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敏，熊俊. 时逸人医学思想转变浅析. 中医文献杂志，2016，（5）：58-60

摘要：时逸人，近代著名医学家，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他从反对西医到逐渐接受西医再到中西医融汇贯通，不仅反映了其个人医学成长史，更反映了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轨迹。

时逸人（1896-1966 年），近代著名医学家，原籍江苏无锡，后迁镇江。少时习儒，自学成才，1912 年受业于同邑名医汪允龚，20 岁便悬壶开业。1928 年在上海创办“江左国医讲习所”，后赴山西任中医改进研究会常务理事，并主编《山西医学杂志》。1939 年返沪，先后在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等校任教，与施今墨、张赞臣、俞慎初等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并主办《复兴中医》杂志。1949 年后至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江苏省中医学校任教。1955 年由卫生部聘至中医研究所，任西苑医院内科主任。1961 年赴宁夏自治区医院任中医内科主任。时逸人学识渊博，不拘一家一派，博采众说，致力于中西医汇通，著述颇丰，著有《时氏生理学》、《中国传染病学》、《中国伤寒与温病》等。其子时振声在其传记中写道：“时从事中医工作 50 余年，学术精湛，经验丰富，桃李盈门，誉满医林，生前著作 17 种，约 200余万字。”[1]

时逸人行医之际正处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变时期，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主基调。费正清曾把中国近代史形象地比喻成“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这场对抗导引中国在“一场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2]。时逸人致力于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就像这两出巨型戏剧的缩影一样，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医面对来势凶猛的西医的挑战和种种外在压力所做出的顽强抗争，到最后慢慢妥协以寻求中西医间新的平衡模式。

国医西医，势不两立

“处二十世纪，中西医界竞争之际，激战矣，角逐矣，纷纷扰扰，漫无宁日。”[3]时逸人面对当时漫无宁日的中西医之争，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愚蒙如逸，学识毫无，既不敢畸重畸轻，又不能袒左袒右，惟有骑墙头，登屋脊，袖手旁观，优游自得，曰，余骑墙派也。”[3]189 然而骑墙派的他最终也参与到策划“国医御敌团”当中，认为国医成败，在兹一举。他在《国医御敌刍议中医一律改称国医》写到：“例如病人来院，国医西医，拈阄先治。凡国医治之不愈者，限期无效，送归西医诊。西医治之不愈者，限期无效，送归国医诊治……俟三月之后，比较双方成绩之优良窳，而定优劣之胜负。”[4]30岁的时逸人当时意气奋发，誓与西医一决高下，以求分出优胜劣汰，他还制定了具体计划，“例如第一组团职员十人，已齐至北京本团医院，与西医直接激战矣（已经激战，为战斗员）。第二组团职员，即日移装北上，限二星期内，齐至北京本团医院研究出奇制胜之计划……”[4]时逸人完全把与西医的这次较量视作一次激烈的战斗，并扬言“似此轮流备战，不达目的不止”[4]，此番决心视死如归.！

他在为《三三医报》写三周年感言时，认为“国医御敌团”是值得纪念的大事，“凡我同志，均当负弩前驱，为该团效力，即为本报生色，维持医学，服务社会之责任，所当如是也。丁此时艰，端赖众至成诚，以御外侮。”[5]这与他在 1934 年撰写的《现今我国医药界救亡惟一之出路》一文中“中西医诚心合作，努力研究，互相扶助，共求进步”[6]所反应的希望中医与西医握手言和、诚心合作的追求与理想截然不同。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时逸人生活在近代中医药发展举步维艰、风雨飘摇的时期，近代社会复杂的背景无不在其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和西医的顽强抵抗与当时政府的决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北洋政府摒弃中医于学制之外，之后国内西医力量渐强。同时，废止中医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余云岫的《灵素商说》将中医批判得体无完肤，错误地把中医视为我国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障碍，他在《医学革命论·初集·自序》上把中医视为“二千年来传统的神话、古典哲学、占星术、唯心论、主观唯物论和庸俗经验论的杂货店”[7]。在 1929 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的导火索，这与当时社会全盘西化的思潮，及甲午战争之后为了尽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盲目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风气息息相关。面对中医在各方面所处的困境，时逸人也积极发声。他在《力争中医加入学校系统函》中面对教育部将中医排除在系统之外大声疾呼：“大部试平心论之，中医果在可废之列，全国人民，当倡议废止，奚必待西医之呶呶为，中医果有保立之地步，自宜有加入学校系统之必要，彼西医为排挤之见，妒业竞争，蚊口成雷，铄金毁骨。”[8]一句“蚊口成雷，铄金毁骨”，体现了其对中医的无限惋惜与对西医的极大不满。

中西并重，取长补短

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中西医的发展，时逸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其多种著作与期刊文章中均有体现。如他在《中国内科病学》中写道：“本书各病症状，多探自西籍，因中医注重兼症，西医注重本症，必须参合，以利研究。”[9]在制药方面开始倾向于西医，如《制药厂创设之我见》中提到“中药制造方法之陈腐，必须仿改西学方法，以资改进，在现代社会上，已为一般人所共认”[10]。

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西医对人体的认识，疾病的原因、预防和治疗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科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也应用于医学，加之早期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和洋务运动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传统中医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时逸人在《如皋医学报》中提出了中医的不足之处：“中国医学，现今衰惫极矣，其在外之可见者，迭受西医之攻击，政府之摧残。其在内之隐伏者，学说之紊乱，门户之争执。考其团结，满盘散沙，不相连合。考其系统也，人自为学，家自君教。考其方法也，因循敷衍，依样葫芦，举世同风，必致丧失其传，式微道统而后已。”[3]680 在西医大行其道的影响下，他将中医的不足归咎于中医的门户之见与学说紊乱，无法成一体系。在《记日本汉医之趋势》中也写到中医“书籍体例之不良，假借名词之罗列，学术未能划一，经验未能集中，以及司天运气之玄谈，释道学说之空套……世人多谓中医难于学习，实缘门户障碍之重迭，及缺乏科学方法之说明耳”[27]，阐明中医需要像西医一样科学化，提出了近代中医学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希望中医诊疗能够像西方医学一样机械化、实际化。他认为：“中医见弃于人者，实因外科不进步，器械不设备。”[12]回顾三百多年来，西医学的进步是因为物质的进展，医疗器械的完备，而中医在器械这一方面，未免相形见绌。

时逸人对中西两种医学优势与不足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中医偏于机能，而西医偏于物质，“诊断学，中医注重精神上之灵辨，西医注重物质上之检查，有时西说较中说为优。病理方面，中说注重升降浮沉、生克制化之理，失之玄虚，是当以西说为主，中说为辅，较为确实。”[13]他逐渐开始研究西医的技术与防疫等，吸取西方医学的科学方法，并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如《现今我国医药界救亡惟一之出路》一文中提到：“中医方面，宜采取西医之学说与技术，以补我之缺略，如生理、解剖、消毒、防疫等项，均当分别研究，力图改进，俾臻完善……西医方面，宜虚心与中医药界相提携，择中药之可以代替者，在可能范围内，当竭力引用，一面设厂化炼，设法精制，并举行动物试验以证明之，务于最短期内，能自制各种应用新药为度。”[16]

1940 年，时逸人创办杂志《复兴中医》，立足于整理改进中医学理，他大声疾呼道：“整理学说，改进技术，已成全国医届唯一之目标……我不改进，他人将越俎代谋，处此过渡时代，有改进中医之必要，而失此过度时代，亦再无改进之机会。”[14]在《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中提到，学说需要系统化、科学化，“自科学昌明以来，凡百学术，均依次进展，故西方医学日新月异，我国医学因未受科学洗礼，是其学说空乏。”[12]时逸人看到西方医学的优势，并且将中西医作比较，并在后文详细说明了整理中医学说的方法。“至于整理之道，根据物理、化学、生物学、人种学、优生学、生理学……依观察与实验两种步骤而整理之，合则编存，不合则摒弃之。”[12]

同时他强调汇通中西医学术，面对医界同仁认为“中医尚气化，西医重物宝，可以鸿沟自划”的心理，他希望给予纠正。因其认为医生本以病症为对象，治疗为目的，“以汇通中西为职志，以融贯古方今方，俾恰合实用，为惟一之目的”[15]，将中西医参合研究，可观医学全豹。

教育方面，在其撰写的《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教学规程》的教学方针中，提到要“融会西医知识，并设法利用器械辅助”[16]，不仅在器物上，在教学方法中也秉承这一思想理念。在《告学员研究医书之方法》中提到“西医叙述证侯，注重本症，中医叙述证侯，注重兼证。西医以病灶为主，中医以病情为主，当参合研究之”[13]时逸人能够在教学时细说中西医的区别，令学生能够掌握中西医学习时的不同要点。

在专科领域中，他对中西医也有很详尽独到的分析。如《中国妇科学·序》中“若专究调经之学说，则以中国医书为特详，除经痛即西医之月经困难，经闭即西医之月经闭止，月经过多即西医之月经过度外，如经期超前，经期落后，经来过少等，皆西医未经道及，而亦无治法者，遑论其辨别原因，而分条治耶。故当以中说为经，西医为纬，若论其子宫、卵巢解剖生理，及临产各项之手术措置等，则当以西说为主，方足以知其实质。”[17]在女性月经经期方面他将中西医各种情况一一对应，指出西医对于经期超前落后的不足之处中医可以弥补，而对于子宫、卵巢的解剖方面通过西医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诊断治疗更加精准。

从反对西医到慢慢接受西医，再到中西医融汇贯通，这是时逸人的医学成长史，从他的经历中折射出了一部中国近代医学史，这不仅仅是一部传统中医与西方医学冲突交汇的历史，更是传统中医在西方医学的冲击和影响下相斥相纳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时振声. 时逸人[J]. 中国医药学报，1989，4（8）：71.

[2]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上卷，2 页.

[3] 时逸人. 时逸人医学论文集.[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89.

[4] 时逸人. 国医御敌团刍议中医一律改称国医[J]. 三三医报，1926，4（4）：23-28.

[5] 时逸人. 本报三年之书感言[J]. 三三医报，1926，4（1）：14-16.

[6] 时逸人. 现今我国医药界救亡惟一之出路[J]. 医学杂志，1934，（76）.

[7]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50.

[8] 时逸人. 力争中医加入学校系统函[J]. 三三医书，1926，3（21）：4-5.

[9] 中国内科病学[M]. 新一版.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5.

[10] 时逸人. 制药厂创设之我见[J]. 医学杂志，1934，（75）：2.

[11] 时逸人. 记日本汉医之趋势[J]. 神州国医学报，1933，1（10）：1-2.

[12] 时逸人. 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J]. 复兴中医，1940，1（1）：7-9.

[13] 时逸人. 告学员研究医书之方法[J]. 复兴中医，1940，1（6）：29.

[14] 时逸人. 向毕业同学说几句[J]. 复兴中医，1940，（3）.

[15] 时逸人. 本社一周年之书感[J]. 复兴中医，1941，2（1）：1-2.

[16] 时逸人. 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教学规程[J]. 复兴中医，1941，2（2）：15-21.

[17] 时逸人. 中国妇科学·序[J]. 医学杂志，1940，（8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