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体制化下的抗疫实践

1. 背景

1918 年1月，山西晋北肺鼠疫大流行，给掌控政权刚刚三个月的阎锡山来了个下马威。疫情发生当日，阎锡山即下令组成防疫办公处，调动军队建起防疫的三道防线，“遮断交通，严密检查”。同时，省政府召集省城各医院、军警机关所有西医及曾留学西医、看护共 67 名，“优礼致之，派往各地担任检查”。北洋政府派出的美籍医生杨怀德被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参加防疫的医师中，有 36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的西医，他们构成了主要技术力量[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民国山西史.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140]。3个多月后，疫情平息。防疫返回的汾阳医院院长、美籍医生万德生表示“相比蒙古死了30000多人，山西只死了 3000人，足见此次疫情处置有效”。山西举办了各界参加的庆祝大会。[曹树基.国家与地方公共卫生——以 1918 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J].社会科学，2006，（01）：178-190+209]

但是，随后的疫情一波接一波，此落彼起。有人[刘洋. 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 山西大学2017 届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各种传染病的发生次数（图7-10），从 1918 年到 1928年，山西疫情频发范围遍布全省，其中寿阳、辽县、广灵反复爆发疫情。从传染病的种类上看，“鼠疫”、“霍乱”、“天花”共发生 6 次，其他多为季节性传染病，“时疫、时症、疫症”有 11 次。

图7-10  民国前期山西疫情发生种类及次数（1918-1928 年）

（注：刘洋根据《医学杂志》“报告门”及《阎督军政书》统计）

总之，从民国前期山西传染病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传染病种类、发生频率、波及范围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加大传染病的防控力度，积极开展传染病的防治，是作为山西地方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在山西积极开展中医改进，发展中医的背景下，探索中医在传染病防控中发挥作用，就成为应有之选。

2.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后，山西建立了依托研究会的“时症”（疫情）报告和研判机制。各地在发生时症时，由当地政府或研究会分会向省署报告，省署接到报告后，会转交研究会进行磋商，制定应对方案，必要时还要协助地方政府参与现场防治。研究会所属《医学杂志》专门辟有“报告门”栏目，刊登各地报告时症情况及学会制订的防治方法。

1921-1928 年，杂志共刊登“时症”相关内容 84条，其中12条系对省公署、山西省政府秘书处等政府部门转办的疫情文牍处理后的复函。由于研究会的疫情报告制度比较完善，处理及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致于介休县知事在该县发生疫情时，没有经过省署就直接报告了研究会[中医改进研究会. 复介休县知事报告失血症. 医学杂志，1923，（13）：97-98]。

从疫情报告的年度分布上看（图7-11），1922-1924年报告例次明显增多。除疫情发生次数频繁外，与研究会加强报告制度建设，各地上报积极性增加也有关。

图7-11  中医改进研究会汇总的疫情报告（1918-1928）（刘洋绘制）

在总结疫情报告的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会还对疫情报告表格进行了统一，规范了疫情报告的内容。从发生患者年龄、性别、籍贯，发生病症初期的发热情况、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症状、食欲、精神状态等列出18项需要详细上报的内容[表7-2，资料来自：山西省公报. 1928，（5）：19-22]。为正确判定、处理疫情奠定基础，远较当时民国政府的报告制度详尽。一直到 1941年，日伪山西省公署以“省卫字第六号”发布训令，才增加了更加详细的传染病报告项目。

表7-2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制调查时疫传染病症报告书

1936 年，研究会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公布了《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研究预防时疫传染病法》，这是一个较为全面的传染病预防处置指导意见，实际是对北洋政府《传染病预防条例》的细化，采取了许多中医中药的防治处理内容。该方案按照“未发病”、“已发病”和“死后尸体处置法”三个阶段，对传染病预防处置措施，进行了系统规定。在预防方法中，主要关于是“清洁乡野道途”，注意住所、起居、饮食卫生，避免与患者物品接触等卫生知识。在常备预防药品中，列出组成为中药的“避疫丸方”：赤小豆、鬼剑羽、兔臼、雄黄等份研蜜丸；也列出了西药防疫消毒药品：避瘟球、石碳酸水，要求家庭常备。

3.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始末

1928 年后，研究会渐渐淡出传染病防控工作，《医学杂志》也取消了“报告门”栏目的设置。从初期的积极参与、效果良好到寂然退出，原因很多。

从国家层面来看，清末民初的东北鼠疫防治，奠定了西医在防治疫灾行动中的核心地位。这一方面树立了西医良好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西医防疫制度安排的建立。会议后迅速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防疫机构北满防疫处。不久，《传染病预防条例》公布，其中列出的 8 种需要政府管理防治的传染疾病，从疾病名称到防治措施全部采用西医内容。南京政府成立后，又公布了一系列有关传染病预防、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及接生婆管理等条例和法规，并增设中央卫生试验所、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各海关检疫所等机构。这些法规、机构的建设，都是按照西医体制设置，将西医在公共卫生中的作用用制度固化下来。

从地方层面来看，山西的政治、社会局面也发生转变。首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借军阀混战之际，阎锡山建立起一套独立在北洋政府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卫生体制。经过十余年“保境安民”的阎锡山，于1928 年加入到蒋介石的北伐中，中原大战失败后的阎锡山，在政治上对南京政府表现逢迎，在传染病防治上也开始倚重西医。

为了更加高效的卫生管理，南京政府卫生部于1928 年颁布了《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要求各省、市县设立卫生处和卫生局。1932 年，山西颁布了《山西各县卫生组织规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随之建立。同时，《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的颁布，对传染病的报告形式、上报途径都明确规定，要求各级官署接受传染病报告后，“应即呈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并督饬施行清洁消毒方法”。这样，为了高效及时上报和处理疫情，工作主体逐渐从中医改进研究会转移到卫生行政体制内成为必然。

更为关键的是，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作用有限。传染病的防治有事前预防、隔断传播途径、对患病者救治以及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四个环节。切断传播途径需要行政力量施行，公共卫生普及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研究会的主要任务只有提出救治方案一项。对患者的救治，尤其是烈性传染病的治疗，至今属医学难题。对于以中医中药方法参与的中医改进研究会来说，防治效果自然局限，无法与西医的整体方法和措施抗衡。1928 年，雁北各县右玉、山阴、怀仁、应县、代县、广灵、平鲁，以及西北岚县、临县、兴县、方山等县，发生黄疸病症，传染甚速。省政府要求研究会研究防治方法，“经本会再三研究，悉心审定”，研究会“择其极稳妥方法”宣布，并注明所提供药方“有效无弊”。传染病的发生和治疗要求特异性很强的药物才能有效，才能迅速控制疾病的传播，中医中药立足于“有效无弊” 的治疗措施，难以控制疫情。

中医在疫情防控上的局限，也导致阎锡山对中西医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1918年1月，晋北鼠疫爆发后，阎锡山首先派出的医师是中医师，给山阴患者服用的是中药“检定方药及‘雷击散’”，隔天，又“选派中医师前往（阳泉固关） 任事”。与此同时，内务部、交通部选派到大同“西医司麦雷，东（洋） 医小菅直陈”，并没有得到阎锡山的充分信任。据万德生记述，当他带领助手马文超到太原晋见阎锡山时，在阎锡山的会客室，见到一名中医，中医的建议远较万德生获得阎锡山的赞同。直到经反复多次拜访，提供大量资料，面对严峻的疫情，万德生才最终说服阎锡山，采取了阻断交通等防控措施。疫情成功扑灭后，1920 年出版的《阎督军政书》，是记述阎锡山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整体构想的书籍。其中“村长副须知”一章中，加入了 11 种严重传染病的防控常识，要求全省各村长、村副对基层群众开展传染病防治宣传。但相关内容中传染病的病名采用中西医对照，且以中医病名为主，体现出参与编纂者的中医背景，以及阎锡山依旧试图依靠中医进行传染病防治的立场。

在1924年9月，临县的“疫症”（鼠疫）中，阎锡山对中西医持观察和比较的态度。防疫起初，阎锡山希望通过中医的方法防治瘟疫，结果医生被感染身亡，最后政府严令禁止中国医生在没有西医的指导下去疫区。阎锡山电令汾阳医院美国传教士医师万德生前往防治，太谷仁术也派西医医生前去协助。同时，阎锡山又指派研究会医士薛复初、赵儒珍、安增寿等人赶赴疫区，了解疫情，指导疫情防治工作。

其中薛复初、赵儒珍为中医，安增寿为西医，中西医对比的目的明显。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3人“向汾阳外国医院（即汾阳医院） 借得鼠疫血清日十余瓶”， 拟定了一整套在当时看来较为切实合理的《治法》，包括“西医治法”、“中医治法”、“已发重症之治法”三大项，对中西医方法进行了对比和总结。此次防疫， 令阎锡山对中医的传染病防治效果的信心发生动摇。

1928年，临县再次发生鼠疫后，山西汾阳医院（西医院）院长万德生，主动带领十余人深入疫区，用隔离、注射疫苗、灭鼠等西医的方法控制了疫情。至此，阎锡山开始对西医的传染病防治作用刮目相看。由于汾阳医院“救济之得法”， 本县及周围各县病人日渐增多，医疗场所显得日渐逼仄。1929年，院长万德生计划再次扩大医院建设，但苦于经费捉襟见肘，半年之内只募集到社会捐款 2900余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7月29日，万德生到太原拜见总司令阎锡山等军政要员，述说该医院发展困难情形。结果阎锡山当即捐款大洋1000元，同时，山西银行行长徐子澄也仿效捐款大洋1000元，缓解了医院的燃眉之急。山西社会高层对西医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

1931年10 月，山西、陕西交界第四次发生鼠疫后，由孔祥熙提议，内政部直接任命万德生为“山西陕西防疫主任”，组织鼠疫防治，并要求“经过各县妥为保护，有关各机关协助一切”。万德生在徐永昌召集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封锁黄河各渡口”的建议，彰显了其主导地位。后由于防治成功，当地百姓给万德生及汾阳医院献了“万民伞”。西医在老百姓中的形象也得以树立。至此，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被西医远远超越。

1936 年，中医改进研究会制订的《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传染病预防法》 中，传染病病名为：霍乱（虎列拉、虎疫）、赤痢（痢疾）、肠窒扶斯（伤寒）、天花、发疹窒扶斯（斑疹伤寒）、烂喉疹、白喉、鼠疫（黑死病，百斯脱）以及其他如麻疹（糠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痉瘟）、流行性感冒、百日咳（顿咳）、 大头瘟（丹毒）、流行性耳下腺炎（疼腮）、疟疾、回归热。与前述《阎督军政书》比较，基本统一了中西医传染病病名，也反映出中西医在卫生防疫中主导地位发生了转换。

1933 年，有报道崞县发生“一种流行瘟疫”后，研究会召集讨论，结果由于“报载太简，无由诊断”，只给出“对症治疗”的意见。反映出此时研究会已经没有直接活动疫情报告的信息渠道，中医参与卫生防疫的实践宣告无疾而终。

1937 年研究会会员张照麟分析了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的缺陷，指出：“卫生知识，在中医向来缺乏，所以遇一种病症流行，中医的治法，倒也不少方法与药剂。但是防御的方法，预防的卫生，莫展一筹”，所以，建议加强中医药卫生预防知识和体系[张照麟. 我对于山西医学杂志十六周纪念的感想与希望. 医学杂志，1937，（96）：1-5]。而且，岭南伤寒名家谭次仲更加直接道明：“什么叫做法定传染病，知者已属不多，若知之又能稍明这几个传染病在症状上诊断的大略，更是‘凤毛麟角’”，“这么看来，中医生与卫生行政成为两橛。有国医，卫生行政的调查传染病工作就一步不可行；有卫生行政，国医就难以立足。你试想想，国家将来是舍卫生行政的完整，来保存国医呢？抑或舍国医的地位，来保持卫生行政工作的完整呢？”因此，他主张中医主动学习公共卫生知识，以适应卫生行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谭晓燕.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D].济南：山东大学，2006：59-67]。

（三）悲壮的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