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鼠疫的中医治疗

与今日的“新冠”一样，鼠疫的中医治疗也是各行其是，自成一说，很难达到共识。而且，颇有“王婆卖瓜”之嫌，互相之间较多诋毁，大约因其主观认识不同，且均为个案报道有关：

1. 主血分热毒，治以凉血解毒

《治鼠疫法》认为，鼠疫热毒在血分，治疗“必以凉血解毒，泻热为主”。书中收录的几首方剂，均为此法为是，用药如“大黄、朴硝、枳实、川朴、犀角、羚羊角、黄连、黄芩、车前、泽泻、连翘、牛子、桃仁、红花、紫草茸、紫花地丁、紫背天葵之类。”认为应用时“随病者强弱轻重为加减，各味俱宜重用，多者以两计，不必迟疑。”认为鼠疫属阳症，“初起最忌温补，如羌桂参术之类，次忌温带，如麻桂羌附之类。病重者以峻下为急著，间有泻后仍死者，此乃病之不可救，非药误也。”

罗芝园认为鼠疫一症“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而吴宣崇书中所选前两方统以大黄为主，用之治疗鼠疫初症，必致邪内陷，因此将之舍弃不用。在观察了许多古方如达原饮、消毒饮、解毒汤、败毒散、霹雳丹，近方如银翘散、桑菊饮、升降散、清化汤等方治疗鼠疫收效甚微后，罗氏从王清任《医林改错》得到启发，认为用这些方剂治疗鼠疫之所以不效，是因其“有清热解毒之药，而无活血去瘀之药也。”罗氏认为王书中用治吐泻抽筋时疫的解毒活血汤，能“解血毒，清血热，活血瘀”，与鼠疫的病因病机颇合，后之移治鼠疫，效验颇多。因此，将原方枳实改为川朴，易名为加减解毒活血汤，此方遂成为近代中医治疗鼠疫的一首著名方剂。其组成为“连翘三钱，柴胡二钱，葛根二钱，生地五钱，当归钱半，赤芍三钱，桃仁八钱（去皮尖，打碎），红花五钱、川朴一钱，甘草二钱”。罗氏认为：“此方以桃红为君，而辅以归，去瘀而通壅。翘芍为臣，而兼以地，清热而解毒。朴甘为佐使，疏气而和药，气行则血通。柴葛以解肌，退热而拒邪，邪除则病愈。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

虽然加减解毒活血汤成为此后罗氏治疗鼠疫的专病专方，但其组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临床治疗时，多数是以此方为基础方，进行随症加减。初步统计，大约有数十种加减法：“轻症照原方，稍重症，日夜二服，加银花、竹叶各二钱。如微渴微汗，加石膏五钱知母三钱。少则二三剂愈，多则六七剂愈，未愈不妨再服，以愈为度。”危险重症，初起恶寒，可照原方服，柴胡、葛根各加一钱。若见大热，“初加银花、竹叶各三钱西藏红花一钱，危症钱半。”若外热减而内热不减，热在胸，两乳对胸处，热毒入包络，出现神昏谵语症状时，可加清官汤，日夜三服，热在膈，胸下凹处，热毒入营，“舌绛而干，反不渴”，可加清营汤，日夜连三服。出现衄咯等症时，加犀角地黄汤，“并加西藏红花钱半，日夜连三服，未愈照再服”见癍加化癍汤，见疹加银翘散等。”

罗氏认为病人“服药已多，热毒必解。其瘀或从经络散，或从咳嗽出，或从二便下，其病必轻”，再按原方加减接服，便可收功。

2. 分初中末三段，以三焦论治

按上中下三焦分治鼠疫，是《鼠疫良方汇编》的特点。该书1910年由郁闻尧、丁仲祜、杨心梅三位医师编订，徐相宸对之进行订正。作者认为加减活血解毒汤不足以用治鼠疫，“令考原方，药只十味，而柴葛发表，翘地并清气血，川朴归芍流通气血，红花桃仁活血去瘀，于所谓初中末治法，未免有界限不清之弊。欲求万妥万当，必须更求进步。”鉴于此，编者“参酌罗氏原说原案及郑氏原案，再参以叶天士、王孟英诸大家之法”，将鼠疫的症状分上中下三焦辨证论治。

不过，作者认为须划分初中末三段，“初段当以肺经为界，治法可开可清。中段以逆传心包，顺传阳明为界。心包者入营，营热而血未瘀，当凉血，血热极而将瘀，或已稍瘀，当行瘀而仍兼凉血。其有神识不清，或已昏沉者，当用牛黄、至宝、紫雪之属以开之。阳明者劫津，其热散漫而未与肠中水谷之渣滓相结，当用白虎法清之。其热已与渣滓相结，而不大便或腹痛者，当用硝黄下之。”

上焦症治，“发热，香豆豉、黑山栀。其有恶风者，挟风邪也，用生牛蒡、薄荷叶佐之。其有恶寒者，挟寒邪也，栀豉汤去栀加葱白主之。头痛，有风寒兼症依上法，无兼症，栀豉汤可加甘菊花。阳明亦有头痛症，胃火上冲也。其痛若劈，当重用石膏。苔薄白，用栀豉原方。苔白腻或如积粉，秽浊重也。栀豉加佩兰叶、鲜石菖蒲主之。”“苔黄浊，秽浊极重之症。往往有不待传变而气道即闭者，急重用鲜菖蒲、人中黄，漂中白煎汤，送诸葛行军散（徐注，用梁氏辟秽驱毒饮亦佳）。”中焦症治，其属胃腑热结症，“全以胃中津液存亡为断，病情至此，已如烈火燎原，津液有立尽之势，所以舍釜底抽薪，更无别法。”关于下焦症治，又分阳明大肠热结症、太阳小肠症、热入少阴症、热入厥阴症，逐一对其辨证加减用药。

与《鼠疫良方汇编》相似，陈世珍、杨德九、陈舒、张汉卿、孔繁棣所作《温疫辨证治要》中，也按三焦来选药组方。作者认为鼠疫的治疗“急以逐秽为第一务，上焦如雾，清而化之，兼以逐秽，中焦如沤，凉而下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养阴。”

同时，该书作者认为鼠疫病情万变，不能拘执一是，因此只列了用药范围而不列方，诊治者可临时权衡轻重以确定用药即可。作者选定的上焦用药为桑叶、菊花、薄荷、连翘、生石膏、知母、黄芩、二冬、丹皮、炒栀子、花粉、蒌皮、通草、银花、蒲公英、犀角、杏仁、川贝母、大青叶、板蓝根、紫花地丁、鲜竹叶；中焦用药为生石膏、生大黄、黄芩、炒栀子、莲子心、栝萎、知母、竹茹、川黄连、甘中黄、枳实、羚羊、丹皮、川郁金、龙胆草、滑石、牛黄、元参、竹播心、飞青黛、杭白芍、炒赤芍；下焦用药为生大黄、元明粉、芒硝、青黛、大生地、生牡蛎、栝楼仁、黄柏、知母、生鳖甲、桃仁、活蜜虫即土鳖虫捣汁。此外，还选了紫雪丹和安宫牛黄丸等。

曹元森在《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中，收录了《温疫辨证治要》的内容，并补入山西大同治疗鼠疫的经验方及加减法。

3. 倡鼠疫非疫，按六经论治

按六经论治鼠疫，以袁仰山的《鼠疫纪实札记》和黄仲贤的《鼠疫非疫六经条辨》为代表。

《鼠疫纪实札记》为光绪年间广东医生袁仰山所著。他认为“核症所起各部位，有属各经之不同”，因此按分经症状选方用药：太阳经“核在耳下一穴，初起多耳凉耳热，脉象微浮，舌红苔白，用药以木通、生地、滑石、牛予、石葵为主。”阳明经“核在耳下与人迎，印喉旁两大动脉，舌脉法诊此处。初起昏睡，脉洪大，舌苔黄，用药以刮篓根、芦根、连翘、栀仁、滑石、桃仁、小生地、绿豆、人中黄、生石膏、知母为主。”少阳经“核在耳后两旁，初起见呕逆，脉弦，舌苔黄白而干，用药以熊胆、胆草、大青叶、青黛、马勃、薄荷为主。”太阴经“核在两髀及腋下，初起乍凉乍热，手足稍冷，脉象涩，舌无苔，用药以连翘、银花、牛子、蝉退、苦桔、竹叶、川朴、小生地、桃仁、甘草、羌黄、绿豆为主。”少阴经“核在胁下两穴及腰俞，初起烦躁，鼻息鼾，不能寐，脉微而细数，舌焦黑而渴，用药以地黄、麦冬、栝篓根、金钗斛、甘草、参叶、连翘、蓝根、桃仁、绿豆、荠苊为主。”厥阴经“核在大腿两穴，初起呵欠，呕逆，气上撞心，脉弦小，舌或绛或黑干，用药以生地、桃仁、茅根、红花、赤芍、鳖甲、蓝子、蓝根、菊花、公英、青黛为主。”

可见，袁氏所述多为腺鼠疫症状。除遵循以上六经辨证用药外，作者也强调要随症加减用药：“背寒加桂枝，心迷加栀子、牛黄，咽痛加元参，湿毒抽掣加地龙，呕吐加竹茹，胸满加川朴，头痛加竹叶，眼倦加菊花，瘼疯加羚羊角，阳亢加龟板，粪多防脱加牡蛎，痛加熊胆，不寐加白芍，小便多加龙骨、元参、丹皮。”此外，文中还载有免疫散、消毒核膏及鼠疫核症预防方等。

《鼠疫非疫六经条辨》为广东黄仲贤所著。“是书名曰鼠疫非疫者，以鼠疫乃鼠之患疫也，非疫乃人之病，而非疫也。”颇有标新立异之态。黄氏认为，鼠疫核症“不拘患生何处部位，总以核色红白，核形大细，高低软硬，定为阴阳，”再按六经见症辨证用药。“核为毒症，起发本乎火气，高肿由于津血，故气盛则核坚，气虚则核软，津血足则核大，津血少则核细。太阳为寒水之经，核白而软；阳明为燥气之经，核白而坚；少阳为相火之经，核白而坚；太阴为湿土之经，核白而软；少阴上心下肾，心火之核红而坚，肾火之核白而坚；厥阴为木火之经，核浅红而坚。此六经核症初起之形色也。”

然后再根据六经寒热、脉象等见症，确定用药大法，“太阳宜疏皮肤之滞，佐以辛温；阳明宜开肌肉之滞，佐以甘寒；少阳宜转枢机之滞，佐以辛凉；太阴以培土为主，湿寒者热而燥之；湿热者寒而燥之。湿毒内盛者，从小便去之。手少阴宜清血脉之热，佐以成寒。足少阴宜补阴维阳，佐以纳气。厥阴宜消瘀清热，佐以软坚。”

著名医家张锡纯亦从六经角度辨证鼠疫，但与袁氏、黄氏有所不同，他只将鼠疫看作是少阴伤寒热证之剧者，本治少阴寒温之理，取少阴篇黄连阿胶汤之义，通变其方，立坎离互根汤治之：“生石膏三两（轧细）、玄参八钱、知母八钱、野台参五钱、生山药五钱、甘草三钱、生鸡子黄三枚，将前六味煎汤三茶盅，凉数分钟，纳鸡子黄分三次温服下。”

4. 从燥邪之说，分气血而治

冉雪峰认为“鼠疫为阴燥，阴燥体阴用阳，纯是一派热象。即兼外感，不可用辛温发表；且热虽甚，亦不可用苦寒涤荡。盖肺位最高，苦寒径走中下，未能中病，更深一层，则苦寒滞脾伤胃，土不生金，是自绝肺之化源”。

在临床上，冉氏反对医家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鼠疫，他认为：“肺主气，当治气分。倘邪未入营，开手即用连翘、红花、丹皮、桃仁之类，是凿空血管，引贼入室”。鼠疫治法应遵循“清芳润透，不温不烈，不苦不燥，不粘不滞”的原则，进行选方用药。分别从气分、血分论治，立太素清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活血汤二方。

燥气拂郁之在气分者，用太素清燥救肺汤：“冬桑叶三钱，杭菊花二钱，薄荷叶一钱，瓜萎皮三钱，叭哒杏三钱，鲜石斛三钱，鲜芦根六钱，生甘草一钱，真柿霜三钱，津梨汁二茶匙。右十味，除柿霜、梨汁，以水三杯，微煮，以香出为度。去滓，入柿霜、梨汁，温服。身热或入暮发热，本方薄荷再加一钱，或加麻绒八分六分，取微似得汗，去麻绒。”他认为：“桑叶、菊花、薄荷芳香轻透，清肺热解肺郁利肺窍，俾燥邪外泄皮毛，萎皮、杏仁利膈导滞，内气得通，则外气易化，石斛、芦根凉而不滞，清而能透，柿霜、梨汁柔润而不滋腻，甘草补土生金，和诸药解百毒，合之为清凉透表，柔润养液，绝不犯上，论各弊有热加薄荷麻绒者，肺合皮毛，开之以杀其势，勿俾久遏而令肺脏发炎也。”

燥邪入血分者，采用急救通窍活血汤：“川升麻一钱五分，青蒿叶三钱，藏红花二钱，净桃仁三钱，犀角尖一钱，生鳖甲三钱，真麝香五厘绢包，鲜石斛三钱，鲜芦根六钱。右九味以水五杯先煮升麻等七味，令汁出，再入芦根石斛微煮五六十沸，去滓温服，外窍闭加麻绒一钱。如内窍未闭，去麝香；势缓，亦去麝香。得微似汗、微吐者愈。急刺足委中穴以助药力。”他认为“此方治燥邪拂郁，直袭血分，气血交阻，面目青，身痛如被杖打，肢厥体厥脉厥或身现青紫色，倘仅气分郁闭，未可误用，界限务以分明。”“青蒿、升麻透达气分之邪，红花、桃仁透达血分之邪，犀角、鳖甲直入血分而攻之，石斛、芦根转从气分而泄之，而又加麝香以利关节，以期立速透达合之”，总以疏通气血为要务。

除此二方外，冉氏还认为仲景伤寒金匮中的一些方剂如麻杏石甘汤、竹叶石膏汤、麦门冬汤、白虎汤、葶苈大枣泻肺汤、桔梗汤、大黄牡丹汤、升麻鳖甲汤、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及汉唐后的一些方剂如千金麦门冬汤、防风通圣散、银翘散、桑菊饮、俞氏清燥救肺汤、辛字润肺膏、生脉散、琼玉膏、外台桔梗白散、千金苇茎汤、泻肺丸、月华丸、王氏通窍活血汤等，均可辨证加减用于鼠疫的治疗中。于此面面俱到，实际上是并非有效之药的表现，可见名医也有无可奈何之处。

此外，冉氏当时社会上风行的一些治疗鼠疫的方剂如治疫奇方、鼠疫毒核消毒散、罗芝园的治愈鼠疫经验良方、专治鼠疫神效汤、雷击散、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一一进行批驳。言下之意，警告大家不要道听途说，听信“王婆”之言，以为有神效之方力挽狂澜，还是老祖宗的方子可靠一点。但是，老祖宗的东西真的就不会有“古方今病”之虞？

民国后期另一医家叶古红也从燥邪论治鼠疫，“燥在气分，即所谓肺炎性鼠疫，可取喻嘉言清燥救肺汤加减为治。燥入血分，即所谓败血性鼠疫，可取刘河间双解散加减为治，迨至燥邪泄尽，阴液未复，可取喻氏琼玉膏、生脉散之类，以滋补为善后。”由其选方用药可以看出，他与冉氏的观点有相同之处。

此外，除以上医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论治鼠疫外，徐相宸还著有“时疫用药法程”一文，将鼠疫的治法概括为内治九法，即芳香逐秽、以浊导浊、解毒、清热、活血行瘀、开内窍、通大便、通小便、通经络等几种。尚有外治四法，即取嚏、刮、刺、涂药等，主张内外治疗方法相结合治疗鼠疫。徐氏治疫，与前面《温役辨证治要》相似，也只是确定治法和一些方药，并未确立成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一些医家不经辨证乱用成方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