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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贴备份:打瞌睡·会风·官风·仇和现象

已有 1865 次阅读 2016-5-11 01:06 |个人分类:旧贴备份|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打瞌睡·会风·官风·仇和现象


——“勒令辞职”能“辞”掉“打瞌睡”吗?


[ 海瑞两千 ] 2008-03-05 19:58:35于人民网强国社区深入讨论区


 

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听讲座”的时候打了瞌睡,因遭到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点名批评,被迫辞职了。此一事件一经披露,网上舆论一片哗然。有同情“打瞌睡”的蒋文辉的,觉得蒋文辉有点冤;也有支持令其“下课”的举措的——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为了“整顿官风”,甚至有人说:只要对当官的狠,对百姓亲,怎么做都不为过 ;这是仇和面对官场风气的“突围” ,真是这样吗?


既然“打瞌睡”涉及到“官风建设”。我觉得倒是真有必要把这一事件上升到“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以“以人文本”为基本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层面上来认识,因为:“官风”对“世风”起着“典范”的作用(或者坏的典范,或者好的典范),有什么样的“官风”就会有什么样的“世风”,而“官风”和“世风”恰恰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外在表现。


有鉴于此,从“打瞌睡”到“点名批评”到“勒令辞职”这个事件的全过程,折射出的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涉及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问题。


一、几个须澄清的事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有几个“事实”是要搞搞清楚的:


第一,“打瞌睡”是什么?是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还是干部的“行政过失”?“工作失误”?


第二,仇和的“点名批评”是怎样的?折射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对于当天的会议,其实际效果又是怎样的?


第三,究竟是因为“打瞌睡”被“勒令辞职”?还是因为受到了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点名批评”而被“勒令辞职”?


㈠“打瞌睡”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探明的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受过些教育的地球人都知道:“打瞌睡”是人类作为动物生命体的一个自然生命现象,或生理需求。科学研究证明,“打瞌睡”是由以下一些情况引起的:


—因生理上的大脑疲劳,从而应大脑的睡眠要求引发的、作为总体睡眠不足的补充而打瞌睡。


——因逃避眼前现有情状而引发的心理状态进而产生的生理上大脑疲劳,由逃避的姿态逐渐引起的。是因为眼前的情况太令人乏味,心理上“无意识地”认为睡着了就能避免。这种瞌睡是由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作用造成的。在会议或报告会的某一时段,由于内容令人乏味,同时也由于与会时各人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健康状况(比如:乏味、厌倦、神经衰弱、嗜睡症等等)、作息时间(比如:头天晚上因加班加点睡晚了或失眠了等等)等方面的差异,常常会出现这种有些人“打瞌睡”而有些人不“打瞌睡”的情况。


因此,“打瞌睡”是人的自然的“生命现象”——一种人体不可抗的生物规律,因为“大脑”已发出警告:“我要休息了!”,而不是瞌睡者的“主观故意”行为。事实上,与个人的“人文素质”无关!关于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语)


㈡仇和的“点名批评”是怎样的?折射出怎样的价值取向?


当仇和看到有人在“打瞌睡”,便突然“礼貌地”对讲座主讲人侯干云说“打断一下”,然后将目光转向第一排靠最右边的方向“很不礼貌地”厉声道:“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不客气地吝啬到连称呼一下“同志”都不肯。


这里,我们不妨比照一下毛泽东同志对待听他讲座时坐在第一排“打瞌睡”同志的方式:


著名作曲家刘炽,延安时期,是红军大学的学员,一次毛主席亲自给学员们讲辩证唯物主义,刘炽好学,乐于接受新知识,坐在了第一排,毛主席浓重的乡音,加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陌生的名词,刘炽听不懂,索性闭上眼皮,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来……当值星排长伸着俩个手指刚要戳刘炽的脑袋,这时,毛主席说话了:“别戳,别戳,这小鬼肯定是昨晚调皮没睡好,让他睡好了。”下课后,毛主席对刘炽说“小鬼,睡得香吧!以后晚上可不许调皮,要好好睡觉,再上课,可不许打瞌睡喽!”


两相比较,就给予人们的直观感觉而言:


仇和的态度和做派是冷冰冰、盛气十足的;潜含的价值取向是“上尊下卑”(在主席台上的是“尊者”,主席台下的是“卑贱者”——可以不必“同志”相称);目中无“人”,苛责的是“人类生命生存的生理本能”,——把“打瞌睡”看作是“大逆不道”,是对“上”之“尊严”的侵犯;多少有一点“官威凌人”的面孔。


而毛主席的态度和风度是和蔼可亲的,谁都不难体味到那种“对同志的春天般的温暖”,其价值取向是“上下平等”,“以人为本”,尊重的是“人类生命生存的生理本能”——认为:“打瞌睡”是因为“没睡好”使然;彰显的是一代人民领袖的伟大而崇高人格品质。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两种态度、两种“官风”、两种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这一点也“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


㈢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的“被勒令辞职”。究竟是因为“打瞌睡”被“勒令辞职”?还是因为受到了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点名批评”而被“勒令辞职”?


1.“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如果这句话不是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说的,而是一位极普通的与会者说的,那个副局长会被“勒令辞职”吗?显然不会!“虎照事件”在全国范围乃至在全球范围造成如此大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见一个有关负责人被“勒令辞职”就是明证。然而,陕西的“虎照事件”,就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言,比之云南昆明的“瞌睡事件”却不知要大多少倍!


2.这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有坐在第一排的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一人被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看到并“点名批评”。当时会场上究竟有多少人“打瞌睡”?(另据报道,在2月11日举行的交流宿迁经验的全县干部大会上,还是有个别干部睡觉。)仅仅是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一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其他“打瞌睡”的与会者,也应受到同样的“礼遇”——“勒令辞职”。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


3.呈贡县的这样一种行政行为(处理)方式,其思想基础,与前不久陕西绥德县发生的“校长被拘事件”如出一辙。绥德的校长因找县长签字触怒了“县长大人”的“官威”,遂有绥德县教育局的“停职检查令”和绥德县公安局的“拘留令”;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因在听讲座时,当着昆明市委书记的面“打瞌睡”,被认为是对新任昆明市“第一把手”仇和的“官威”的“无视”,遂有呈贡县的“勒令辞职”——实在不是因为“打瞌睡”。


呈贡县的对“打瞌睡”这一人体生理现象所做出的行政上的“作为”,即没有科学理据,也没有制度上的理据,更没有法律上的理据,事实上,所依据的只是昆明市委书记的一句话:“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


这一点,也还是“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


然而,一些为此一事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不唯实,只唯上”的“官风”大唱赞歌的网友,的确是看错了事实,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打瞌睡”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即:是“人体的自然生理现象”,还是“工作失误”,还是“行政错误”),只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认定,决不是某个长官的“一句话”。 

 


二、“不良会风”种种——仇和并没有击中“不良会风”的要害,


应当说,自有人类社会就有“会议”的存在(比如:原始公社时代,由部落酋长召集的以讨论公社事务为主旨的公社成员代表大会),甚至比人类有文字的历史还要长。


会议,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一种人类文明。其中人们关于会议的观念、会议秩序、会议纪律、会场氛围等等有关“会风”的理解和认识,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人类理性设计或理性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循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他们便相当迅速传播开来。这些群体的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进入信息化社会以来,人们对“会议文化”的认识更加理性,意欲打破过去关于“会议”的某些陈腐的传统习惯,以培育更优秀的“会议文化”。其要点主要有:最大限度地减少会议次数;最大限度地优化会议时间(包括会前、会后)、最大限度地降低会议成本(尽量少花纳税人的钱);最大限度地精简会议内容、明确会议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会人员人数;最大限度地做好会前准备工作(比如:会前调研、主题确定、提前通知、会议值班电话、按单位排定座次等等);提倡精简、高效的会议风格,以谋求会议功效的最大化;等等。


关于“会风”,眼下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即:一说到“会风”,似乎就只是“主席台下”的事情,与“主席台上”的无关,对于这一现象,网间有人撰文说:少数单位在抓“会议文化”建设时,领导要求下属很严,要求自己却很松懈,自己搞特殊,把自己排除在会议文化的建设之外,造成会议文化建设的“灯下黑”现象。其实,“不良会风”的表现,并不只是“打瞌睡”,“打瞌睡”,因其“无意识性”甚至在本质上都不属于“会议纪律”的问题,最多是一个“会场观瞻”或“会场氛围”的问题。


前些时候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题为《“口头禅”里看中国会议文化 》的文章,倒是很戳到了时下“不良会风”的痛处。读来也颇有兴味。兹举两例如下,以飨读者:


“后三排的同志往前坐”使用群体:大大小小的会议主持者。


对象群体:能够到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


使用频率:95%。


使用效果:一次性执行率50%,二次性执行率为0%。


现象分析:开会的时候,会议主持者端坐主席台上说了这句指示。本来这指示很权威,但说多了就成了口头禅,就成了中国各个层次主持会议时不得不做的一项必修功课。回过头分析与会者为啥不想坐头三排,原因有三:一是不能说话搞小动作或者睡觉。二是不易随时溜号。三是一种习惯,万事不上前的习惯。


文化分析:会场上的许多事情都反映了中国的会议文化现状,首先是会议的内容,虚的太多,实的太少,动不动就洋洋洒洒万言,常常连自己都觉得荒谬,因而会议必须改革。二是我们的管理办法,一次性的较多,长期性的较少。三是对规定执行缺乏标准,或者有了标准没了执行力度。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中国糟粕会议文化的一部分。


根治药方:一民营企业的办法,领导讲话超过预定时间,每分钟罚款10元。前面空多少位置,后面与会者按官职大小请上前面空位,并现场交罚款50元,级别一样以后坐程度为准。治愈比率:100%。


“我没什么讲了,最后只讲两句”


使用群体:会议最高领导。


对象群体:各层次与会者。


使用频率:80%。


使用效果:不准确率100%。


现象分析:在中国各种会议上,最高领导总是最后才讲,这两句话一般第一句是高度重视,第二句是狠抓落实。为何总爱讲两句话,主要原因:一是已经很晚了,让大家不要着急。二是表明自己高屋建瓴,概括能力很强。三是突出权威,字少分量重。


文化分析:实际情况是,这两句话绝对是个骗局。第一句高度重视,里边一定含三层意思:思想上重视,组织上重视,作风上要表现出重视。三层意思的每一层还有好几层意思,于是高度重视总体上没有什么意思。第二句狠抓落实,他一定又要分几个层次,领导层先落实,党员层接着落实,群众层要抓紧落实,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如何落实。领导的讲话瘾万万不能低估,这是中国会议文化最核心的一个方面。


根治药方:两句过后,每多说一句交一元钱。


治愈比率:100%。


另有一篇文章则如是说:


绝大部分人的发言接近于‘正确的废话’:说变化,总是与时俱进;谈成绩,总是卓有成效; 论形势,总是可持续发展; 讲缺点,总是前进中的必然,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


碰上谈锋甚健者,从辛亥革命一路滔滔到而今,有时简直就成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或者是个人身世经历叙说。那场景如同我读小学时请贫下中农开忆苦思甜报告会一般,那水平就像那目不识丁的“贫协主席”,那表情仿佛那刚刚翻身的村妪的感恩之状。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必须关注荧光屏上所报道的这会那会,以期寻找学术“亮点”。可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座谈会讨论会,那话语,那调门,那表情,那思维,那气氛如出一辙,全无二样!原来都是一个症状!说这是“失语症”吧,可一个个都在那儿“踊跃发言”,与表症不合;说是“智力缺陷”吧,既不合实际又有诬人之嫌。思来想去,只有“弱智”一词最为恰切,姑且冒昧地称为“集体弱智”吧!


正确的废话,高深的浅薄,聪明的弱智,高雅的庸俗。只务虚不务实,只有皮毛没有血肉,只有声音没有思想,难道这就是“会议文化”?


由是观之,可以说:仇和对“打瞌睡”的“点名批评”,并没有击中“不良会风”的要害!

 


三、几点简要的剖析——“瞌睡门”的内在矛盾性


在这里,对2月20日举行的,由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亲自坐镇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的一些具体情况,作一简要的剖析:


㈠会前状况“镜头”回放


▲据报道,仇和于2007年12月23日飞抵昆明,12月28日正式就任昆明市委书记,至2月20日,到任不足55天。其间,经历元旦、春节两个重要节假日,16个公休日,法定工作日只有30天左右。在这30天左右的时间里,需要做的事务性工作是很多的,包括:“一把手”交接工作;召开全市52个部门的各种座谈会;1月28日举行的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表示:“谁损害昆明形象,谁破坏昆明软环境,谁就是跟全市人民过不去,每个人都决不答应!”,“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春节过后,2月13日,取消了市级行政审批项目71项,并对一批涉及面广、收费频率较高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国家和省里未取消前实行免收;2月14日召开会议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这期间,宣布:“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成立35个招商分局驻沿海;另外,昆明下辖的14个县、区、市还需要继续走访……


▲自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公布各级干部的电话以后,市委、市政府便要求所有领导干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着,并经常在凌晨一两点还打电话布置工作,一位市委常委说:“凌晨我才接到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早晨6点半他又来电话,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佩服!”知情者说,由于层层要求,昆明市大多数机关干部的手机彻夜不敢关闭。


▲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红苹说,仇书记的工作节奏极快,“我现在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办事一路小跑生怕跟不上。半夜三更电话一响,不是市委秘书长,就是仇书记秘书打来,转达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晓光感叹地对记者说,现在白天忙工作,晚上开会到12点是常事,实在腾不出空来和朋友吃顿饭。


一切都显得那么“雷厉风行”、“争分夺秒”,但一切也都显得是那么的“心急火燎”、“匆匆忙忙”,匆匆忙忙间少的是“周延和缜密”、少的是“和风细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就在这“匆匆忙忙”间、在一些与会干部很可能“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又忙了一个上午的状态下,于20日下午召开了,以至于“会议”连与会各单位的标示牌都没有放(这表明:此次“会议”的在组织情状上存在“无序性”):无怪乎昆明市委“一把手”仇和,当看到在坐在第一排“打瞌睡”的蒋文辉,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不得不问:“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

 


㈡“打瞌睡”和“当场点名批评”对于“会议”都是一种“非理性选择”


如前所述,“后三排的同志往前坐”,几乎是以往大大小小会议的“口头禅”,“原因有三:一是不能说话搞小动作或者睡觉。二是不易随时溜号。三是一种习惯,万事不上前的习惯”。


然而,在这次“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毕竟是坐在了第一排,并且只是在“讲到如何发展开发区时”才开始“打瞌睡”的。这一事实表明:蒋起初是打算认真听讲的,所以坐在了第一排,在主观意向上是来“听讲座”而不是“打瞌睡”。“打瞌睡”,只是在他的“大脑疲劳”的生理作用下的一种“无意识(生理的或非理性的)”选择。因此,仇和的责问“你是来开会的?还是来睡觉的?”就显得很多余。


很明显,仇和的“当场点名批评”,是在一个清醒的大脑支配下展开的,但却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批评”。缺乏应有的理性。因为:就对“会议”的破坏性而言,“打瞌睡”除了“有碍观瞻”以外,对整个“会议秩序”并不构成“器质性”破坏;然而,“当场点名批评”对会议秩序的破坏却是“器质性”的:增加了会议的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使会议的焦点从“招商引资”转移到“打瞌睡”上来,同时对大多数与会者也构成一种无形的伤害,从而大大降低了会议原主题的预期功效。


事实上,以提高会议成本为代价的“批评”来PK“打瞌睡”,本身也是一种“不文明会风”的具体表现。


两者虽然都属于“非理性选择”,但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基于“生理”的,而后者是基于“观念”的。正是后者观念上的“非理性选择”,导致了呈贡县“缺乏制度理性”的“勒令辞职”!“勒令辞职”是“辞”不掉“打瞌睡”的!只要“打瞌睡”的生理条件存在,“瞌睡”照打不误!


 “生理”上的“打瞌睡”,只能靠人体科学意义上的办法来解决;“观念”上的“打瞌睡——情绪化的非理性批评”,只能靠“解放思想”、靠正确的理论引导来解决。


这里引用马克思的两段话,大概可以给与我们一些观念上的启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笔者以为:这里的“合乎人性的环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第六条:“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然而,“瞌睡门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内涵,与“以人为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原则多少存在着 悖拗之处;与时代要求的“政治文明”也是有相当距离的! 

 


四、对一些非理性观点的批评


很多网友在论坛上发表文章,对“仇和新政”(或:“仇和现象”)表示“赞许”或“支持”,这些“赞许”或“支持”的观点,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非理性的。一些网友认为:“仇和现象”是对“官场风气”或“官场‘潜规则’”的“突围”,一些网友甚至表示:“只要对当官的狠,对百姓亲,怎么做都不为过 ”


 “他对老百姓的好是发自肺腑的”,“仇书记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这是近期被各大媒体常常引用的两句话。


就个人情感而言,我完全站在仇和一边,支持他“亲民”的作为。但从理性的角度考量,对“仇和现象”,还须作些具体的分析。


“仇和新政”并没有完全逃离旧官场的“君(在现代是:国家)、臣(官员)、民(百姓)”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关系的巢臼——在中国古代,这种对下属官员苛刻,但却“亲民”的官员并不乏人;甚至也不是什么对“官场‘潜规则’”的“突围”——因为:“官场潜规则”是建立在“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制度理性”的以人际间的“等级关系”为行为规范的“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的。换言之,这样一种政治倾向,还没有上升到“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的高度上来认识——还没有把“人”,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归于本位,这一点,我们从“瞌睡门事件”中“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来”。


而作为对“仇和新政”的一种在野的“非理性的”呼应的“只要对当官的狠,对百姓亲,怎么做都不为过”,也是建立在旧的“官——民”关系的政治伦理基础上的,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同样是“人”的缺位——其“价值标准”,不是建立在具有同质性的“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人人各尽其责”的统一价值标准之上,而是采取“官员VS百姓/百姓VS官员”的“双重价值标准”——很难想象:一个长期备受“铁腕式”上级苛责,经常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官员”,能够在面对“百姓”的时候会永久有一个好的心气儿。


一些网友甚至以电视剧《士兵突击》中教官对士兵的苛责训练为“仇和现象”中的不合理因素作辩护,但这些网友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苛责严格的训练,恰恰是建立在“训练场上多流汗,战场上少流血”这个对战士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关照的价值基础上的,而在“打瞌睡”——“勒令辞职”这个链条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照——尽管“打瞌睡”是人的生命体的本能反应。


有的网友还提出这样的逻辑:“开会不打瞌睡的不一定就是好官,开会打瞌睡的一定不是好官”,其实这个逻辑,只要找到一个优秀领导人“开会打瞌睡”的实例,这个逻辑便不攻自破! 况且,“开会”、“听讲座”(更何况是听水平根本就不怎样的形式主义的‘讲座’),并非普通“官员”的行政职责。因此,这个逻辑也是非理性的,不周延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仇和现象”以及在对这一现象的赞许声中,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非理性的民粹主义”倾向,一种“卡利斯玛型政治”的倾向。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打瞌睡”的生理条件存在,“瞌睡”照打不误!——可以断言:今后“开会”必定还会有人“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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