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璞珊. 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 近代史研究. 1991,(2)：67-83,100

多年前因工作需要了解一些有关西方医学传入的问题，为此我浏览过一些有关书籍，其中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医学著作，我认为对推动我国近代西洋医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一、合信生平和著作

合信1816年生，曾在英国伦敦医院习医。1839年受伦敦会委派来华，初入澳门，协助威廉·洛克哈特（William Loekart）从事医务，根据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记载，容闳少年时即在澳门从合信（本文作者按：原书译为“霍白生”）在医院工作两个月，终日“柞臼丁丁，制药膏丸散”，以后才经合信介绍入玛礼逊学校学习。后鸦片战争开始，洛克哈特随军去舟山。至1843年，香港医药传道医院开院，合信掌理院务。1845年返回英国时其妻去世。至1847年再度来华，与当时有名的传教士和鸦片战争充当英方头目的小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之女结婚。1848年伦敦会理事决定，为了发展传教事业，在广州西关外金利竿建立惠爱医馆，6月开馆，合信掌理馆务。根据记载：1850年全年病人总数有25497名①了。但是，1856年（咸丰六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广州人民激于义愤，将该医院捣毁①，合信转去上海，并协助洛克哈特主持一所医馆，即后来的仁济医馆。1859年返回英国，1873年患病，在英去世。合信在华期间，先后在广州和上海译著六部介绍西洋医学或有关的书籍。即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1857年出版的《西医略论》和1858年出版的《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另外，尚著有《华英医学辞典》。上述六书，除《华英医学辞典》未见，其它五种流行甚广，通称《西医五种》或《合信五种》。现就其五种医书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全体新论》，1851年（咸丰元年）在广州撰著出版，题“英国医士合信氏著，南海陈修堂同撰”，该书序称：“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穷，即知有不尽，若能穷理有据，则不论何人言之，皆当信之。盖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予来粤有年，施医之暇，时习华文，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惜，夫医学一道工夫甚拒，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予自弱冠业医，于人身脏腑部位，历经剖骸看验，故一切体用倍悉其详，近得华友陈修堂相助，乃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删繁撮要，译述成书，颜曰《全体新论》”。观此序得知合信这部译著是集合当时一些西医书籍、图谱，由在华友人陈修堂协助译述的，故署“同撰”。该书不分卷，共计有：身体略论、全身骨体论、面骨论、脊骨胁骨论、手骨论、民骨盘及足骨论、肌肉功用论、脑为全体之主论、眼官部位论、眼官妙用论、耳官妙用论、手鼻口官论、脏腑功用论、血脉管迥血管论、血脉运行论等共39论，附图20余幅，是一部主要阐述解剖生理学的书籍。全书最重要的是详细介绍了人体骨骼部位、脏腑功能，肌肉、脑、五官功用。特别是其中还介绍了哈斐（William Harvey今译哈维，1578-1657）血液循环学说，以及用显微镜观察肌肉组织，人脑重量与其它动物脑重量比较更为发达等论说，这些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虽然早在明季末叶天主教士罗雅谷（Jacobus，Rho）等人著译的《人身图说》和教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著译的《泰西人身说概》，曾在中国有抄本流传，但就所介绍的人体解剖论述，从内容详尽，所附图绘精致而论，合信著作远超前人。

《全体新论》出版后，1853年（咸丰三年）当时两广总督叶名深曾为该书写了一个“赞”。内称：“泰西合信氏著《全体新论》，绘图最为详明。首列全体，次分列各体，计图二百七十有一，粤东金利埠惠爱医局有石刻本，余因按原式分刻八幅，列之坐右，以便省览，且资持赠，欲究心医理者，晓然于内外隐显之本源，实足为望、闻、问、切之辅助云尔。系以赞曰：万灵备具，细验全身，中边分析，表里详陈，由形识性，似妄实真，图称创见，术逊仁人。可见，作为两广总督叶名深对于这本书图文并茂，是相当赞誉的，认为是对中国医学四诊的辅助。

（二）《博物新编》，1855年（咸丰五年）在广州撰著出版，署英国医士合信著”。共分三集，初集包括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电气论五部份。二集包括天文略论、地球论、昼夜论、行星论、四大洲论、地球亦行星论、月轮圆缺论、月蚀定例论等27论。三集包括鸟兽略论、猴类、象类、犀类、虎类论以及论骆驼、胎生鱼论、无翼禽论、涉水鸟等16论。从上可见，该书内容相当广泛，已涉及近代早期多门科学知识。如初集所述五部分，论述有：人类生存于天地与养（氧）气、轻（氢）气、淡（氮）气、炭（碳）气之关系。还有当时的科学成就，如风雨针（表）、寒暑针（表）、轻气球、蒸汽机、火轮车等。天体自然现象，如日晕、月晕、海市屋楼、虹霓等方面的科学认识，以及早期电气知识。二集主要介绍的是天体物理学方面，如天文镜对天体的观察，行星与地球之关系，地球侧倚圆日成为四季、月轮环地成朔望和日蚀、月蚀理论等。三集为动物学。共附图百余幅。这些西方科学知识，在此以前尚很少有人作过较系统之介绍，如明清之际教士汤若望、明代学者王肯堂，王微等人著述中，虽然有过一些天文、历法知识的介绍，但比较《博物新编》，所介绍的内容广泛和深刻就远远不如了。

《博物新编》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的新进展。今天看来，虽仍嫌粗疏，可是当时对我国知识界来说则是一部启蒙发馈的读物。因此它对于我国知识界了解西方科学的事实，是一个重要开端。这部书虽然直接涉及西方医学的内容并不多。但是，陈垣先生曾指出：“夫《博物新编》者，即寻常医学校之物理、化学、动植物学也。《全体新论》者，即解剖生理学也。于此不卒业，不足以读内外诸科也。”①

（三）《西医略论》，1857年（咸丰七年）在上海时撰著出版，分上、中、下三卷。署“英国医士合信氏著，江宁管茂才同撰”。上卷包括医学总论、中西医学论、审证论、药物论、食物论、致病有由论、炎症论、脓疮论、溃疮论、死肉证论、汤火伤论、外伤论等17论。中卷包括骨证论、交节症、折断骨总论、诸骨折断论、脱骨论、头脑伤论、脑部炎证论、脊髓病论、眼症论、耳鼻口舌等症、胸部外伤、肚腹外伤、乳症、小肠庙症、肛门症、溺器症、肾囊症、急救症治、戒鸦片烟瘾论等19论。下卷论药物，包括膏药门、丸药门、药散门、药水门、药酒、药油等六门。上、中卷附有头颅、足手割治手术，面痈、肉瘤割治图，伤 口缝合、包扎、止血，以及各种骨折治疗图，眼科疾病手术、唇瘤、缺唇、食管硬物治疗、膀胱结石、小肠疹病等生理病理手术图、器械图400余幅。卷下附有醉仙桃、婴粟花、斑鹜、兑茶、金鸡纳图等10余幅。该书“医学总论”称：“余曾考究人身体用，著有《全体新论》一卷，未及方药治法，兹特增作一书，略论 审证施治之法，乃选泰西各国医学，历经考验有据，可与中国参互并用者译述成 书”。可见本书著作之意在于对《全体新论》之补充。前刊之书全述解剖生理，本书则重在论述常见病之治疗，而于外科手术记载尤详。

（四）《妇婴新说》，1858年（咸丰八年）撰著出版的，署“英国医士合信氏著，江宁管茂才同撰”。主要内容是论述妇产和儿科治疗医学。全书未分卷，计有总论子宫精珠、总论月经、月经病症、白带证、论妊娠胚胎、论受胎证据、辨行胎法、论男女不生育之故、论半产、论分娩之期、论临产时变证、论胎盘不出、论产后子宫敛缩、论产后腹痛血露、论产前后血崩证、论接生之法、论产后证、论乳、论小儿宜忌、论婴儿出生、论小儿初生时病证、论生牙换牙、麻证论、痘证论、水痘、种痘论等32论。附骨盘图、子宫内外图、子宫部位图、儿在母腹图、胎盘图、儿头先出图、儿面先出图、儿臀先出图、儿手先出图、入手转儿图、助令儿头易出图、转儿脚先出图、手脚脐带齐出图、临产侧视子宫图、儿臀先出 图、儿脚脐带先出图、胎盘拦阻图、万胎图（双胞胎）、矜生胎盘图、婴儿脉管脐带图、婴儿肉门图等41幅。另附选用方药，包括膏、丸、散、药水、药酒、药泊30余种。值得称道的是，本书论说以解剖生理为基础，如论月经，本书指出：“月经者，子宫所生之液，以备胎孕之需者也，自经至迄经绝，约历三十年……经至迟早，视乎国土寒热。寒则迟至，热则早至。英国地寒，十三至十六岁经至 者居多。印度地热，十一岁至者居多。大约以十四、五岁为适中焉”。又说：“近北极之国，四时皆寒，有妇人二十岁至二十四岁始行经，六十尚能生子者……”。这些论说与我国《内经》所言“二七而天癸至”，“七七……天癸竭”的说法，是有差异的。我国《内经》论说是根据中原地理、气候等各种条件总结的认识，而《妇婴新说》所介绍的则是从世界范围不同地理、气候寒热为月经迟至早至为依据的。这与我国医学论说相比从视野深度上似乎有更广泛深刻的一面。关于妇女妊娠记载详尽，对临产、接产的记述，自临产征兆，至临产子宫敛缩，胞衣欲离，母腹之痛，胎儿自母腹落入骨盘，产出过程，接生法，产后各种常见症，小儿初生病症等都有记述。书的最后部份为种痘论，这是继道光年间邱浩川所著《引痘略》（1829年著成）之后，有关牛痘接种知识的全面介绍。自牛痘之发明，在欧洲之推广，继在中国粤东之应用历史，以及取痘浆法，种痘法等，记述较《引痘略》更有临床应用价值。

（五）《内科新说》， 1858年（咸丰八年）出版，上、下二卷，亦署英国医士合信氏著，江宁管茂才同撰”，为合信返回英国前之最后著作。合信序称：“《内科新说》所论审证用药之法，皆取欧罗巴医书，择其要义，译以唐文”。可见本书之著译，亦是合信取当时西方医学书籍，通过管茂才的笔记而撰成的。上卷计有：总论病源及治法、论饮食消化之理，血运行论、医理杂述、炎证论、血证论、水证论、热证论、发黄证论、疟证论、头痛、癫狂、心病证论、肺病证论等26论。卷下为东西本草辑要。记述西医药剂，包括补剂、补火之剂、小儿暖胃之剂、补喉之剂、补胃之剂、收敛之剂、发表之剂、泻剂、微利之剂、利小便之剂、止痛之剂、去痰之剂、润皮之剂、暖皮之法，去毒气之法等。这部份药剂所包括的方面，与中医所僧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剂，很有相似之处。至于药物内容除亦取金石草木以及动物药外，已兼有化学类药物。如该书记载的磺强水，“取硫黄九、扑硝一，下承以水，燃烧多次，渐成”。又说：磺强水与苏打合则为元明粉，与铜合则为胆矾，与铁合则为青矾等。有些药物所记应用中西相同，但对性味认识则有不同。如该书谓：“草木之类，味苦者多补，如鸥哪、黄连是也”。这与中医认为黄连性味苦寒，去中焦湿热认识是不同的。至于该书记载说“元明粉多服则利大便，少服利小便。此外如茯苓、泽泻、车前子之类，具可酌用”的记载，则与中医用药很有相似之处。另外，该书还认为有不少中国药物并无药用，如谓：“若夫狗马之肉，食之伤人。龙骨、虎骨、犀牛角、羚羊角、象牙、象皮、蟾酥、蚕退、龟板、鳖甲、金银箔、云母石、磁石、琥珀、珍珠、白石英、紫石英、滑石各物，中土所习用，其实毫无功力”。“又有污秽之物，如人中黄、金汁、人中白、童便、秋石、紫河车、红铅、兔屎、夜明砂、龟尿、鸽粪、怪毒之物，蛇、蝎、蜈蚣、五灵脂、蛆绷之类，即无大害，亦断无益，皆不应收入本草，医者切勿妄用”。这些说法与我国本草记 述相差很远。当然有些指滴也是对的，诸如红铅，正直的中医也是反对应用的。其他如龟尿、鸽粪、金汁之类，本草虽有记述，但中医临床则殊少应用。这或远在一、二百年前，民间医生稀少，偶有急病患者或经一用，但这绝非中国本草正规常用药。至于其它药物，历代本草多所记述，为临床用药经验积累，有的药效显著，绝非“无益”之品。合信当时著书，着意强调西医药比较中医药更为合理，是以才有前面的许多议论，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传入中国的时刻，是不足为奇的。

二、合信著作的“同撰”者

综观上述五书，前二部为合信于1851年至1856年在广州时撰述，其中《博物新编》未署同撰人姓名。另一部《全体新论》署“南海陈修堂同撰”。其余三部书都是在1857年和1858年在上海撰成，署“江宁管茂材同撰”。《博物新编》是介绍自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性书籍，内容涉及物理、机械、天体和动物学，但对植物、矿物和化学则没有或很少涉及。因此该书还不能算是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领域的书籍。该书未写同撰者姓氏，同时也无序言，可能是帮助合信著书译为华文的人数不止一二人的原故。因此，未能署明华人“同撰”者姓名。

至于合信的第一部著作《全体新论》，其“同撰”者“南海陈修堂”身世现已难考。他可能是一位通晓中国医学，同时又对西方医学很感兴趣，并有相当文字能力的人。《全体新论》和《博物新编》一样，如无对西方科学知识饶有兴趣的人共同撰述和翻译，恐怕是很难完成的。根据合信《全体新论》序芝称：该书完成，是经陈修堂协助，“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复将铰连骨骼及纸塑人形，与之商榷定论，删繁撮要，译述成书”的。该书所附数百幅图绘，据记载是当时一位名周学（号砺堂）的24岁青年绘制的。周学信奉基督教，记载说：周学在广州的教会医院里受洗归主，“合信医生请周先生为他所译的一本《生理教科书》描绘插画”①。以时间、地点而言，这里提到的《生理教科书》，无疑指的就是《全体新论》，因为除此而外，当时在广州并无第二书。现在我们从绘图技巧、笔线来看，《博物新编》和《全体新论》的绘图，同出于周学之手是很有可能的。这些图虽然谈不上非常精确，但也还是比较细致的，每幅图附文字说明，使人增加读书兴趣。

至于合信在上海时间共同撰译医书的管茂材，向来很少有人提及，应该说这个人对于推动西方医学在我国传播，与陈修堂一样，都是很有贡献的人物。管茂材的“茂材”，是“秀才”之意。真名管嗣复，号小异，今南京人。其父管同是桐城派著名文人。管小异经人介绍与合信合作翻译医书，只用一年时间，（1856-1857）《西医略论》和《妇婴新说》即完成。次年又译成《内科新说》，所用时间不多，文理通顺。管小异曾入英人麦都思（W·H·Modhwrst）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当时在该馆的还有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韬、李善兰等。这些人朝夕相处，思想、学术当有一致之处。根据《王韬日记》记载，合信离开上海返回英国时间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12月18日，王韬曾至黄浦江边相送。行前一天，合信曾将所著五种书相赠王韬，《王韬日记》认为该五种书“笔墨简洁，讲论精赅，真传作也”。后来王韬友人孙吟秋向他借去《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全体新论》，王韬深为不满，认为是“无厌之求”，可见，王韬于此数书非常珍爱。但是王韬对于管小异帮助合信所译之书，也认为是有欠缺的，这就是他曾在日记中写到“偶阅小异所译《内科新说》，下卷为西药本草，而何杂中药在其中。西药性味，予所未晓，而其所用中药治诸病处，恐不甚效，予谓西人于脏腑节窍，固属剖析精详，惟治华人内症必不验，因纯以霸术故也。盖不独饮食嗜欲之不同，秉体强弱之有异矣。”可见，后来王韬在读《内科新说》下卷时，发现了该书所介绍的药物不单纯是西药，而是把中药也夹杂在里面了。事实也是这样，《内科新说》下卷“药品”，泰半在我国本草书籍均有记载，如扑硝、元明粉、儿茶、苏木、没石子、葡萄、石榴、大蒜、阿魏、桂皮、生姜、甘草、芦荟、廖香、胡麻、没药、乳香、巴豆、黄连、白术、大黄、茯苓、茶、酒之属，没有记载的只有醋酸，磺强水、盐强水、硝强水、阿摩尼阿、啃哗聆、渣腊等少数药物。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的西方药物并不特别丰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管小异在译书时由于中医中药观念的深重，在文字中有意地把中药更为突出起来。《王韬日记》关于管小异译书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1859年3月10日记：“小异曰……我就合信之馆，修脯月止十五金，翰池（名叶棠，小异友人）屡责以贬价屈节，以求合西人。我曾答以来此欲求西学，非逃儒而入墨，不可谓屈节。人之一身，本无定价，迫于饥寒，何所不可，不可谓贬价。惟我终生不译彼教中书，以显悖圣人，则可问此心而无惭，对执友而靡愧耳！”观上述记载，可以概见当时管小异给合信译书，虽署“同撰”，实际迫于饥寒，受雇于人，朋友责难，进退维谷。所以表示虽译书而绝不“显悖圣人”。《王韬日记》还记载：美国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请管小异修《旧约》书，并译《亚墨利加志》，小异认为“大悖儒教”，“竞辞不往”。

由上可见，管小异与合信合作译书时，他在思想上、感情上与合信并非完全一致。在《内科新说》一书有关西方药物的介绍并无突出特色，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原因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着的，也和管小异译书思想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再回头来看，合信第一部医书《全体新论》的同撰人南海陈修堂，虽然他的身世待考，他帮助合信译书的情况也没有看到记载，但是有一点他和管小异相似，即陈修堂也懂些中医理论，受中医药理论观念影响也比较深重，因此他在译书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理论观念运用到所译的书中去了。如他在《全体新论》中，把脏腑的心、肝、脾、肺、肾等统加一“经”字。译成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等。当时的人初看，西药和中医脏腑名称很相似，而其内容则大不相同。这也反映了我国早期翻译西医书籍的一些情况。

三、合信医书的影响

虽然合信医书的译述存在前述一些情况，但是作为19世纪中期最早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医学的知识丛书，流传还是比较广的。合信在广州时期，1851年《全 体新论》刚刚写成，除合信所在的惠爱医馆出版外，广州学者潘仕成就将该书又收入他的《海山仙馆丛书》中。其它几种书也先后在惠爱医馆、上海仁济医馆、墨海书馆几次刊印。坊间亦屡有石印本。在仁济医馆的木刻本中，明确刊有“咸丰元年刊《全体新论》，五年刊《博物新编》，七年刊《西医略论》，八年刊《妇婴新说》，续刊《内科新说》，板片具存上海仁济医馆，如有欲阅者，自备纸墨，就板刷印，悉听其便，本馆分文不取，特白”字样。表明当时向华人介绍合信医书是不遗余力的。在这同时，日本也在1857年和1859年，分别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翻刻问世。这是继16-17世纪时天主教士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之后的又一新的历史开端，并且对日本也发生影响。

合信著作的出版，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博物新编》而论，该书所载的许多西方科学成就，就为我国知识界所注意。如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曲圆， 1821-1907），在他撰著的《春在堂随笔》（1865撰成）卷一，就提到了《博物新编》记述的电气制炼字画铜版。该书记称：“西人有医士名合信者著《博物新编》，内载有用电气制炼字画铜版之法，其有旧样者，即以白蜡印旧样为模，若作新样者，即以白蜡捻成一版，画工用刀笔划刻山水、人物于蜡板上，画成之后，再以黑铅屑薄掺，划痕。乃用铁线一条长约二尺，一端穿插蜡版，一端穿系精錡（按《博物新编》原注：“精錡之质，类似白铅，出自外国。”）数片，复用清水两 盘，一浸蜡版，一浸精錡。精錡之盘调以磺强水，蜡版之盘，撒胆矾浸之。精錡为强水所化，即有电气发出，由铁线传递于胆矾水中，胆矾被电气所迫，矾质渐化，即有红铜结积于腊版上，三数日后，铜板厚结二三分许，取出，刮去白蜡，则铜版铮铮，凹凸成章，几疑有鬼斧神工之妙也。按此法以之刷印书籍最佳，闻 沪上己有试为之者，未知成否，故记于此。”上述文字，俞樾引自《博物新编·电气论》。“电气”，在 19世纪 60 年代的我国人民来说还是很生疏的。用电气制蜡版，更是前所未闻，俞樾能留心记录，说明当时他在知识领域对于西方科学知识，还不是拒不接受，而是产生很大兴趣，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思想是开明的。

不仅如此，合信《博物新编》以其内容的丰富和很强的实用性，还促成我国第一艘轮船的建成。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雪村1825-1854）、华蘅芳（若汀1853-1902）在看到《博物新编》记载的蒸汽机原理后，非常感兴趣，他们根据曾国藩的命令建造轮船，按照《博物新编》的图样，先制成小样，推求动理，测算汽机，于1865年建成二十五吨轮船，长五十余尺，每小时可行40余里，名为“黄鷎”号。这固然是我国徐寿、华蘅芳等科学家，发挥了高度聪明才智的缘故，《博物新编》对他们智慧的启发也是不能泯没的。至于合信其他几种医书，影响更大。特别是《全体新论》出版不久，就受到人们注意。

我国清代著名医家王士雄（孟英1808-1868），在1852年（咸丰2年）整理其曾祖父王学权《重庆堂随笔》时，就曾提到“近阅惠爱医馆《全体新论》云，世有古今，地分中外，人之形貌各有不同，至脏腑功用，血气运行，无少异焉！”又说：“泰西合信氏近著《全体新论》一书，谓脑为主宰，觉悟动作之司，一身之灵在脑，其说较邓氏（本文作者按：邓氏指17世纪《人身说概》作者教士邓玉函）更详。还说：“《全体新论》云：凡人一呼一吸，合为一息，以人身本热，呼者，吐炭气也，吸者，接天地之生气也。故屏息少倾，即佛郁不安，必长嘘乃定……”。此处对于人体呼吸，呼出炭气，吸取新鲜空气（生气）已是肯定的。此外，王士雄整理《重庆堂随笔》时，还刊用清代学者胡琨写的“读《全体新论》”一文。内称：“人身如树分冬春，脉络为干心为根。心涵灵液注经隧，大而祖络微而孙。枝枝叶叶尽渗漉，如缦如網如丝纶……人生思索必抚脑，心卤上下交氤氳，黄庭宗旨仓颉字，古人卓识超群伦。惜哉黄帝与岐伯，方书久已遗三坟，詹詹《灵枢》数番纸，多半贋鼎非原文，所以扁鹊至今千百载，上池之水流常混。欧罗此一编，创论何纷耘，一一目亲睹，疏渝入骨筋。华佗之稿尚未焚，流落海外随烟云……学问要当贵适用，岂以畛域生区分……”。这篇以韵文形式写的文章与王士雄前面引述《全体新论》的文字，都有相当重要性。这就是说《全体新论》在刚刚发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士雄和胡琨等就进行了研究。胡琨的文章表示了读《全体新论》后对中医脏腑理论已产生新认识，甚至表示怀疑古老的《灵枢》一半以上是伪造的，脏腑的位置也不如《全体新论》所述之准确，因此提出，“学问贵当要适用，岂以畛域生区分”，其意向明显认为合信所介绍的西方医学，很有启迪意义。王士雄能在书中引用胡琨论说，至少也反映王氏思想也注意到胡琨文章对《全体新论》的评价有可取之处。只是他在书中没有直接表示意见罢了。

又如，清朝陆以湉在1858年（咸丰八年）写作的《冷庐医话》中也较早的提到了合信医书。该书卷二对合信的《西医略论》评述说：“西国医士合信氏《西医略论》略内症而详外症，其割肉锯骨法皆中国医人所不敢用者，内治之法，亦与中国异。如治疟用信石酒，霍乱用鸦片膏，樟脑滚酒和服，使中国医人用之悖矣，”又说：“其诊脉至数，验以时表，取其旋律有准，谓华人用鼻息呼吸，恐有迟速长短，不如时表之准也”。这也反映了合信医书发表后，中国医生所表示的见解。要知道陆以湉《冷庐医话》刊在1858年，合信《西医略论》刊在1857年，也就是说，《西医略论》刚刚刊行一年，而陆以湉就已有评论并收入到他的书中。陆以湉对于《西医略论》所介绍的西医外科“割肉锯骨”前所未闻。而对治疟用信石酒，霍乱病用鸦片膏和樟脑滚酒和服，认为与中国治法“大相悖谬”。同时又对西医诊脉计时看表未置可否。这也表示当时中国医生对于外来医学的普遍看法，有闻所未闻的，也有认为是误谬的，也有未置可否的，实际上还是觉得不无道理的。

以上所述都是合信医书刊出一二年左右时所得到的反响。这些反响应该说还是不小的。至少它在我国医学界已播下对西方医学新认识的种子，不过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医学渊远流长自成体系，一些医家对于合信医书所述之内容，也曾存在很多不同看法。一般都是以中西比较或汇通论说为依据的。比如写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四川罗定昌所撰《脏腑图说证治合璧》（又名《中西医粹》）。该书卷中“弃言”讲到“西医书皆石印，存上海书局，颇难购觅，余心艳之，逢人辄询，己逾两载，丙戍夏（1886）购获二书，如获拱璧”。所谓“二书”，其中之一就是《合信五种》，另一种指道光年间出版的王清任《医林改错》（按王清任，字勋臣，1768-1831，他为了了解人体脏腑先后曾在滦州义缘观察露脏之儿童尸体，其后在北京又观察了受刑犯人尸体脏腑器官位置，描绘图形，后著成《医林改错》一书）。罗定昌将合信医书与王清任医书有关脏腑论说和解剖图形对照刊载，并评论说：“阅王勋臣所绘脏腑不及合信氏之详，合信氏所论病情不及王勋臣之正，然皆各有所得，亦即各有所偏”。又称：“无如西医之学，不本中国《内经》，只称精囊、子宫，而不称肾脏，其指之为肾者，仍沿中国医书，以身后之两腰子属之，变其名为司溺之肾经，其所谓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胎之肾脏，则绝口不言。中西之不同者此也”。罗定昌本人并未见过 尸体脏腑，他只从主观认识出发，对合信与王勋臣论说就发出这些评论，实在是依据太不足了。更可笑的是，罗定昌还自己绘了一个“丹”字图，用“丹”字表示男女肾脏居于中央，他认为这个构想和合信、王勋臣论说有相同之处。他自称“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何快如之”，这实在是自欺之谈。意在宣扬自己，根本没有认真了解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要点，更没有弄懂合信与王勋臣论述的实际内容。因此该书在学术上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意义，只是该书却反映了早期某些人对合信医书的错误认识。

再有就是成书于1892年（光绪18年）四川唐宗海（容川）写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顾名思义，既称“中西汇通”也就是认为西医学理论有可取之处。所以才用以汇通解释医经。该书写作时，欧美在华医士已译出很多种西医书籍，唐宗海可能多有参考，故其书对于包括合信在内的医书统称“西医”。而实际上，唐氏的著作主要针对讨论问题的对象，又都是以合信医书为主。有一些绘图，如“血脉图”等，也是引自合信医书。在讨论中，唐氏针对《全体新论》“脑为全体之主论”一节所说的“西国有人尝将一兔，割开脊骨，见髓柱之前后根，试触其前根，兔必缩动，因前根司运动。若触其后根，兔必呼叫，因后根司觉悟，而知痛也……”一节。唐宗海指出：西医言“其司知觉运动者全在脑髓，尝割兔脑……以此拟人，亦无不然。予谓西医此说非也，人身破一皮拔一毛，无不痛缩叫号者，何必剜脑气筋而后身缩叫号哉？”由是驳斥合信论说。类似这样针对性讨论还有不少，并认为中医《内经》与西医脏腑理论原无二致，他的结论是：西医“详形迹而略气化”，这比罗定昌《脏腑图说证治合璧》论说已大有进步，因此唐氏书也受到人们的欢迎。

1933年我国另一著名医家张锡纯（1860-1933）先生在《重校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序》中也说：“西医合信氏所著《西医五种》于人身全体之精微，皆能详考实验纤悉无遗，而竞于脏腑之各有性情，及全身气化斡旋流通，分毫未尝言及，因此知中西医学各有所略，若融汇贯通，使之互相补助，于医学必能登峰造极……唐容川先生之《中西汇通五种》……尽善尽美……愚自靓此书后觉灵明顿娜，遂撰《医学衷中参西录》，自一期续至七期，莫不本斯书以推衍之。”这就是说，张锡纯先生著名的《衷中参西录》是受唐宗海先生的医书启示而后撰著的，而唐宗海先生的著作又系泰半直接取自合信医书的论说而展开讨论的。顾此而言，合信医书对我国医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它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南湘乡刘钟衡所著《中西汇参铜人图说》一书，也是在读了合信医书和王清任《医林改错》之后撰著的。他的思想也和唐宗 海有些相似，更多地认为中医理论优于西医理论，同样认为：“西人详于形迹，而不免略于功用”。书中所绘脏腑图也大多取自合信医书。

在这里还应指出，晚清末季，革命高涨，清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革措施，宣统元年（1909），两江总督端方，在当时西学在中国己被很多人接受的形势下，他在南京举办的医学考试，就打破了历来以中国固有医学命题的考试方法，而改以中西医学比较命题，其试题曾有“间《内经》论脉有三部九候，至晋王叔和始以两手之寸关尺候五脏六腑，后世因之。而西人候脉则以中医分配脏腑为妄，其得失奚若？”的考题。当时考取优等内科医士的丁福保（仲愉1874-1952）就曾以王叔和的论说以与合信有关脉学论述作出比较，并且最后认为：“以王叔和较合信氏之说，固王氏失而合信得矣，若以令之学说证之，合信氏亦未必无失，要之脉学古疏今密，古拙今巧，非今人之才力胜于前人也……。”① 表示医学应是发展的。以合信时代观王叔和时代脉学固有不足，但是后代之进步又较合信的脉学观点为前进。丁氏的论述，亦代表当时知识界对于合信医书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比较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的观点又有所不同，而是文字宛转，对西方医学给予更多地肯定。

不仅如此，合信医书在晚清时，还成为提倡变法自强的改革力量。如1909年王问樵主编的《医学丛编》初集刊载何炳元“论中国急宜开医智”一文，就曾说：“欲强国先必强种，欲强种，必先讲卫生；欲讲卫生，必先明生理；欲明生理，必先兴医学，欲兴医学，必先开医智……若已译西书，多属紧要，如合信氏《西医五种》，其说虽旧，而于全体，内科、外科、妇科已粗备大略……”。可见当时合信医书已被一些人认为从医学入手，然后可达到强国、强种之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早在1904年曾在日本学医，他为什么要去学医呢，鲁迅在1922年写的《呐喊》自序中曾提到他当时在“k”学堂（本文作者按：指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 些木版 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这是指鲁迅在1904-1906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三年）可见，鲁迅之学医，与合信医书的影响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直到20-30年代，合信医书仍在我国流传，并且仍有人研究。近代著名医学家张山雷（寿颐）先生，在1927午主持浙汀兰溪中医科学校时，就仍以合信《全体新论》为学生读物，张氏并撰著《全体新论疏证》一书，该书后在1935年由上海千顷堂出版。张氏曾称：“咸丰初元，英医合信氏行其道于粤东之惠爱医局，撰有《全体新论》一书，南海陈君修堂相为助理，浅显明白，早已风行海内，可补吾国医经之逮，确为治医者不可不读，……兹当第五届预科始业，爱采合信氏原书重禄一遍，删其浮词，节其要义，间以己意，疏通而证明之，辞达而矣，名曰疏证，以为初学习医入门之一助”。此书二卷，前为合信正文，继为张氏“正伪”“疏证”等。实际张氏亦仍察唐宗海氏之《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余绪。以西医理论证以中医理论，如本书卷上第十二节“脑为全体之主”条，张山雷“疏证”称：“向来吾国理论无不谓心为知觉运动之主，今西说则悉以归其功用于脑，而心为漠然无知之物，此其理菱亦未免偏见，彼谓脑司全体，运动知觉皆其神经为之驱使，事属实在，固己信而有微，惟心乃发血迫血之总枢，实不至竟同机械，冥然妄觉。在吾人当凝坐静思之时，如果思索从前之事实，自然精神上注于脑海，抑或当时有新思想，新掌画，则亦自知精神凝聚于一头，方寸之中自能分别。此可知脑乃记忆之府，心则谋虑之源，各有专司，各有分职，中西两说，具有至理，只可合参，而必不可偏废矣！”

由上可见，自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合信医书一直在我国医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其所反映的内容均为19世纪上半叶西方医学之大略，但是作为一种与我国不同的医学体系被介绍到我 国来，还是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尤其是合信医书写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合信本人始终坚持医生身份以行医为职业，并未如洛克哈特（曾充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军医官），美国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曾任美驻华公使，中美望厦条约起草人，一样是披着医生外衣的侵略者）。合信是1839来华至1858年返英，前后在华十九年，应该说他还是一个对我国科学事业和医学事业的前进作出贡献的人物。曾在北京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人丁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曾在《中西闻见录》第十号（刊于1873年）撰文“善士考终”称：“英医合信氏，精于岐黄，道光中传教来华，寓居广州，设局施诊，期以济世，非为谋利也，暇则著书，如《西医略论》、《博物新编》、《全体新论》，以及妇婴二科等书皆出其手，凡读合信氏书者，喜其言简意赅，争购之。咸丰末，以疾移归家居养病，今兹以疾告终……在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 朽者，斯人固兼而有之。”这一赞扬虽然出于美国人之手，但是我们纵观合信在华的事业和贡献，仍然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