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待疾病的角度来说，中医的“辨证（症）论治”是着眼人体疾病症状之消除，而非病名之精确认定[1]；但西医却着重于对病名的统一与精确定义，“一病有一病之原”，是不能随意解释的。[2]然而，从前文对热病阐述的背后意义可知，民国以前的中西医在疾病论述上，有着意想不到的不谋而合。即使西方在1880年有了显微镜而证实“病原体”的存在，也无法完全化解在疫病解释上面，所谓“瘴气学派”与“接触传染学派”之争执。[3]合信等人仍习用气、季节、风土、秽毒、天行、热感等术语来解释热病，其实与中医论病有异曲同工之妙。中西医此时相遇，恰如似曾相识。

所以，即使清末《儒门医学》（1876）载：“西国病名甚多，不能悉与中土相符。”[4]但以热病而论，中西医对其种种症状的描述还是很类似的。比如在疾病知识的归纳上，西医在《内科阐微》中也是以“症状”来命名，而不是用病名来统括外在症状；此外如论述疾病的纲目——“论咳症”、“论喷嚏”、“论痛”、“论谵语”，都是指症状而言[5]，又好比“伤风”就被归在“喷嚏”条下，等等[6]。这些例子都显示西医在近代中国的疾病分类知识上也有“以症统病”的旨趣，不若病原体一一发现后的精准。故有时即使中西病名不同，尚不会造成很大的隔阂，至少中医在阅读这些翻译著作时，能找到共通语言与熟悉的“气论”知识系统。况且西医在抗生素发明前，治疗热病的水平并不比中医高明许多。民国初期，陈存仁（1899—1976）在《银元时代生活史》回忆了他由学习西医转而学习中医的切身经历：

在南洋医科大学，苦读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五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对我说：你学西医，而西医不能治愈你的病，现在中医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不如改学中医。[7]  

从此就可以看出，单就治疗的功效而言，中医对热病治疗仍有一定的历史经验和效用作为后盾，所以晚清中医不会特别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和西医争论，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时序推移，西医在认识疾病上有若干变化，而洁净、卫生与自身健康的论述，随着病原体被发现更受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是融合、贴近、顺应自然环境，而西医则是透过一套学说与机制去控制、改善环境，至此，除了药物之外，西医的健康与洁净观念被塑造成对抗传染病的妙方。中医讲究的“上工治未病”的最高思想，通过西医与国家的力量，以公共卫生的模式落到实处。从这个时间点起始，正是中西医势力消长的关键时刻。

近代西医传入之时，在治疗方式、脏腑生理和致病因素认知上，并没有对传统中医学造成过大的冲击。就本章所论，甚至连西医的公共卫生思想也没有摧枯拉朽般地击倒中医的论述。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时序的推移，“细菌说征服了人类卫生”[8]。民国建立之后，上层重新面对国家塑造的问题，全面地采用了西方的卫生管理制度。在此影响下，西医由细菌病理学支撑起来的传染病论述，及其背后所附带的身体观、疾病定义、防病观念等一系列的知识，渐渐被国人接受，并成为管理健康知识的标准与常识。中医的挑战，才正式来临。西医建立专业与制度化的防疫体系后，中医的防疫功夫因不具现代意义的专业研究，遂被打入“偏方”之流。知名医史家陈邦贤（1889—1976）称误信偏方者为“缺乏常识”之人[9]，真是近代中医难以承受之重。那么，中医有没有想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传染病专科论述呢？后文还会探讨这个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中医面对新理论的挑战，即使许多中医秉持“汇通”的理念，但中西医之间毕竟只是貌合神离而已，一旦具有过渡意义的“蜜月期”一过，中西医观念的差距就会逐渐扩大，渐渐水火难容，而出现相互论争的历史格局，这大概已是民初后的历史大势了。

[1] Volker Scheid，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plurality and synthe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0 237．

[2] 余云岫：《传染病》，序，第1页。

[3] 麦克尼尔（Willim H．Mcneill）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311—308、334页。

[4] 海得兰撰，傅兰雅口译，（清）赵元益笔述：《儒门医学》（清光绪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刊本），凡例，第1A页。

[5] 嘉约翰撰：《内科阐微》（同治十二年羊城博济医局原刻本），目录，第1A—3A页。

[6] 嘉约翰撰：《内科阐微》，第16A页。

[7]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8] Edward S．Golub，The limits of medicine：how science shapes our hope for the cure．New York：Times Books，c1994，pp．85 108．

[9] 陈邦贤：《缺乏常识的危险》，《自勉斋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