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人相应的疫病学 

毕竟，对鬼神的祈祷并不能达到防治疫病目的，人们还是要面向自然去探索现实中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随着原始人的思维进步，疾病和医疗的认识逐渐走向“经验+哲学”阶段。

一、天人相应观的形成与发展

在介绍“天人相应观”之前，需要完整地描述那个时代的一些事件，因为中国的学问，向来都是政治的附庸，先王的谋略。笔者以为，现代学者应该有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那就是：尚科学，唯真知是求；习逻辑，以实证为务。

（一）从“西河设教”到“稷下学宫”

今天，我们常常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而称奇。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中心只有两个，一个是战国初年魏国的安邑，另外一个就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笔者认为，这两个文化中心的确立，与轴心时代奠定的中国文化基础密切相关。

1. 卜子夏“西河设教”

卜子夏（前517-前420）生于士族家庭，得到过良好的教育，14岁时投师孔门，是孔子晚期的学生。他奋进有为，聪明好学，在短短几年中学业成就丰硕，《论语》中记载他的言行有20处，《礼记》中与他有关的内容多达3000余字。当时孔子把弟子分为四科进行教育，四科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子夏因为对《诗》的精研而被孔子定为“文学”弟子。孔子所说的“文学”，主要是学习和整理古代文献，近似于现代的人文科学。

孔子周游列国14年，回到鲁国时已是68岁的老人，于是便集中精力整理古代文献。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从而使我国古代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

此时的孔子已经年迈，搜集和整理资料便要靠年轻弟子子夏和曾子等人来帮忙。子夏又是“文学”高徒，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载：“孔子弟子，惟子夏诸经独有书……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先秦诸子书籍和《史记》、《汉书》记载卜子夏谈论六经的言论超过了孔门其他任何弟子，就是卜子夏精通诸经的证明。

在当时整理和以后传授古代文献的过程中，卜子夏曾为“六艺”分段、断句和加注标点，这是他独到的贡献。在此之前的古代文献，不论篇幅多长，也不管内容多庞杂，均不分章、节、段、句，读起来十分困难。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说孔子对古代上述四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认真的甄别考察，选定了可用来发挥其儒家思想的篇目而摒弃了他认为不雅训的文章。子夏在整理和传授古代文献的教学中，为上述四经以及《易》、《春秋》两经分段、断句、加标点。子夏对孔子所定经书的每一篇都分出章节，每一章都判明段和句，并对其文之义加以解释，有了经和章句才有了传统的经学。

卜子夏在学术上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补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之缺——传述《春秋》和《左传》。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卜子夏在为孔子守孝三年后，踏上了返归故里的道路。公元前475年应邀来到晋国魏氏的河汾地域从事教育事业，长达55年（前475-前420）之久。期间，前22年（前475-前453）是在春秋晚期三家分晋之前的晋国，后33年（前453-前420）是在战国初期的魏国度过，史称“西河设教”。

卜子夏西河设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籍说“子夏居西河，教授三百人”。这很有可能是相对于孔子“教授三千人”而言，学生收徒自然应少于老师，是一种尊师之说。其实子夏在55年的教学生涯之中，收徒何止300人。

关于这一典故，有人[吕世宏，师瑞萍. 卜子夏“西河设教”辩. 吕梁高专学报，2007，（3）：]转述了古今名家的多种说法，子夏设教的魏世家西河地区究竟在哪里，他们认为汾阳说、韩城说和安阳说都有一定依据。

卜子夏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讲“六经”，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讲儒家经典，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讲《春秋》，进行形势教育。他将“仁”作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核心，崇尚周礼，尊敬先王。他主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他的教学内容是经世之需，为人之道；教学目的是修德启智，保国安民。他倡导“有教无类”，不论出身贫富，凡人室求学者，均平等对待，因材施教。在教学方式上，他不拘于一郡一域，四方游走，流动办学，广而教之。

“西河设教”的最大特点是“一门出多家”，首开了儒法兼容的先河和特例。卜子夏在传授孔子儒家典籍的同时，还传授了他所研究的晋人的法治思想。在教学中，他不但贯彻了孔子的“有教无类”，而且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收，推动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发展。这一特点，在他门下那些高足弟子的思想走向上呈现得极为明显，突出的如吴起、李悝、田子方、段千木、禽滑厘、公羊高、谷梁赤等人。这些弟子有的成为君主之师，有的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或道家、墨家的骨干，也有的成为儒家的学者或法家的鼻祖，所以就连魏文侯也拜卜子夏为师。

卜子夏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对荀子、王通、薛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他的一些经典论述至今也还被广泛应用。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语，被高悬于象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总部，借以表达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的心声。这句名言也被列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迎宾词之一。他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一语，作为复旦大学校训已立于世百年有余。他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一语，也被镶嵌在美国芝加哥文化中心。

卜子夏一生甘守清贫，始终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简朴生活。公元前420年，他终老西河，享年87岁，安葬在他生活了55年的龙门县辛封村。

从汉武帝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对卜子夏多次加封。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开始祀拜子夏。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将子夏牌位放入孔庙正殿列为十哲，和孔子一同祭祀。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子夏为魏侯，按侯的规格祭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加封子夏为“河东公”。南宋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加封子夏为“魏国公”，是王以下的最高爵位。

2. 学派战国的稷下学宫

多年之后，第二个规模更为庞大、论战更为激烈的文化中心在齐国形成，这个文化中心不仅有多家学说在这里论战，还是由齐国的齐桓公创立，存在大约一百五十年时间，直到齐国被秦国所灭为止，这就是稷下学宫。

不过，这个齐桓公并非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因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作为诸侯国的齐国延绵800年，经历了姜姓吕氏齐国和田齐两个时代。姜齐从齐太公吕尚开始，到齐康公为止，共32位国君；田齐从田和开始，到齐王建为止，共8位君主。因此，出现了两个齐桓公。前者姜姓吕氏，名“小白”（？-643），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为齐国第16位国君。至公元前386年，姜姓吕氏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为战国七雄之一。后者田午（前400-前357），生于齐康公五年，田氏代齐以后的第3位国君，《竹书纪年》作田侯午，《史记》等后世史料作田齐桓公，完整谥号为“孝武桓公”、“田齐桓公”，单字谥号为“桓公”。因与“春秋五霸”之一的姜齐的齐桓公小白相同，故史称“田齐桓公”或“齐桓公午”。相传名医扁鹊曾为他看病，在起病由轻到重衍变时连劝了三次，田午因为讳疾忌医而不听，后来扁鹊再来时，现其已病入膏肓，无法医疗；扁鹊只得转身而退，并连夜逃往秦国，不久田午就病发而去世了。

据史载，当时齐国，曾在齐都临淄稷下，造了高门大屋招徕贤土，诸子学派多来云聚，争鸣蔚然成风，成为战国时代最兴盛的国家。“稷下”的来历，一说，因齐都南隅有稷山，临淄在其北侧而得名；一说，齐都临淄西门原有稷门，学宫营造其外，故称“稷下”。由于史书未载清确切方位，今说法不一。然而，齐国设“稷下学宫”的事实是毫无疑义的。当年各国许多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不远千里，前来讲学，进行不治而议的自由辩论，人们称这些人为“稷下先生”。他们各自所集的门徒称为“稷下学士”。

当时，稷下学宫相当于齐国的官办学府，各家各派在可以在这里存活，比如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等，在这里都能够和谐相处。当然，所说的和谐相处是能够同时存在，平时这些各家各派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相互攻讦、争辩，然后又相互吸收，不断的壮大敦实自家学说。

这些学派存在的同时，还设置了“学宫长”的位置，也就是后来的祭酒，在稷下学宫祭酒位置上最为知名的是荀子，担任了三届祭酒。稷下学宫在齐国很受欢迎，齐王也经常去听取意见，而且还对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礼遇有加，赐予俸禄，礼同大夫。由此战国时期的知名人物都到过稷下学宫，比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子、季真、接子、尹文子、田巴、鲁仲连、驺子、荀子等等，这就是另外一个战国——学派战国。

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的根据是什么？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稷下学派的历史较长，齐宣王时规模最大，达“千有余人”。见于史册的主要有宋锎、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爽、淳于髡、貌说、田巴和鲁仲连、接子等人，这就是通常说的稷下学派代表人物。跟随他们的还有一些门徒。先后到过这里的还有孟子、荀子以及他们的子弟。《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接子、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学士复盛。”

（二）由盛而衰的黄老之学

《三国演义》卷首语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这是一段颇有意味的阐述，实际上也是“大一统”思想得势与失势的历史演变。

1. 海纳百川，黄老独大

中国的学问，向来以经世致用为原则。为“田氏代齐”寻找合理化解释的同时，也包含齐威王的“大一统”思想，即成就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的霸业。当时的齐国已经成为战国七雄中数一数二的强国，为了进一步一统天下，他们在倡导“百家争鸣，不治而议”的前提下，倾举国之力打造黄老之学，很快使之成为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最大学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他们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治国的官学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对黄老学的发展影响至深。黄老学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那么，他们为什么叫黄老学派呢，因为孔子讲周公，墨子讲大禹，孟子讲尧舜，道家呢，讲黄帝，所以黄帝是道家的祖师爷，再往下则为老聃。大致而言，田骈偏于法家一些，其后的慎到则干脆就是法家。尹文偏于墨家一点，和宋钘类似，一方面主张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张天下和平。而邹衍、驺奭则成了阴阳家的创始人。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最为丰盛。

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以及神仙方技家。这样，将原来老庄学派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的学说，转变成为黄老学说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成了一种人生境界。由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对老子思想发展的这两种倾向更为清楚，同时如前段所说，黄老之学本身的发展线索及显学地位也更加明显。不过这时让庄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后学拿着他的“真人”主张，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个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此时法家思想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学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下文介绍），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

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百家”表示家数很多，其中主要有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后有孟柯、荀卿为代表），道家（老子李耳、宋衍、尹文、田骈、环渊、接子）、阴阳家（邹衍），法家（李悝、吴起、商秧、韩非），名家（惠施、公孙龙），墨家（墨翟），纵横家（张仪、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兵家（孙武、吴起、孙膑）等。这一时期在思想战线上出现的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对我古代文化的繁荣昌盛从各个方面都作过重要贡献。

2. “焚书坑儒”，文化专制

在秦始皇统一之初，为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廷尉李斯坚决反对，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敌兵，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事隔8年之后，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宫前摆酒，然后让70个博士上前祝寿。一位叫周青臣的大臣向秦始皇拍马屁说：陛下，秦地以前不过方圆千里，现在仗着陛下的威德，拥有了天下，改诸侯为郡县，百姓安居乐业，不用再担心打仗，这都是陛下您的功劳啊。秦始皇听了，十分开心。

齐国的一个博士淳于越说，微臣听说以前的殷商和周朝都是封子弟功臣为诸侯，这样就可以相互辅助。现在不学习古人，而擅自改成郡县制，恐怕不会长久啊。周青臣这个人，阿谀奉承，不是忠臣。秦始皇听了，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

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他反驳说：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

（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

（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3）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

当然，书并不是全部烧掉了，朝廷里都留有备份。因为他要的效果是“以愚黔首”，不准老百姓读，但博士是可以读的，统治阶层还必须读。如果他们也不读，岂不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但是，时间又过了7年，项羽进了咸阳之后，放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连备份也烧掉了。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对《诗》、《书》如此愤恨？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诗经中有很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由于该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且方士言长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己心不净，何以修行？何以长生？人人本有长生草，己心不净，田园荒芜，何以种得长生。海外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不过是人身三大丹田。外求何处求……）。秦始皇恼羞成怒，于是派人调查，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于“坑儒谷”遗址活埋。

有人说，“焚书坑儒”的实质是一场统一思想的政治运动，与其他改革是一致的：政治上，废除分封制，施行郡县制；文化上，以小篆为官用文字；经济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但控制思想毕竟不同，此事过后6年就人亡政息，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思想统一的关键要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对思想领域采取白色恐怖策略极其危险，易于引火烧身。这一点，汉武帝他们做的比较好，使“大一统”真正落到了实处。看来，对民众思想的“放”与“收”事关重大，必须掌握好“度”的问题，还要耐心引导。

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前已述及，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中期或稍前，以《黄帝四经》、《文子》为代表；兴盛于汉初，以陆贾的《新语》和《淮南子》为代表；衰落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它的兴衰虽然与自身的格局有一定关系，但时势造学问则更加重要。

然而，一种思想理论能够在某个历史阶段盛行并被统治者所青睐进而确立为治国的理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时代发展的背景。汉初推行“黄老之学”的文教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学术上得到恢复和发展，黄老之术贡献斐然，特别是在带动社会生产和推进思想发展的层面上，其成就远超秦朝。然而有人说，这些贡献在刘彻眼中却一文不值，他反对黄老之术是因为他厌恶他的奶奶。

在某种意义上，儒学被刘彻选为国策源于他为了反抗自己的奶奶——太皇太后窦猗房。窦猗房走上干预政治的道路，原因是三方面的：她有权力欲；她觉得孙子年纪还小；她充分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窦猗房的悲剧在于，她对于刘彻的管教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压制，这让少年刘彻感到愤怒无比，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此时儒学和黄老之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正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汉武帝选择儒学治国一是权力斗争的需要，二是国家形势变化的需要。

这得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说起。

建元六年（公元前134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第二年（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要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在所有被策问的贤良文学之士中，董仲舒脱颖而出。汉武帝连续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今人称之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主要是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显然，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

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其主要建议如下：①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②推明孔氏（三纲五常），抑黜百家；③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④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这一策略旨在支持政治，采取“明教化”、 “正法度”、 “德主刑辅”的仁政，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汉武帝时代的来临，迫切需要一个思想界的领军人物，董仲舒于是脱颖而出。班固《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

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三）《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