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科新说》中的疫病学

（一）合信生平和著作

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图3-18）的医学著作，对推动我国近代西洋医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赵璞珊. 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 近代史研究. 1991，（2）：67-83，100]。他是伦敦大学医学专业的学生，他获得学士学位后，并通过了伦敦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考试。获准加入伦敦会后，合信作为医学传教士被派往中国。

图2-16  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

1839年7月28日，合信和新婚妻子简·阿比（Jane Abbey）一起乘坐“伊来扎·斯图尔特号”起程，11月12日途经安吉尔，12月18日抵达澳门，不久被医学传道会接纳。

1840年8月1日雒魏林（英国伦敦会医药传教士，又名“雒颉”，1838年奉派来中国传教）重开医院后，合信成了他的助手。该月月底雒魏林前往舟山，医院便交由合信医生和威廉·贝克·戴夫医生共同管理。但后者由于健康欠佳，不久就离开了澳门，此后医院由合信医生一人负责。

1841 年7 月至 1842 年10 月，他的门诊病人达 5265人次，住院病人达 433 人次。在此期间，合信还训练了两名中国助手。

1843年上半年，合信前往香港打理医学传道会在那里开办的医院。该医院从6月1日开始按待病人。8月，合信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伦敦会传教士会议。

1845年，合信夫人的健康状况欠佳，返回欧洲治病，他们一起离开了香港。12月22日，当船停泊在邓杰内斯，故土在望时，合信夫人去世，留下一子一女。在英国期间，合信同马礼逊博士的女儿结婚。

1847年3月11日，他们夫妇二人同赫希伯尔格（Hirschberg）先生一起乘坐“休·沃克号”前往中国。7月27日到达香港后，合信继续负责医院事务。

1848年2月，合信到广州定居并在那里开展工作。4月，他开办了一家诊所。6月在广州西郊金利埠购房，用以将惠爱医馆教会医院建设完全。仅在1850年，他就诊治了25497人次，其中有很多病人是吸鸦片者，合信帮助他们戒烟。合信为人谦逊诚恳，待人和蔼可亲，“有古君子风”，而且医术高明，治病“无不应手奏效”，因此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使惠爱医馆门庭若市，“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

1854年底，合信因健康欠佳前往上海休养。5个星期后，他的身体情况好转后回广州继续工作。期间于1851年出版《全体新论》，1855年出版《博物新编》。

1856年10月，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广州人民激于义愤，将该医院捣毁，他们全家人暂避香港。后应上海的传教士同人之请，合信于1857年2月来到上海。该年年底雒魏林返回英国后，合信便接手了他在仁济医院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从事译述，同管嗣复合译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三种，另外尚著有《华英医学辞典》。

1858 年底，合信因健康原因离开上海，1859年初同家人一起乘邮轮经由香港返回英国，3月抵埠。回英国后，合信的健康状况令他无法再到中国来，他曾在克利夫顿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切尔滕纳姆生活了下来，后于1873 年逝世于英国伦敦。

上述六书，除《华英医学辞典》未见，其它五种流行甚广，通称《西医五种》或《合信五种》。由于本书所限，这里仅介绍《内科新说》。

该书1858年（咸丰八年）出版，上、下二卷，为合信返回英国前之最后著作。合信序称：“《内科新说》所论审证用药之法，皆取欧罗巴医书，择其要义，译以唐文”。可见本书之著译，亦是合信取当时西方医学书籍，通过管茂才的笔记而撰成的。上卷计有：总论病源及治法、论饮食消化之理，血运行论、医理杂述、炎证论、血证论、水证论、热证论、发黄证论、疟证论、头痛、癫狂、心病证论、肺病证论等26论。卷下为东西本草辑要。记述西医药剂，包括补剂、补火之剂、小儿暖胃之剂、补喉之剂、补胃之剂、收敛之剂、发表之剂、泻剂、微利之剂、利小便之剂、止痛之剂、去痰之剂、润皮之剂、暖皮之法，去毒气之法等。这部份药剂所包括的方面，与中医所僧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剂，很有相似之处。至于药物内容除亦取金石草木以及动物药外，已兼有化学类药物。如该书记载的磺强水，“取硫黄九、扑硝一，下承以水，燃烧多次，渐成”。又说：磺强水与苏打合则为元明粉，与铜合则为胆矾，与铁合则为青矾等。有些药物所记应用中西相同，但对性味认识则有不同。如该书谓：“草木之类，味苦者多补，如鸥哪、黄连是也”。这与中医认为黄连性味苦寒，去中焦湿热认识是不同的。至于该书记载说“元明粉多服则利大便，少服利小便。此外如茯苓、泽泻、车前子之类，具可酌用”的记载，则与中医用药很有相似之处。

另外，该书还认为有不少中国药物并无药用，如谓：“若夫狗马之肉，食之伤人。龙骨、虎骨、犀牛角、羚羊角、象牙、象皮、蟾酥、蚕退、龟板、鳖甲、金银箔、云母石、磁石、琥珀、珍珠、白石英、紫石英、滑石各物，中土所习用，其实毫无功力”。“又有污秽之物，如人中黄、金汁、人中白、童便、秋石、紫河车、红铅、兔屎、夜明砂、龟尿、鸽粪、怪毒之物，蛇、蝎、蜈蚣、五灵脂、蛆绷之类，即无大害，亦断无益，皆不应收入本草，医者切勿妄用”。这些说法与我国本草记述相差很远。当然有些指滴也是对的，诸如红铅，正直的中医也是反对应用的。其他如龟尿、鸽粪、金汁之类，本草虽有记述，但中医临床则殊少应用。这或远在一、二百年前，民间医生稀少，偶有急病患者或经一用，但这绝非中国本草正规常用药。至于其它药物，历代本草多所记述，为临床用药经验积累，有的药效显著，绝非“无益”之品。合信当时著书，着意强调西医药比较中医药更为合理，是以才有前面的许多议论，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传入中国的时刻，是不足为奇的。

（二）《内科新说》中的疫病学

参照洪钧老师《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简单介绍如下：

1. 关于热证（fever）

合信那个时代，由于细菌学尚未诞生，西方医学能够根据临床表现确立的疫病为数不多。《内科新说》中有“热证”专篇，称“更有自病发热一证，番名啡呃”，实际上讨论原因不明的热病。这个“啡呃”是“fever”的音译，是自希波克拉底一脉相承沿用下来的，即发热性疾病。直至今天，汉译病名中仍有很多带有“啡呃”的，如猩红热、登革热、产褥热、Q热、黑热病、黄热病、回归热、风湿热、战壕热、白蛉热、鼠咬热等等。其实，合信氏前后，连现在熟知的其他一些不带“热”字的病名，也带有“啡呃”。如肠伤寒称typhoid fever，斑疹伤寒称typhus fever，钩端螺旋体病称rice-field fever，每日热、隔日热、三日热、布鲁氏杆菌病称neapolitan fever，等等。此外，尚有京都七日热、巴拿马热、麻风热、落叽山斑疹热等等，而流感竟称feveret。现在这些病的致病微生物均已弄清，许多旧名已不再用，疫病已按病原学分类。可知，在此之前按临床表现而论，其病名相当混乱，那时候连麻疹和风疹都没有办法区分开来。

当然，这种混乱状态仍然是一种进步，文艺复兴后的临床医家渐渐不满足于啡呃的笼统概念，更加注重临床观察。到20世纪，对各具特点的疫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但因为疾病表象太过复杂，仍然不可能只用逻辑方法寻出病因来。病原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科赫应运而生，很快就解决了大量难题。

合信写《内科新说》的时候，巴斯德已经在着手研究发酵现象，距离细菌学的突破只有20多年的光景。对于他而言，整个西方医学还处在病原学的黑暗之中，黎明就在前方。

2. 关于病因

鉴于此，热病是如何发生的？《内科新说》云：“致病之由，不甚可解，或因劳倦，或因酒色，或因冷逼，或因传染。”

这种认识似乎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但显然，中医的六淫学说、内伤学说比那时候的西方医学更为系统。合信还提到当时西方注重热病传染并实行隔离，应该还有弗拉卡斯托罗的贡献。

“凡未病之人，不宜与病者同屋。英国专设啡呃医馆，多备空屋，以分居患热病之人，不令聚集一处，以免传染，洵良法也。”

3. 关于辨证

在《内科新说·热证论》中，合信将热病分为两型，即“有力者”和“虚者”，这类似于中医的“虚实辨证”，可见文化的融合力量。其略云：

“有力者突起，或先恶寒，渐见头痛、腰痛、腿痛、困倦......不欲食、呕泻，舌苔白，夜卧辗转不安，皮热而干，脉数，口渴，头痛太阳穴跳，面红眼红，昏迷多梦......大概七八日至十日不愈即防延累各部分或变虚证。”

“虚者，病人时欲仰卧，懒言语，难吞水谷，舌颤，手颤......脉数而弱，舌苔渐黑，牙垢，口水变毒，遗溺，遗屎，腹内多风气如鼓，最为危险。”

这里面，更可以见到中医学的影响，说明合信在中国行医近20年，已经接受了许多中医学的理念。而且，加入中医学的元素越多，其著作的传播效应会越好。况且，他的合作者管茂材（真名管嗣复）也是精通中医之人（关于管茂材的简介见《近代史研究》赵璞珊的论文“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

4. 治疗与预后

合信直言热病无特效疗法，《内科新说·热证论》云：“凡治热证，欲即时退热除断病根，必不能。只能服药减轻病势，以待愈期。”

那时，西医尚无化学合成退烧药，合信谈到治疗，“有力者用发表、吐泻等法。皮干热亦暖水洗身洗面，布巾拭干最适。或用酸醋水洗亦可。头热用冰块按头顶或冷水浇头......虚者不可用发表、吐泻等法，宜服开胃、补药，美食物。”

看来，西医亦注重汗、吐、下法，但与中医仍有区别。其发表法有二：一为大量饮热茶，而后覆卧取汗；一为卧于热水盆中，围以厚被取汗。此发表之法较中医为逊，中药的发汗解表法与其相比，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合信攻下常用大黄末、朴硝、巴豆油等，亦有复方，但不及《伤寒论》四承气汤等方法周密。吐法只有口服浓盐水或芦荟，亦不比中医好。

《内科新说》还指出，热病可以影响各脏器。累及何脏，大体表现为何脏之炎症。然而，“炎症论”与“热证论”是并列篇章，当时还没有认识到热病大多有炎症，炎症大多有发热。只说热病“累及脑部则妄语；累肺则痰多，呼吸难；累大小肠则泻，重者大小肠烂，则为痢证。”“或累肠胃，胃生炎；累肝，生胆汁太多则为黄疸；或累皮为斑。”这种认识与中医热病辨证有可通之处，差别只在脑、肝胆等脏器是功能认识不一。

关于热病的预后，《内科新说》说：“有时二十五人而死一；有时二十人而死一；有时六人而死一；轻者三十人而死一。法兰西国有时半生半死者，中国亦然。”这种说法太多或然性，只能表示作者对英伦的偏爱，或者说没有严格病种、分型的区分，是不可能做出统计学意义来的。

合信对病情顺逆的判断，仍然略同于希波克拉底：“其愈期，每以三、五、七、九、十一、十四、十七、二十等日，亦不可解也。”与《伤寒论》的说法一样具有臆测性，但可知古今之人都重视疾病预后判断的需求。

合信对于病情逆顺的判断大体与中医一致，如“欲愈之状，舌渐润，苔渐薄，热渐退，脉不软弱、不浮数，是为欲愈。”“舌苔绛黑，脉细数无定，身大热而色晦暗......谵语更多，两手循衣摸床”等为危候。

5. 疟、痢与肺病

（1）疟：《内科新说·疟证论》云，“凡疟证之原，每因腐草败木，毒气风吹，传染与人。所以收获之期此证最多。夜晚尤其感受。”此时西医对疟疾的病因学仍然是“瘴气论”，而且也不能将其明确诊断，故有“亦有初患热证，转变成疟者”之说。不过，他认为这是佳兆，所谓“热病有死证，疟病无死证。”但亦有“累别部位而死者。”中医亦有此种说法，可见二者均对疟证缺乏本质认识。合信治疟有针对寒热的物理疗法，略如治热证。用药治疟以金鸡纳和信石酒为主。早在唐之前，中医即用信石治疟，不知是否传人西方？金鸡纳源自美洲，单用其生药可能比单用常山好，但那时候还不能做药理学试验。虽然之前于1820年，法国化学家彼埃尔-约瑟·佩尔蒂埃和约瑟-B·卡方杜合作，从金鸡纳树皮和其他植物中分离出了奎宁和别的生物碱，但还不知道奎宁就是抗疟原虫的特效药。

（2）痢：合信发现，痢疾在亚洲比欧洲多见，印度比中国多见，南方比北方多见，夏月比冬月多见。故以为“天热则多”“致病之由或因天时寒热骤变，或暴落大雨，感冒受患。更多衣服被湿或坐卧湿地，或食生酸瓜果，尤易患此。”他还发现，船舰、监狱、医院内痢疾易爆发流行，这些有一定道理，但以为“非此病本能传染”，而以循环臭秽、污湿解释，仍距现代认识尚远。

治疗方面，外治法首选水蛭在腹壁吸血，次用罂粟壳煎水浸布巾热敷腹部。口服药物最常用蓖麻油、大黄末及鸦片制剂。

（3）肺病：《内科新说·肺病证论》在各论中最详。当今读者可从中分出鼻炎、咽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大叶性肺炎、小叶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胸膜炎、百日咳等。当时，叩诊和直接听诊已经常用，对各种症状与体征的描述已相当详细。其中，又以对肺炎的描述最详。合信论肺病以肺炎为重点，把上感看成肺病的初期或轻型，而自鼻、咽、气管、支气管至肺逐渐加重。此与中医不同，亦不与今日西医认识全同。关于病因，他认为“其原多因天时寒热骤变，或困倦时被冷风吹袭，或衣沾雨湿，或足蹈湿地。“这种看法，颇似中医外感病学说。

《内科新说·肺病证论》治肺病疗法最复杂，但今日看来颇麻烦且效果不可靠。最常用的办法依次为：①用水蛭在新的病变部位之体表吸血——放血疗法；②放血前后亦可贴芥末膏、斑蝥膏——皮肤发泡疗法；③多饮热茶或拥被热水浴——物理法发汗；④醉仙桃（洋金花）叶卷烟吸——止喘；⑤小腿肚上贴斑蝥膏或芥末膏——引病下行；⑥服发表和微利药，如乙华格、鸦片、朴硝、樟脑酒、水银散、白矾等。此外，祛痰药如打打依密的。又用甘草为滋润药，人参、硫黄作补药。

显然，上述疗法绝大多数已经被淘汰。现代循证医学就是淘汰无效或低效疗法的利器。

（4）肺结核：《内科新说·肺病证论》中，肺结核不在肺病里讨论，但非常重视。合信明言无特效疗法，医生能做的只有建议患者改变生活环境，到胜地疗养，清心寡欲，休息营养。当时对结核病的临床表现、病理解剖已相当清楚，唯不知结核杆菌。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盛行的绝对卧床、人工气胸尚未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