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云南鼠疫到中医抗疫

1840-1949年的百余年中，鼠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频频为祸，对鼠疫的防治，是近代中医防治疫病史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其逐渐走向边缘化的尴尬回首。

（一）我国近代鼠疫流行概况

根据冼维逊编著的《鼠疫流行史》和李文波编著的《中国传染病史料》中关于鼠疫流行的记录可以看出，从1840年到1949年间，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每年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且大多伤亡较重。这里仅就近代几次流行范围较广或影响较大的鼠疫流行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1. 1855年云南鼠疫

1855年，鼠疫起源于云南西部巍山县，后由于杜文秀起义战争扩至全省，昆明、思茅、景东、澄江、建水等大爆发，造成鼠疫杆菌隐藏于云南大部分地区。现代研究表明，鼠疫病菌从黄胸鼠扩散至玉龙雪山、滇西纵谷和西南山地的十几种鼠类（黄胸鼠、褐家鼠、大绒鼠等十几种啮齿动物）和150多种跳蚤身上。鼠疫杆菌也相互交叉，演变成5个基因型。云南昆明、大理、澄江、武定、楚雄、蒙化（巍山）、普洱等府、厅，从1855年到1884年，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达到147.2万。

事实上，在此之前，明朝云南就有鼠疫记录。最严重的要数1800年的嘉庆年间，大理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鼠疫。大理弥渡县一位名叫师道南的青年，写下一首《鼠死行》，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首最早描绘鼠疫的诗歌史料。他在诗中写道：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拆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都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讨?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2. 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

1894年，鼠疫袭击香港，剧烈流行直至九月，太平山地区染疫最重。“当时仅是6月7日那一天内，中环太平山那一个人口挤住得最密的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而且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就闹得人人自危……当时二十多万居民中，在短时间内就有超过八万人仓皇离开香港去避疫”。《1985年香港年鉴》亦称：“1894年香港大瘟疫，每日传染百人以上，太平山一区尤剧，皆死”。由此可见本次鼠疫流行之速之烈。

本次鼠疫流行，一直闹到1895年才稍见平息。“但以后一连几年，每到春末夏初，疫势都猖獗起来，直闹到1904年才渐见好转。”

关于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的伤亡情况，“香港政府一直没有公布，曾一度声称病死数为2250，以后亦不再提起。Millot Severn认为香港1894年鼠疫病例逾五千人。

就是在本次鼠疫大流行中，日本人北里氏、瑞士人S. Yersin于6月份先后抵港展开研究工作，并先后发现致病元凶一一鼠疫杆菌，使人类对鼠疫的认识进一步提高。

3. 1910年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该次鼠疫流行于1910年8月始发于满洲里，1911年4月28日终熄。原因是满洲里地区旱獭间鼠疫流行，狩猎人感染引起传播，外地猎人为逃避瘟疫，沿铁路四散，造成鼠疫大流行。流行和波及范围涉及内蒙古2市、黑龙江22县、吉林22县、辽宁26县、河北3市县、山东3市县等。当时的滨州、京哈、沈大、津浦等铁路线受染。染疫城市主要有满洲里、海拉尔、呼伦、哈尔滨、长春、大连、安东、奉天、山海关、永平、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据统计，本次鼠疫大流行，共死亡60468人。

4. 1917年内蒙古、山西鼠疫大流行

1917年8月，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开始流行肺鼠疫，群众四散，沿途传播。流行和波及范围涉及内蒙古27个县旗、山西28个县、河北6县、山东1个县、安徽1个县、江苏1个县。京绥、京汉、津浦、京沈、正太、济青等铁路线受染。染疫城市主要有归化、丰镇、大同、朔平、宣化、济南、正定、太原、代县、蚌埠、凤阳、南京等。本次鼠疫流行至1918年3月20日平息。共死亡16623人。

5. 1920年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

1920年夏季，在外贝加尔及中国边境地区，猎獭人群中有疑似鼠疫流行。9月7日，满洲里开始发生鼠疫。10月初海拉尔毛皮厂发生腺鼠疫，10月下旬转为肺鼠疫，其中2名患者外逃至扎赉诺尔煤矿区，致使该区4000名工人中1000余人染疫死亡。工人四散，沿铁路传播至哈尔滨、齐齐哈尔、弗拉尔基、长春、沈阳、济南等城市。疫情共波及黑龙江17县、吉林4县、辽宁3县、内蒙古7县、山东1个县、河北2县及西伯利亚海参崴等地。滨州、滨绥、沈大、京奉、津浦、胶济等铁路线受染。本次鼠疫流行至1921年5月3日止。共死亡9308人，其中俄国人420人，一说600人，日本人4名。

6. 1947年内蒙古鼠疫大流行

1947年5月至1947年12月30日期间，内蒙古东部、东北部、西部鼠疫大流行，共波及内蒙古14个县旗、吉林13县、黑龙江1个县、辽宁2个县，通辽、赤峰、开鲁、扶余、白城、双辽、农安、哈尔滨、阜新等30个市、县、旗受染。死亡人数达30933人。

（二）鼠疫病名的来历

同治初年云南鼠疫流行，《俞曲园笔记》中记载了这次“大疫”流行时的情形，但无相应的病名。

1891年，第一本鼠疫专著印行，即吴宣崇的《治鼠疫法》。该书书名即将“鼠疫”命名其中，其内文中云：“鼠疫者，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疬，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吴氏根据疫病流行时总有大批鼠先死的现象，很明确地将此种疫病定名为鼠疫。

《治鼠疫法》一书对此后的鼠疫类著作影响很大。1897年广东罗芝园对其进行增删，作《鼠疫汇编》；1902年福建郑肖岩又在前两书基础上进行批注，增添验案成《鼠疫约编》；1910年上海发现鼠疫病情，名医余伯陶又在罗书、郑书基础上作《鼠疫抉微》。1910年由郁闻尧、丁仲祜、杨心梅编订的《鼠疫良方汇编》，其中许多内容也多来自前三种鼠疫著作。而对于确立鼠疫病名，几位著者意见大多一致。如：

罗芝园谓：“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为名。”

郑肖岩云：“何谓鼠疫，疫将作而鼠先毙，人触其气，遂成为疫。盖地气暴发，惟鼠得之最先。鼠当中毒之际，热渴既甚，以水为可救疗，尝于水缸愍饮满腹，甚至案上茶杯，稍沾余滴，人不之察，误食其余，而受毒遂不浅矣。固不独目睹毙鼠，不及掩鼻，感触其气已也。”

余伯陶也认为：“鼠疫者，疫之又一名，证之又一种，无鼠之疫，疫不及鼠，有鼠之疫，鼠先受疫。”

民国名医冉雪峰在其《温病鼠疫问题解决合编》一书中，认为鼠疫病名的确立，是中西汇通的结果。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有鼠瘘的记载。《灵枢・寒热第七十》篇：“黄帝问于歧伯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之间者，皆何气使生？歧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冉氏据此关于鼠瘘的描述，认为其具有鼠疫的特征。曰“不知发于肾脏之水毒者，为鼠瘘，无论为寒为热，统以鼠瘘名之。毒重而成为一种传染性者，为鼠疫。亦无论为寒为热，为闭为开，为气分为血分，统以鼠疫名之。”

同时，冉氏认为“西医亦向无鼠疫名称”，“在皮肤，则曰皮肤魄司脱，在淋巴腺则曰淋巴腺魄司脱，在肺则曰肺魄司脱，在眼在肠则曰眼魄司脱、肠魄司脱，随所在立名，五光十色。”“一说鼠疫不足以赅魄司脱，魄司脱不尽为鼠疫，一说败血性腺肿性属鼠疫，肺炎性无关鼠疫……”对西说中的鼠疫名称作了介绍。

面对这种病名混乱情况，冉氏认为：“汇通中外损却多少纠纷，而名词可以解决矣。”并说《灵枢》之名鼠，由气化理想得来，西医之名鼠，由解剖实验得来。得西医之实验，愈微《灵枢》理想之高，得《灵枢》之理想，愈徵西医实验之确有是理。”

由此可以看出，吴宣崇在其《鼠疫治法》中确立鼠疫病名，得到了大多数医家的认同，并一直沿用至今。除余伯陶、冉雪峰外，民国期间出现的许多鼠疫著作，也多执此说。如：

福建医家李健颐认为：“汉代之前已有鼠疫之发生”但“上古之时，不知鼠疫是由鼠之毒菌所感，故无鼠疫之名。遇有此症，统称为伤寒病。”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鼠疫自其疫源地印度及前亚西亚地方，继传至欧洲诸邦，又传至中国，“中国名医知此疫曼鼠为媒介，故名鼠疫。”

由上可知，在古人已认识到鼠疫与“鼠”有关的基础上，近代中医确立了“鼠疫”病名，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伍连德也认为，“吾国名此疫曰鼠疫，诚不虚也”。

民国后期，随着中医接触西医知识的增多，许多中医学家认真观察病情，努力汲取新知识，鼠疫病名又被细分为核肿性鼠疫、血毒性鼠疫、肺炎性鼠疫等。

李健颐对各型鼠疫的别名，也作了介绍、如核肿性鼠疫“或名腺性鼠疫”，其最重者，“因其致死之速，如电击毙者，故又名电击性鼠疫（Blitzadtigedest）”。血毒性鼠疫“或名败血性鼠疫”，因患者“身面现出斑点，大小青紫状如葡萄，故又名葡萄瘟。”肺炎性鼠疫，“此症又名肺瘟”“亦有称之为肺鼠疫，因其肺炎咯血为特征，故又名为血瘟。”鼠疫病名的细化，是近代中医不断融会新知的体现。

除鼠疫病名通行外，近代医书中尚有痒子症、耗子症、痒子病、核症、核瘟、温役等名称。其实，这些名称都是实际的临床观察的总结，与进一步的科学发现仅仅只有一步之差。说明当时医家已经感知到跳蚤叮人的传播途径，只是没有采用保罗·路易斯·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1947）那样的实验方案进一步求证；已经意识到鼠疫的人畜共患特征，但没有像亚历山大·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1863—1943）那样用显微镜进一步观察人和动物体内的鼠疫杆菌。但鼠疫病名的确立，并流传沿用至今，是近代中医细心观察疫病的结果，其中包含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