风范,在追求至善的道路上,朱老的人生境界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我想,朱老被评为国医大师虽然是他的幸运,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国家、民族、人民、中医界的幸运,因为借此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是如何在盛名之下践行“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精神的,他为这个时代付出了很多,也为我们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楷模,是我心目之中永远的恒星。

我的这些感想,尽管难免有作为弟子的个人感情混杂其间,但是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置身事外”,从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从中医的反对者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如何看待“朱良春现象”?中医后人会如何看?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在中医的长河里,“朱良春现象”能带给我们多少思考?

所有这些问题,当我打开《朱良春年谱》的时候,一切疑问都不存在了,我心里只有震撼和感动,以及难以言表的敬仰。朱老在我心中,永远是一座丰碑。他见证了中医百年磨难,亲历种种坎坷,正在把一切艰难困苦甩在身后,带领着“朱家军”的传人们,大步走向未来。我相信,“章朱学派”必定会以当代显学,而深远地影响到未来。

知我,罪我,都不用担心。因为,我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只有坦然。

有关背景知识,可以参看我出版的《中医近现代史话》、《永远的大道国医》,以及我主编的《挺起中医的脊梁——废医验药正危害中医》。

另补:

上述修改补充稿件2015年10月上旬完成之后,呈送朱老审阅。老人家仔细地审阅了稿件,并在打印件上留下了修改的墨迹。尤其是他对“章朱学派”的提法,做了审慎的思考,“我只有诚惶诚恐愧疚于心的接受”这个事实。此后2个月,2015年12月13日凌晨,朱老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杏林恸哀,民众怀念,门人垂泪。昔有洛阳纸贵,当时南通花缺。纪念的人群,来自大江南北,都希望再见一次他们心中的朱老。

我的内心风云翻卷,朱老生前给我的教导,一时之间纷繁奔涌,一起袭来,感慨万千,不能平静。我和朱婉华师姐,以及她的秘书小张,在《南通日报》社经过一整天的编辑整理,于12月17日凌晨出版了四个整版的怀念文章:《大师九九归一,学术传承永恒》,在追悼会上与世人见面了。

我和一同前去的几个徒弟,远望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朱老,泪水夺眶而出。我内心强烈地感受到,我对朱老的访谈,永远地停止了。

在结束这本《小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感谢很多人,他们给予我大量的帮助,让我完成了这不同寻常的采访和出版。我非常感恩能遇到朱老这样的人生导师,也很幸运地见证了中医近现代史上“章朱学派”的传承佳话。我想相信,在今后的历史过程之中,“章朱学派”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榜样的力量”必将在中医的复兴过程里,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2007年10月前后,我接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部肖培新主任、戴皓宁、王秋华编辑的邀请,他们希望我在完成了《走近中医大家朱良春》之后,能够继续编写《走进中医大家路志正》,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路志正先生是我十分景仰的中医大家、名家。我在20多年之前读研究生的时候,与他的硕士研究生李连成一起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在西苑医院共同学习基础课。说起来,我与李连成有过三次同学的机会,一是在恢复高考之后,一起考进河北新医大学,成为了大学同学。毕业后不久,1984年下半年,他从石家庄市中医院、我从衡水地区中医院,一起参加了河北省第二届中医基础理论提高班,共同学习四大经典、医古文,在学习的过程之中都报考了研究生。1985年9月,当我们再次成为同学的时候,我知道了他的导师是路志正先生。当然,路老的三儿子路京达当时也读研究生,比我长两届,是我的指导老师余瀛鳌先生的研究生。再后来,就知道了路老是河北省藁城人。他既是国家的名医,也是燕赵中医界的代表人物。听说挂他的号看病不容易,他开的药方往往在平易之中见神奇,疗效破不一般。后来还听说,他就是“当代的太医”,他在卫生部工作20余年,不仅因“工作之便”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而且到广安门医院之后也经常出入中南海、钓鱼台,或者出国讲学、交流学术,只是这些医事活动都属于“国家机密”,不可轻易外传。各种小道消息,不时传来;种种传闻,引起我的好奇。

路志正先生到底何许人也?他在卫生部工作20多年,见证了多少他人难以相见的历史场面啊!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见到路老,能够询问路老,了解路老。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我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于言表的。

2007年11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中医药发展高峰论坛会议。在开会之前采访了路老,算是开始了这项工作。月底,我们一起到广州参加第三届中医药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会议,在会议期间又进行了接触采访。在饭后晚间休息时间,我就许多问题向路老的女儿路洁进行了采访。回到石家庄之后,初步拟定了整个访谈的框架结构,传给了路老,也传给了出版社的肖主任、戴编辑,他们分别提出了意见和要求。2008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十过后,我和女儿曹晓芸一起,又一次来到北京,在年味儿很浓的新春伊始,肖主任、戴编辑、王编辑一起陪着我们找旅馆、找饭庄。安顿下来之后,一起冒着寒风往返在北京的大街上,在路老家里进行了几次采访。当然,路老和他的老伴多次留我们在他家用饭。正月十五,在路老家里吃过中饭和水果,踏着元宵的月色,我返回了石家庄。此后,积极整理访谈的内容,于2008年5月末,形成了本书的初稿,约有12万多字。

初稿形成之后,交路老审阅。路老认为,虽然本书是一部采访问答式的通俗读物,但既然叫“走近中医大家”,就一定要有深厚的学术内涵,不然就不能叫“走近中医大家”。因此,为了充分展示中医大家的学术人生成就,广泛听取门人学生的意见,于2008年7月在三芝堂中医门诊部召开了座谈会,路老,以及高徒苏凤哲、张波、路老的长子路喜善、女儿路洁、王秋华编辑等一起参加了座谈,大家提了很好的建议,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现有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

补充历史细节和帮助路老整理学术思想的工作,主要由路喜善先生和张波主任完成,形成了18万多字的一个书稿。然而,为了整个丛书体例上的统一,又进行了压缩、修改。2008年11月底,压缩之后的15万字稿件,又一次回到我的手里。我知道了每一次修改,路老都要亲自过目。为了加快进度,路喜善先生也学会了电脑打字。尽管如此,经历三易其稿之后,路老批阅过的打印稿,已经是厚厚的一摞,几乎“积稿盈尺”了。可见,尽管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通俗读物,路志正先生的认真负责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益。

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掩卷长思,在我的印象里,路志正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无非是做事和做人。路志正先生一贯的态度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他尽管是“低调做人”,然而他已经是当今杏林公认的中医大家;他“高调做事”的事迹难以枚举:第一个肯定石家庄郭克明先生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假如当初没有他的坚持,中医治疗传染病就少了一个有力的事实依据;他代表中医防治血吸虫病,提出来中医治水,西医杀虫,有机结合,成了毛泽东《送瘟神》高度赞扬的历史奇迹;20年里,他在卫生部下乡求证,见证、肯定了多少中医经验?毛泽东赞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得出这样的认识,难道没有他提供的证明材料为佐证吗?我想,当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的时候,用了“外表一团和气,内里一个钢铁公司”来形容,这个特点也正是路志正先生的特点。1973年,他辞别了卫生部领导的苦心挽留,执意来到广安门医院,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医。但是他与众不同的是,不是养老,不是退隐,而是带头搞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创建学会,抓急症,带研究生,搞科研,带高徒,培养优秀临床人才,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长达15年里,一次又一次,利用建言献策的机会,利用为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前前后后,为中医药奔走呼吁;利用个人的影响力,把中医药学术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历史提供给他的舞台上,把中华大医的风采,展现给世人,展露给世界和历史。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厚德载物”。路志正先,字行健,恰好符合“志正以厚德载物,行健而自强不息”,在他的心中,天高地阔,自有一个美丽的乾坤。我想,这就是我走近路老最大的感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部的肖培新主任,2001年编辑过《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邓铁涛》。因此,在2006年策划“医学人生丛书·走近中医大家”系列丛书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中医学家就是邓铁涛先生,希望邓老能够在百忙之中参与进来,为这一套丛书增辉添彩。但是,当时邓老非常忙,不仅有许多大事需要考虑,而且他主持的973课题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所以虽然肖主任通过很多人从旁通融说情,邓老一直没有答应。

2008年11月,我到广州参加第四届名师与高徒学术传承论坛,肖主任知道之后,又把这个愿望托我转达给邓老。他说:“邓老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又临床成就很高的中医药学家,他在中医理论探索和中医战略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有很突出的代表性。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向大众展示当代中医大家的形象,述说中医学、中医人所达到的水平。丛书如果没有邓老参加,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还表达了请我主编写这部访谈的愿望。

2006年我在广州的时候,曾经与邓老说过,我觉得一个中医大家所能达到的境界,可能有三点。一是临床水平高,“治病是上工”;二是能够看清本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战略,“睿智能医医”;三是当国家的中医政策不能完全适应中医发展的需要时,敢于站出来建言献策,“上医能医国”。我觉得邓老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我也知道,邓老所达到的高度,在一本通俗读物里是很难充分表述的。就好像泰山一壤,沧海一滴,增之,不会加其高深;去之,也不会影响其学术成就。但是,对于渴望了解中医的人民大众,对于刚跨入中医门槛的莘莘学子,很多人都渴望了解一个中医大家是怎样“练成”的。我作为进入师门比较晚的弟子,也希望通过整理邓老的学术发展历程,能够更好地继承他的学术成就,成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弟子群里一名合格的徒弟。

我带着肖主任的嘱托,也带着自己的款款渴望,告诉了邓老。邓老听过之后,很爽快地答应说:“973的课题终于告一段落,总结性的报告《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9月份已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手边的事情不是那么多了,也不急迫了。你就着手写吧。主要从我的学术思想入手,加以系统整理,使之成为一本书。”邓老随即在我拿去的信袋上,写下了他的家乡:广东开平钱岗乡石蛟村。

接到这个光荣任务之后,我心中非常高兴,一边回忆我所知道的邓老事迹之点点滴滴,一边查阅资料,一边构思,在回石家庄的火车上,就把整部书的主要轮廓勾画出来了。在广州的时候,朱良春先生知道邓老同意参与这套丛书,很是高兴;后来,我到北京出版社去,谈《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书稿的定稿问题,把编写大纲交给路老看,他说:“很好!邓老的事迹也由你来写,这真的成了一套丛书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离开路老的家,来到出版社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接到了邓老的电话。他老人家告诉我,经过再三考虑,还是不准备参与这套丛书了,“这也给你减轻了负担。”我说,我倒没什么,这正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说:“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你就不用这么多天里做准备了。”

平心而论,写一个人的一生,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这套丛书以对话的体裁出现,就更增加了难度。因为对话与写传记不一样,是一种“亲历”的过程,而不是由他人来写,自己可以作为一个被动的观众。通过编写《走近中医大家朱良春》和《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我体会到,尽管其中有许多“编写”的文字,不是直接出于中医大家的口中,但是,在修改的时候,他们要看这“虚拟”的对话,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思想,这个过程往往要花费很多心思,反复多次推敲,比别人写自己要复杂很多。

想到这些,我很理解邓老的决定。我想,我应该尊重邓老的意见,把相对安静、轻松地生活还给他老人家,起码不要增加他的负担。然而,思维是有惯性的,一件事情一但提起来,在思想深处有了触动,就很难完全放下。事实上,我自从于2005年春末拜师邓老之后,因为路途遥远,与邓老交流不是那么随时随地,所以我就摸索出来一种“虚拟对话”。我经常在心里,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试着想答案;然后再进一步自问:“邓老会这样想吗?他看这个问题,会怎样回答呢?”长此以往,演练日久,我再利用邓老所写的文章,和见到邓老的宝贵时刻,去印证我的猜想。我认为,默契的师徒传授,一定是心灵共振的结果。如果没有心灵的交流,即使是日夜守在师父身边,也不能得到真传,只是学一些形似的皮毛而已。高妙的师徒传授,应该是心心相印的神似,而非形似。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暗暗地下定决心,要从虚拟对话开始,把邓老写的文章、著作,以及别人整理的他的经验,谈话,尤其是作家周毅与李剑、黄燕莊写的《国医大师邓铁涛》找来,反复揣摩,不断演练,很快就写出来这部书稿。邓铁涛先生把它看作是我跟师过程的一次总结,是我学习的一种方式。

在回头看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惶恐,非常没有底气。我不知道在这部书里,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邓老的人生道路与学术成就?因此,我把这部书稿交给邓老的儿子、高徒邓中光主任,交给他的夫人陈安琳女士,请他们修改补充。希望一起完成这件事情,为人们了解邓老,提供一个窗口。我觉得,无论是否最终出版,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邓老提出“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语重心长

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西方文化与西医药在我国广泛传播,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意义。但是,否定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潮,也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四处传播,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医队伍之中的很多人。他们把传统的中医药看成落后、陈旧的知识,要加以取消,老师与学生之中,这种民族虚无主义不断蔓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教育首先要给学子们铸造医魂,把热爱中华文化,热爱中医事业的热诚,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学子,否则会导致这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的自我消亡。因此,在邓铁涛先生从教的60多年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启迪。在一次硕士研究生班的讲座上,邓老问在座的学生们:“你们读过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吗?”他们回答说“读过”。邓老接着告诉他们:“你们是彷徨的中医;我是呐喊的中医,今天是呐喊的中医与彷徨的对话。”

面对西医日新月异的发展,不少进入中医行列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思想上存在着困惑。中医似乎远离了时代,依然停留在古代的形式里,进步缓慢,缺乏时代气息。

邓铁涛先生早就察觉了这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因此,无论是在学院内外讲学的时候,还是在编写向中青年中医们传授知识的著作里,他都热诚地呐喊着。借助“经验传薪”的《碥石集》,或者在报章刊物上的文章里,邓铁涛先生多次反复地指出:“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他呼吁:“中医之振兴,匹夫有责,责任重大而神圣。必须端正对中医的认识,坚定信心,要树立为振兴中医而拼搏的精神。”

由于邓铁涛先生在旧中国走过坎坷的道路,在长期教学与临床实践之中,发现有些问题的产生,与错误的世界观连在一起,纠正起来阻力不小。

他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价值,对世人来说,对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

多年前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药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朝西医的方向变。还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

邓老认为,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而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学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邓铁涛先生呼吁读经典,做临床,“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

铁杆中医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基础之上,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才。他们是有深厚的中医理论,熟练掌握辨证论治,能运用中医各种治疗方法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医生;他们是有科学的头脑,有广博的知识,能与21世纪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优秀人才,乃铁杆中医也。”

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的时候,邓老鼓励我捍卫中医,希望我能为中医维权,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相应邓铁涛先生的号召。大家一起在报刊、杂志、网络发表文章,反击这股反中医逆流。我在2007年出版了《回归中医》《捍卫中医》《关注中医》,2010年出版了《中医近现代史话》《永远的大道国医》,2012年主编了《挺起中医脊梁——“废医验药危害中医”》等图书,为宣传中医,正确认识中医而努力。

2011年,网络里流传着一篇《我负中医,中医负我》,署名“王教授”的文章,这位学习中医然后留校教学30多年的人,没有建立中医思维,也没有学懂中医,退休后发表了“自白书”式的文章。我写了《“王教授现象”应引起中医人警醒》,邓铁涛先生也接受采访分析“王教授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中医教育必须改革。

2013年5月,邓铁涛先生给我写信,鼓励说:“你发表的文章我都注意看,都觉得写得不错。前天翻旧件,捡出你2005.11.5日的来信,谈关于禽流感问题的信,信中说:‘其实需要正确认识中医的,有相当多的是我们中医界内部的人士。学院派中医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个可悲的现象,是王斌思想的影响所致!最近不断出现‘中医要科学,要打破神秘的藩篱’之类的要科学主义不要中医学的文章!我年事已高,无法去教育这些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掘墓人’!要打破藩篱的作者居然提‘头发可以止血吗’的问题。他连头发与血余炭都分不开,到底这个藩篱是他自作的还是中医的呢?”

邓铁涛先生在信件的末尾鼓励我:“我希望你以批臭‘告别中医’者的精神,执笔战斗。我的学生中你最为合适。你以为对吗?”

读了邓老的来信,我的心情很复杂,一种历史责任感让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有邓铁涛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我很乐意接受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中医,邓铁涛先生在《正确认识中医》中指出,1949年以前半个世纪,中医受尽了轻视、歧视、排斥的待遇,未被消灭已属万幸。解放后,王斌思想影响深远,中医药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其间虽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王斌等公开批评并撤职,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并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和几所中医学院,但中医事业的发展仍无大进展。

邓铁涛先生主张用发展的目光看待中医,第一就是要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医历经几千年,推而不倒。靠什么?靠治病有效果。如果中医治病无效,早就被人民所抛弃了。但贬低中医的人又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又说中医的经验不能重复……等等。邓铁涛先生认为那些没有中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人,只知照方开药,的确是难以重复宝贵经验的。中医师的高明与否,与其理论基础、临证经验、文化素养成正比,试翻阅历代名医著作及现代名中医的事迹足以为证,说中医只是经验医学是毫无根据的。

也就是说,科学是发展的,科学观也应该是发展的。

邓铁涛先生一贯主张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新的科学观之中,有一个叫做复杂性科学,主要用来研究生命现象,社会、经济领域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的原理来解决,而与中医学有很多相通之处面对西医日新月异的发展。

经历了最近的新冠肺炎流行,中医药之所以有底气做出这样突出的成绩,与2003年中医迎战非典的经验密不可分。

邓铁涛先生为《中医群英战SARS》题词说:“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

邓铁涛先生为之呼吁、奋斗终身的中医药事业,其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人们对于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反思,具有辉煌历史的中医药,走过了近代坎坷,充分展示出巨大的现实作用,其未来价值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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