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伍连德笔下的中医抗疫

因为要写这方面的内容，笔者着意购买了《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和《国士无双伍连德》两本书，看看在那一次大战中，他是如何描述中医参与抗疫斗争的？

（一）勤恳尽责的许世铭

26岁的中医许世铭（因为他的名字译自伍连德的英文版回忆录，这是前者译出的中文名，而后者王哲将其译为“徐世明”），自愿参加防疫工作。他勤恳尽责，严格执行伍连德的防护要求，接诊病人小心谨慎，很受伍的欣赏。

2月3日，伍连德召集医护人员安排工作，提醒大家注意休息，并特别要求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的许世铭马上休息。但许摇摇头，要杂役递一杯水过来。因为茶水颇凉，他责备了一声，满面潮红的杂役转过身来说：“新鲜开水还没有烧好，”便离去了。但当晚，这位杂役死于鼠疫，而许医师工作到2月6日也出现鼠疫症状，到2月8日上午去世。

伍连德回忆：“许医师的病程从一开始，便由伍博士亲自做了详细的记录，极可能是他偶然暴露在患病的仆役面前，当时正处于传染期的仆役恰好面向着他。其间共坐同一办公室的其他人却得以幸免。许医师的尸体在一个单独的坑中火化，他的骨灰被运往其故乡福州。”“尽管注射了300毫升康鼠疫血清，从症状出现到病人死亡不过两天。”许世铭的以身殉职，导致了伍连德的极大悲伤，如此一位忠于职守的防疫战士，稍不留神就毁于瘟疫之手，可见那时候不大的防疫队伍，承受着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二）功劳卓著的顾医师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这样记述参加防疫工作的另外两位中医人员：

“在此恐怖之地，令人沮丧和压抑的时刻，出现了一件令人庆幸的事情。这就是两位让人尊敬的医务助手，竟对如此可怕的瘟疫具有超凡的免疫力。他们是顾喜诰和贾凤石，年龄分别为43岁和28岁。在傅家甸瘟疫流行之前，顾喜诰原是一位民间草药医生。当浴室被征用后，他自愿来此做坐堂医师。他仅有的配药助手贾凤石，也参与照料病人。这两位勇敢的人，在傅家甸这个鼠疫传染严重的医院里自始至终坚守了3个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戴防护口罩，参加防疫组织后，伍博士曾命令他们和其他专业医务人员一样采取保护措施。当上级医官在场时，他们不厌其烦地照章佩戴口罩，但在履行职责时，却只将口罩挂在颈上，并未遮住呼吸道的人口。似乎有神灵保佑他们，同处一个医院的同事们相继染病死去，顾、贾两人却安然无恙，毫无顾忌地继续他们危险的工作。”

“此二人亲手护理过1500名病人。整个工作期间，他们居住在医院主楼后一间小屋里，并无任何特别防护。他们昼夜连续暴露在鼠疫病菌之中，忠于职守，从未离开。直到疫情消失，鼠疫医院被付之一炬时才离开。他们的经历确实是天然免疫的罕见实例。当年4月在奉天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他们受到各类专家的极大关注。他们的血清经过反复测试，但未见异常。”

（三）一意孤行的副会长

在《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中，作者涉及到1920-1921年哈尔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的一些插曲。其中有两个故事与中医有关：一是一位自称“医学研究学会”的副会长死于鼠疫，他惊恐万状的妻子为了使家人逃避隔离，竟将其尸体弃之街道；另一个是某颇有影响的团体，曾经设法说服了道尹（城市的行政长官），由政府出资4000元，设立了一所鼠疫病房，采用中医治疗。这所病房于4月1日开张，由12味医师负责，每位月薪100元。应其所请，伍连德将10位已经确诊的病人于4月1-4日送去医治，结果全部死亡。4月5日收到来信，央求不要再送病人。他们发现这个病治不了，但4000银元即无影无踪了。

在《国士无双伍连德》里，这两个故事合二为一了，而且故事性大有提高（不知道王哲博士是否参考了其他资料）。说是伍连德与那位副会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找到比较开明的张寿增道尹（伍连德早一年治愈了他的霍乱），也认为“国医界这种为国担忧解民倒悬的精神值得表扬”，后来该鼠疫医院隆重开张，各界名流纷纷祝贺，在哈尔滨妇孺皆知。最后的故事与前书一致，鼠疫医院解散，副会长的诊所已经关门，直到几天后在大街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写到这位副会长时，伍连德表达了他对“庸医”的抨击：“猖狂诋毁防疫处工作的，是那些地方庸医。他们累累欺骗公众，声称他们能治愈鼠疫。每当发热并咳嗽的病人前来求诊时，他们总是说预后良好并将脉礼装入腰包。如果疾病不是传染病，病人会当康复，于是这个庸医便名声大震；如果时值真正的鼠疫患者求诊，则病人与庸医通常都会双双死于非命。仅在傅家甸一地，旧式执业中医中即有7人死亡。”也许并非庸医蓄意夸大疗效，可能对疫病的了解不够和诊断不清有关。在梳理中医鼠疫专著时，笔者发现即使有名的作者在描述疗效时，往往有“百发百中”、“应手而效”、“治症多效”的字眼，可能也与传统医学以臆想为主而缺乏严谨求证的治学态度有关。

（四）中医防疫的出勤率与殉职率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P47中有一个表格（表7-1）也与中医抗疫相关，他在表下注明：殉职人数最多的从业者是当地中医、救护车司机和辅助劳工。这些人经常与患者和病死者接触，又不曾接触过有效的专门训练。中医对肺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正确，诊查时又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大流行中，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殉职于鼠疫（约占54%）。

表7-1  鼠疫大流行期间哈尔滨因公殉职者一览表

其实，该表还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按1949年的全国中西医人员而言，当时2万名西医，300 名牙医，2000 名药剂师，48.27万中医药人员（总数50.5万人）。而1910年时，国内西医人数不过数百人，到哈尔滨参与抗疫的西医医师20人，而中医医师只有9人参加。一方面说明很多中医药人员自动脱离前线阵地，将抗疫大任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伤寒、温病理论，无法承担现代防疫的重担，继之逐渐被边缘化已经势不可挡。

当然，这也与清廷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因为经过历次疫病流行的检验，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现代抗疫必须寄予实证科学，而对于具有几千年源远流长、根深枝蔓的中医药理论已经信心尽失。不过，有一个细节值得回味。在《国士无双伍连德》中，当伍连德派全绍清前往长春堵住鼠疫南下的交通要塞时，担心他独木难支的时候，全绍清说出“长春的防疫还可以征召中医嘛”时，伍连德眼睛一亮：“好主意啊，对中医进行简单培训后上岗，这样就可以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了。”可见，当时的中医还是能够组织起来为国分忧。只是，中医学有相当前卫的预防学思想，而缺乏实证基础上的病原学理论，各种病因学学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能为疫病制定切实可行预防学手段，是传统理论的最大缺陷，笔者将在前面的内容中有所涉及，这里不再重复。

三、中医防治疫病的体制化努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