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张培富. 近代中医科学建制化之嚆矢——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例.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33（3）：96-99

现代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建制化对科学发展至为重要，“19 世纪现代科学的涌现，都依赖于新建制的发展”[1]。传统医学是一种兼具技艺和科学的知识形态。20 世纪初，随着封建专制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西方医学急剧压缩，无法在“科学”的语境下清楚地表述自身。面对这种巨大的冲击、震荡，改良、汇通甚至废止中医的各种观念不断萌生。中医界进步人士试图按照近现代科学理念，主动对中医进行科学建制化改造，以期实现“中医科学化”的目标。

科学建制化包括五个特征：一是成立学会；二是学术纲领的确立或重建；三是建立学术会议制度，并开展研究；四是举办专业教育，培养学科专门人才；五是发行学术期刊，出版研究成果[2]。山西虽处内陆，却是中国近代中医研究较为活跃的省份之一。

1919 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并严格按照现代科学建制化的特征建立了中医研究体系；设立了兼授中西医课程的医学教育机构；成立了中西分治的中医医院；发行了近代山西第一份中医学术期刊《医学杂志》。作为近代成立较早、延续时间较长、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中医社团之一，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在科学建制化道路上的探索颇具特色。相较其他中医社团，研究会的科学建制化体系设置更加全面，引入科学理念改造传统医学的自觉性更加突出。

一、成立社团：中医改进研究会

民国初期，国内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医、废止中医的思潮。与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在卫生政策方面“抑中扬西”的态度不同，当时的山西官方却并不主张废止中医药，阎锡山认为“中医是超科学的”[3]，主张保留中医药，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科学，使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融合。同时，山西巡警总局卫生科中医医员杨百城等一批主张“中西医汇通”的人士，希望通过成立中医社团来改进和发展中医。他们认为：中医学术“不振”的原因即在于，“秦汉而后，有杰出之个人，无合力之研究”[4]。成立学术团体，能聚合众人之力进行学术研究。

1919 年 4 月20 日，在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的倡导和支持下，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太原成立。该会由阎锡山担任会长，山西政务厅长杨兆泰任理事长，杨百城、赵意空等中医名家任理事，研究会广泛延聘省内外著名的中医名家如丁福保、张锡纯、裘吉生、沈仲圭、黄国材等人为名誉理事，从事改进中医的研究。短短两年内，大同、浮山等县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近千余人。作为中医社团，中医改进研究会并不简单排斥西医，研究会认为，中医应结合西医，取长补短，要吸收西医科学的新知、方法，改进中医、中药，保存国粹。在研究会成立之初，13 名理事中有就有薄桂堂、郝光祖 2 人是西医。

二、明确宗旨：改进与融会

1919 年，研究会在筹备成立之时，以“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为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为宗旨[5]。到 1921 年 6 月，在《医学杂志》上将宗旨表述为：“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表明了对西医“参证”的态度 [6] 。

1924 年，随着研究的深入，改进中医的理念发生了转变，提出：“以中为主，以西为辅，温故而知新，援古以证今，仿科学之例以立说着书”[7]。第一次对“中”与“西”、“古”与“今”做出了重要性排序：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今天”的理论与实践比古代医书中的表述更具现实意义。

到 1932 年，研究会又渐渐发现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与近代西方医学理论是互相矛盾的，随之理念又发生了转变。研究会这样评价中医：（中医理论）“以现代之眼光观之，容或未能尽合于科学。而其治法之完备，治效之卓著，非特为大多数国人所信仰，即东西各国医药学家，亦表相当之景佩。良以理论虽因时代眼光之不同，有所警议，而实验则为事实问题，历万古不能磨灭也。”[8]这一方面承认中医理论中存在“未尽合于科学”之处，另一方面又对中医的“治法”与“治效”做出了相当自信的肯定。那么在西医与中医发生矛盾时，第三句给出了答案，即用“实验”来判别是非。

1936 年，研究会认为，要改进中医，须“本着研究的态度，以科学的 方法”，使中 医学说“本乎科学”[9]。至此，中医科学化的学术思想明确形成。

综上，从研究会宗旨的逐渐发展变迁，我们看到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面对西方医学时，敢于承认问题、勇于面对现实的科学精神，也看到了研究会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中医科学化纲领。

三、科研方法：分类与分科

研究会成立之初就认为，科学方法在中医改进过程中的合理运用将大有裨益。在《中医改进研究会拟定研究暂行规则》中，对研究会日常学术活动进行了详尽、具体的规定，试图使中医研究程序化、规模化、标准化 [10] 。

中医改进研究会采取分类研究的方法：将中医学分为医学、药学、方剂学三类，每一类又分为三级进行研究。其中，医学分为：基础医学、应用医学、实地练习。药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本书，分药物、药理、实验三项进行研究。

1920 年 10 月，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分科研究方案。将中医学分为伤寒、杂症、温病、瘟疫、妇科、儿科、针灸等 8 科分别研究。这种分科方法使各名誉理事、理事更方便地负责主持各科研究，与分类研究方法不相冲突。

实验是最能体现现代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中医改进研究会在药物和药理研究中多采用实验的方法。方剂学分学理和实验两项进行研究，明确提出用化学方法改良方剂配制，然后，辅之以实验论证，将方剂学研究客观化、可重复。分科和分类的研究方法设计以及实验方法的应用，标志着研究会建立了中医专科研究体系的雏形。

四、教育活动：提升与普及

传统的“师带徒”教育模式，是限制中医发展的原因之一。1919 年 8 月，参照西方教育规模化、标准化的学校教育模式，山西医学传习所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山西医学专门学校。两个教育机构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山西医学传习所主要针对已经从业的中医医生，即所谓的“素习医业者”，目的是通过再教育，提高医生的临床医疗水平，兼普及传统中医欠缺的卫生防疫和近代医学知识[11]。

1921年2月成立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后改称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则以“培植专门人才”为长远打算，学生毕业后要“分派欧美医学最高之国留学，以在医科大学专科毕业为度”。回国后要为研究会服务，使“中医乃能与西医并存于世界”。

在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课程设置初期均为“中医为主，中西医兼授”，中医课程有：内经、难经、本草、伤寒、金医、温病、针灸等；西医课程有：解剖、生理、病理、药物、内科、外科、产科、卫生防疫等。两所学校先后共培养了 1000 余名具有较高医疗技能的医生。

五、医疗实践：中西分治对比研究

传统的中医治疗疾病的场所是在患者家庭，看护的责任是患者家属亲近。1921 年，中医改进研究会参照西医医院体例，设置的附设中医医院成立。附设医院设有待诊室、诊病室、养病室（即住院病房）等科室。住院病房又分普通病房和传染病房。

在管理制度方面，附设医院详细规定了诊疗程序，从挂号、诊断到购药、手术、住院都有具体章程作为依归。在护理方面，医院各“养病室”都设有为病人提供护理的看护（护士）及医徒（护工）。《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医院章程》中详细规定了看护管理和招聘规则，对看护为期 3 年的培训是附设医院的重要创新，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医院成为“民国第一个进行护士培训的中医院”[12]。

同时，医院采取中西医分治的方法，分设中医部和西医部。中医部有中医士 4 人，西医部有西医士3 人，两部各设主任一人。通过中西两部设置，一方面，通过对比疗效，考察中医的不足；另一方面，使中西医相互参证，以西医的方法改进中医。传统中医注重定性研究忽视定量分析，研究会尝试引入计量方法从1922 年 3月开始至1930年12月止，逐日、逐月分别统计附设医院中、西医部收治的患者情况，完整记载了期间 8 年时间附设医院的诊病情况。据此，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医院的科室设置和管理制度均具备了现代医院管理模式。

由于在传染病的防治中，西医表现出比中医更加积极、有效的竞争力。 中医改进研究会亦把传染病的防治作为改进中医的一个重要内容。山西各地在发生“时症”（传染病）时，当地政府或分会就会向研究会报告。接到报告后，中医改进研究会通过各理事的研究磋商，制定出详细的应对方案，协助政府进行时症的防治。《医学杂志》专门辟有“报告门”一栏，择要刊登各地报告时症及经研究会的治疗方案，17 年间共刊登 84 例次。

1924 年 9 月初，山西临县突发“疫症”（鼠疫）。为了更好地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医士薛复初、赵儒珍、安增寿等人赶赴疫区。其中，安增寿为西医，薛复初、赵儒珍二人虽为中医，但也“通晓西医治法及针法”[13]。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中医改进研究会以中西医共同防治疫情的初衷。最后，由于处理及时，疫情得到及时控制。 由于全程参与这次疫情防治，中医改进研究会积累了采取中西医并用方法防治鼠疫的宝贵经验。

六、学术传播：期刊与著作

1921年6月，中医改进研究会开始发行《医学杂志》双月期刊，一直连续出版到 1937年抗战爆发，研究会停止运作。《医学杂志》竖 32 开本印刷，每期兴盛时多达 200 页，在式微时也有100页左右，发行量 1000 册以上，内容丰富、影响巨大。杂志共经历了两届编辑主任： 1921－1931年是杨百城和赵意空；1932－1937年是时逸人。他们均为江浙中医巨擘。《医学杂志》是一份全国性中医同人“发表意见，宣传学说，互通声气，联合感情”的会刊，又是一份侧重中医的医学学术期刊，更是研究会科学建制化的体现。

《医学杂志》有几个重要的创造： 一是科技期刊依附于学术社团，形成了“有学必有会、有会必有刊”的近代科学社团运作范型。杂志反复刊登学会理事和会员发展章程，广邀海内中医名流，聘为名誉理事、理事，并在杂志公布。同时，对积极投稿和学术水平高者，视情况发展为名誉会员或者会员。二是《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刊物绝不固步自封，对西医也做积极介绍。在介绍西医时，《医学杂志》没有把中医和西医当作是两个互无瓜葛的理论体系，而是着力探讨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异同，以求汇通。所以，一些讨论、总结中西医异同的文章不断出 现在《医学杂志》上，如“中西解剖三焦考”“中西病名对照表”“中西诊断之比较”等。体现了研究会积极借鉴西医、参考西医改进中医的态度。三是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期刊同行评审机制，包括审稿人选择和文章的初审，名誉理事、理事为主的同行评审，常务理事和编辑主任的终审的机制，从而逐渐完善了早期的学术期刊编委会职能。

学会对中医学知识的介绍交流，依托但不限于《医学杂志》的形式和范围。 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后，通过信函、《医学杂志》《山西日报》等多种途径向社会征集医界名流的医稿、医著，经审核，确有出版价值的，研究会代为出资出版或销售。1923年，孙秉彝、赵熙、王秉礼等人编成《针灸真传》八卷。山西省政府委托研究会进行详细审查，为此，学会分别将该书“先分交会中各理事查阅”，又请附设医院针灸医士王嘉、徐世长等“再行悉心逐字逐句详细审查”，方才出版发行[14]。除了征集、审核、出版医书外，研究会还开展了“星期征稿”和“针灸讨论会”活动，对优秀研究成果予以奖励。这些举措立足于整个中医学术的改良与革新，弘扬和传播了中医国粹。纵观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发展历程，不论创立社团、开展研究、兴办教育、医疗实践，还是发行学术期刊、进行科学传播，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参照近现代西方医学的建制对中医进行改进的思想，吸取西医之长，改进中医之短，为维护中医利益、促进中西汇通做出了贡献。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医发展出路的争论，“中医改进”“中西参衷”“中西医汇通”，乃至“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不断被提出。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中医发展路径。原因就在于中医的科学化总是在“是否采取西医范式”的矛盾中徘徊，总是在“科学化的前提是不科学”的悖论中纠缠。于是，中医改良成为医学墨守“体用”观念的表现；中西医汇通“汇而不通”；中西医结合成为“中西医混合”；至于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提出，似乎另辟蹊径，实则无法脱离这个悖论的窠臼。所以，回顾近代“中医科学化”发端之际的背景和尝试，挖掘其中经验和教训，将为21世纪的中医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华勒斯坦，等． 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 新知三联书店，199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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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阎锡山日记述略．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0卷[M]．太原：山西省人民出版社，1998：1280－1295．

[4]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75．

[5]中医改进研究会． 中医改进研究会组织简章[J]． 医学杂志，1921（1） ： 5．

[6]朱建华，杨继红，等． 民国时期山西《医学杂志》概述[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0，5（ 11） ： 926．

[7]中医改进研究会．杂志第三年出版宣言[J]． 医学杂志，1923，（13） ： 4．

[8]王志彬．中医改进会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大学，2011：7．

[9]本刊同人．本刊十五周年纪念书感[J]． 医学杂志，1936（87） ： 1．

[10]中医改进研究会．中医改进研究会拟定研究暂行规则[J]． 医学杂志，1921（1） ： 5．

[11]本会附设医校招考专门医学生广告[J]． 医学杂志，1921（1） ： 26．

[12]朱建平．近代中医界重大创新之研究[J]．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191．

[13]贾治中，杨燕飞．中医改进研究会1924 年防治临县疫症记始末[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4）：12－15．

[14]中医改进研究会．省长行知审查孙秉彝等合编 ＜针灸真传 ＞八册公牍[J]．医学杂志，1923（15）：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