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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本无心，行人自回首----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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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小学生在这一年成了大学生。在这一年参加了平生最重要的考试高考，成绩不算理想，而且有些意外情况，首次有了挫败感。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从那时候开始，慢慢适应了挫败。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偶然的成功都成了意外的惊喜。甚至在职业上也可能学着孔夫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高考结束后，随母亲去趟上海。在沪期间，去了趟杭州。玩得很开心。
高考
从1979年开始，高考日期就是每年的为7月7日至9日(除1983年为7月15日至17日外)。因此我高考是在1980年7月的7日到9日。直到2003年，高考时间才提前一个月，在每年的6月7日至9日。
我那年考试科目有5.3门，五门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成绩三折计入总分。具体考试科目顺序记不准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数理化都是上午考。其他课程时间相同，语文时间长些。
语文的作文是说《达芬·奇画蛋》所受的启发。不是很适合我的题目，我那时反感“画蛋”这类训练。说句题外话，后来艺术史专家指出达芬·奇画蛋完全是凭空杜撰的故事，也不符合达芬·奇的性格，他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常常几件事情同时做，而且很多没有做完。现在只记得，语文考试极其漫长。我一个劲儿喝水。监考老师烦了，把大水壶放在我脚下。我自倒自饮，喝得很开心，然后要去厕所。老师嘀咕，“少喝点水，哪有那么多事儿？”
参加高考，我也一点儿不紧张。至少我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紧张，或许潜意识中紧张我不知道。这不是什么优点，只是无知无畏。当然，也无助于提高成绩。
幸好高考《成绩通知单》还在，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政治72.5，语文78，数学86，物理89，化学69，英语24.5(卷面分，按三成7.55计入总分)，总成绩400.85。
录取
录取的结果不仅取决于高考成绩，也取决于高考志愿。如果说我的高考成绩仅是不理想，属于发挥正常的下限，志愿保得就完全是失败了。高考志愿是我自己报的，当然也征得家长和老师的同意。
当年是在高考出来之前就报志愿，共有五个选项。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第二志愿报大连工学院数学力学系。后面三个志愿学校分别是上海铁道学院、上海海运学院和大连铁道学院。前两个志愿分别是全国和全省分数最高的。当时有所谓“科学的春天”之说，基础学科包括数学报名很火热。我的成绩，除非有奇迹，北大考不取。用后来的说法，“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大工还是有相当可能。后面三个学校没有太认真选，当时都不是重点大学，未入法眼。两个上海的学校，毕竟父母是从上海出去的，能回上海当然很好。大连的也是考虑到去上海方便，直接可以乘海轮。无论学校还是专业，我都没有写服从分配，或者是按要求写了不接受志愿调剂。现在记不准了。
收到体检通知从上海赶回鞍山。那年颜色辨识测验结果只有正常和色盲两类。我有些色弱，于是就成了色盲。直到今日，所谓色盲给我造成的唯一问题，就是影响了高考的录取。铁道和海运类大学，色盲自然不行。后三个志愿体检不合格。因为没有服从分配，前两个志愿分数不够，就直接落榜了。招生办觉得我成绩比较高，无学可上有些遗憾，就联系我家长征求补充志愿，通知辽宁大学数学系愿意录取我。应该说，辽宁省招生办的工作真是为每位考生负责。
对这个选项我很抵触。这可能主要是情绪化反应。现在推测内心深处的当时不知道也不便言说的动机，是由于高考的挫败，有种对抗情绪，而不愿意与他人合作，哪怕这种合作对自己有益。可以言说的理由，当时认为，辽大数学系毕业基本上就是中小学数学教师。虽然我对数学(当时接触的数学主要是初等数学)很有兴趣，但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没有兴趣。据我观察，中小学教师主要工作并非是传授数学知识，而是激励和管理学生。与人打交道，既非我所长，也非我有兴趣。当时不知道还有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几个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我实事求是地说自己，“肯定不是最好的那类教师，因为我没有改变学生的愿望。”当然，应该能算是比较好的教师，不仅恪尽职守，而且乐于与别人分享知识，也愿意在学业方面帮助学生。
高考落榜我当然不开心，父母没有说我什么。我拒绝去辽大，他们也支持。后来父母的同事都跟他们说，有大学念还是应该念了；翌年再考，也未必有更高分数，而且晚一年上班。父母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回家跟我商量，建议我还是去辽大算了。我其实对再战高考能有更好成绩并无把握，复读高二显然也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因此我也同意了。现在估计，假如我幡然悔悟洗心革面，认真复习而且运气不要太坏，考取大工数力系还是有可能；但能汲取教训战胜自己的可能性不大，还是维持高二时的状态，志愿报得好，体检有所准备，考取大工或东工分数相对低些的专业，可能性也比较大。
作出决定，父亲马上动身去辽宁省招生办所在的瓦房店。由于前面的拒绝拖了几天，到了之后，发现招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各校的招生老师都走了，包括辽大的老师。这样，经过犹豫才接受的offer其实并不存在。鞍山钢铁学院负责招生的张君超老师还在，当场表示钢院可以录取我，机械专业，色盲不影响。父亲也没有与我们商量，就同意了。这样我很曲折地被鞍山钢铁学院录取了，免去了复读。
高考考场的失利其实有必然的因素。首先是高估了自己的智力，过去就读于薄弱的小学和初中，眼界未开，器小易盈。第二个应该是意志力薄弱。课程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这很正常，也不是缺点。但放弃不喜欢的课就不对了。高考科目，就算捏着鼻子忍着恶心也应该努力学好。最后就是知识不扎实，表现是难以拿到高分，很可能有低分。就是算我强项的数学和物理，通常也是卷子难时相对分数高。
客观说，高考的失利不仅是考场，甚至主要不是在考场。这其实是更深刻的教训，但我当时没有领会。如钱老后来当面教诲，做事情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后面还有多次这类方方面面考虑不全努力不够的失利。体检有个红绿色盲的结论其实很冤枉，我只是有些色弱而已。如果准备准备充分些，例如早些熟悉色盲检查图，检查现场耐心些，也许就过去了。就算过不去，报志愿时不要选海运、铁道这种学校，专业尽量选数学或机械工程，录取都会好得多。
兴趣
在高二的复习中，我对数学以外的科目都没有特别认真对待。当时我给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对那些课程不感兴趣。其实我觉得正常的人对那种不断炒冷饭的复习都不会有兴趣，差别只是有些人能够勉强自己认真对待，有的人如我就不能控制自己而敷衍了事。当年我以为那是种品味的差别，没有品味的人才什么都能干。后来我知道那是种掩饰自己缺点的说法，其实是态度的差别，甚至是责任心和意志力的差别。再后来，我自己当了父亲，理解那其实是能力的差别。
就是对数学的兴趣，当年到底是对做数学感兴趣？还是对当数学人(mathematician)感兴趣？现在推断，或许两者都有，但后者的分量更重些。推断的依据是我对数学的核心解难题不是特别有耐心，如果有题目百思不得其解，就毫无遗憾地放弃了。我对关于数学的事情，例如数学史尤其是数学家传记还有数学方法论之类特别有兴趣，也喜欢宏观的数学。后来最爱读的书是《古今数学思想》《数学：内容、方法和意义》等。这本质上是数学教师的功夫，而非数学人的本事。
兴趣或许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天生成分，但为兴趣满足所愿意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是种能力，虽然看起来像习惯或意志，能力主要是后天的修炼。兴趣本质上是种爱，而爱需要付出，直接的和间接的。与爱一样，真正的兴趣是引人向上，花很多时间精力在感兴趣的事情上。如果以不感兴趣为由不做某些事情，这种“兴趣”可能要打个问号？
这可能是高考对我最长远的影响。通过对高考前所作所为的反思，我用了几年时间想清楚了兴趣是怎么回事情，对此有了平常心。有兴趣当然是种福气，是种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没有其实也没有关系。
旅途
随母亲的上海之行去程是从大连走海路。先在鞍山乘火车到大连。坐在窗口，“劲风扑面阵阵急，噪音入耳声声复”。当时在鞍山也可以买到大连去上海的船票，但很少，每天在窗口卖可能就十张。所以要半夜去排队。80年还是父亲去买的票。这样下火车直接去码头，不需要在大连过夜。那时候的船已经不是1970年乘过的“工农兵”系列，而是7500吨的“锦绣河山”系列，有“长锦”“长绣”“长河”“长山”四艘往返大连上海之间。1973年那次就乘过这个系列，具体乘哪艘记不住了。这个系列船运行很稳，我完全没有晕船。船上似乎两夜一天，傍晚开船，第三天早上到。我喜欢在甲板上看着不停变化的海面。“船头破浪浪花滚，轮尾纳水水雾弥。”
归程比较急，就没有走海路，而是乘火车。母亲一向节俭，没有买卧铺，只是硬座。回程在上海始发站上车，沈阳站下车换乘回鞍山。终点不是沈阳，好像是三棵树，比哈尔滨更北面的城市。当时不像现在网络售票，全程对号。只有始发站或者预留车厢才对号入座。其余的在旁边等坐着的人下了就可以坐下。本来我的座位旁有个人在等座位。后来过来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跟我聊了几句。我就决定把自己的座位“给”他了。原来在等座位的人大不满意，好像也不太服气，但他确实没有跟我说。他跟那个学生有些争执。虽然我当时还小，也不想看到争执。因此在下车前先把座位给那个学生模样的人坐了。当时还需要旅客帮忙，从窗户把行李递下去。为了不让他起身，座位被占。我另外请了个旅客帮忙。我现在仍不完全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关照那位后来者。也许是他表现出了对我座位“所有权”的尊重，让我心里比较受用；也许是那人也是学生模样，“物以类聚”，让我有遇到自己人的错觉。
吕巷
抵达上海后的情形，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没有去父亲那边的亲戚家，至少没有住下。我们在十年前去过的二姑妈家落脚。那时候二姑夫已经落实政策，有个闲职，在上海市政协当副主席。似乎很快就去了金山，而且如何去的也想不起来了，反而是十年前从上海到朱泾尚有印象。也不记得是不是走金山大桥，不需要轮渡了。
到金山后住在阿姨家，当时她家在金山县府朱泾镇下面的公社吕巷，是楼房的二楼的套间。我跟哥哥睡在外屋。哥哥是某个学校的电工，住在家里。这次都长大了，两人相处很和谐。哥哥告诉我，他已经有女朋友，暂时还瞒着双方父母。我成熟比较晚，对异性还没有欲望，当然看过些小说，对爱情有些浪漫的幻想。姐姐睡觉时去家里的阁楼，我当时不知道的地方。她英语专业专科毕业，在在那里的小学教书。母亲到朱泾镇跟外公住在一起。吕巷与朱泾镇相距不远，公交车四站，开行20多分钟。也可以骑自行车。我公交车乘过，自行车也骑过。
在吕巷生活很悠闲。平时就是自己看看闲书。当时有首《聊成》云，“佳晨读唐诗，良宵看宋词。未在林间卧，身闲胜昔时。”如果没有记错，那时候开始读《红楼梦》。阿姨家有四卷本的上海古籍版《红楼梦》，我后来自己买的是三卷本人民文学版的《红楼梦》。也看些别的书。阿姨姨父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家藏书比我父母的多多了。我始终没有弄明白的是，我父母其实不太喜欢读书(母亲借小说读，父亲读些专业书)，但我很喜欢读书；阿姨姨父都喜欢读书，但姐姐哥哥都不太喜欢读书。
在亲戚中，我有些聪明的名声。除此之外，如果说，当时我有什么过人之处能让亲戚刮目相看，那就是特别能吃。去朱泾看外公，然后在舅舅家吃饭。我一个人可以吃一只猪肘子，舅母第一次见面，简直惊呆了。另一次是杭州归来。大家又累又饿。姨夫边烧菜，表哥和我就边吃，可能主要是我吃。结果要开饭时，菜都没有了。还有件事情也让人刮目相看。水池在走廊，洗碗时把碗放在水池边上。我把一大叠碗都碰到地上，通通摔碎。以一人之力，砸了全家的饭碗和菜碗。
总之，在吕巷很开心很放松，当时还没有体重超标的忧虑。
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1973年全家去过苏州，顺便还去了无锡。80年时杭州还没有去过。在上海朱泾时已经是暑期，虽然天气很热，哥哥姐姐还是决定带着我一起去杭州玩玩。姐姐的男朋友也一起去。哥哥的女朋友还没有公开，就没有去。当时在朱泾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乘车，可能时枫泾，具体的站名记不准了。
一行四人在杭州奔波四日，走马看花，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去了。现在已经记不清楚确切行程。当时写了《游杭诗三十三首》，都是冒充七律的顺口溜。不过后来借给同学看时丢了，重新补写缺了三首，标题尚在。这样大致可以复原行程。这也是个例证，不论写得多么烂，总是聊胜于无而强于不写。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感悟。
去过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三潭印月(“先贤祠中先贤去，迎翠轩中迎翠来。我心相印亭前坐，亭亭亭下有所怀。”)、湖心亭、西泠印社、孤山(“忆旧似有一只鹤，怀古如见三百梅。”)、保俶塔、紫来洞、玉皇山、虎跑(“老虎跑过泉始在，游人去后水更幽。”)、六合塔(“远江自流光璨璨，近山独立郁葱葱。”)、九溪十八涧(“溪边水润遍野草，涧底风鼓满山松。横岭夕阳孑然丽，纵壁斜晖掩映红。”)、龙井(“龙井寺中井无迹，听泉亭内泉叮咚。涤心沼畔涤心静，神运石前神运通。”)、石屋洞、水乐洞、烟霞洞、飞来峰(“仰见天光射旭洞，俯观地水春涂阁。金刚环绕理公塔，游人围观弥勒佛。”)、灵隐寺、玉泉(“鱼乐使令人亦乐，泉清涤得心更清。珍珠古泉水雾涌，看似细雨实为晴。”)、岳庙(“秦桧有灵是冤魂，秉承圣旨成罪人。太师术多终有尽，天子权大更无伦。”)、花港观鱼。
如果不写那些顺口溜，行程细节就记不准了。不过，还有照片。他们带台120相机，只拍人物，不拍风景。照片都是自己冲洗胶卷，放大后经过剪裁。人物照片都是“到此一游”的记录，在招牌前留影。虽然很low，但回溯行踪倒是方便。当年我拍照都是一脸呆相。哥哥姐姐说我不自然，或许我自然了就是那种呆样子。也可能是好长时间没有拍照，在镜头下不自然。有几张偷拍的照片，我表情尚好。丑照片也聊胜于无，循例贴出三张。最后登在三潭印月的石塔上那张，表情很紧张。当年上划船靠近登上去的。后来不让登了。
那次杭州之行真是穷游。住在西湖边一家旅馆的走廊里。每人一张床，有蚊帐算是稍微保留些隐私。男女区域分开，因此姐姐自己在走廊另一端住。吃得也很对付，不是面条就是包子。我胃口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最后一顿改善生活，在西湖边上的楼外楼饭店吃顿正餐，有西湖醋鱼，别的菜记不住了，共花了二十多元。旅游结束后算了一下账，包括火车票所有费用均摊到每人二十元出头。我当时觉得真是太便宜了。当时也不是小钱。姐姐的男朋友是有8年工龄的仪表工，月薪40多元。鞍山技术学徒工的起薪是19元，杭州开销超过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能说多么便宜。杭州旅游很累，平时都是吃面条之类，吃得按他们的标准比较差。晚上他们都吃不下饭了，只有我正常吃饭。我在公共淋浴房里洗完，上床就睡了。他们睡不好。到底我是东北去的，平时生活条件差，所以适应性最好。
钢院
如前所述，进入钢院是一系列机缘巧合的结果，这并非是我所期待，只是与复读再考两弊相权，勉为其难可以接受。我是那年钢院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过400分的还有一位，在计算机专业。我在冶金机械专业，后来改为机械工程专业。
冶金机械专业那年有一个班，机80班。辅导员是张君超老师，就是在招生办招我入学的老师，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同学有五十来位。入学时是七个人(后来改为六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四张上下铺的床。空着的床上摆箱子等大行李。入校有段时间不太住校，与同学交流很少，所以同学的事情明年再说。
入学第一学期开高等数学课。我在看数学分析的书，因此在高等数学课上真可以说学有余力。给我们上课的王永学老师很看重我，在《此情可待成追忆1--钢院王永学老师》说过，这里就不赘述了。另一门主干课是画法几何，不感兴趣，但也不反感。讲课的石铨老师，过去也回忆过，《此情可待成追忆2--钢院石铨老师》。专业性的课还有门大学化学。我初中高中的化学老师都很好，但我化学学得越来越差。高考还能及格，大学化学的第一次随堂考试，居然没有及格。讲课的是位女老师，很负责。课间把几个不及格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叮嘱一番。化学是考察课，而且是二级分即只分“通过”和“不通过”两档，最后还是通过了。顺便一提，机械专业开大学化学当时很罕见，前面几届后后面几届都不开，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教学计划上有。
我后来想过为什么化学总学不好。当然有我个人的原因，对不感兴趣的科目不能勉强自己。更主要可能是化学课程性质的原因。化学很难像数学、物理那样从逻辑上透彻掌握。化学和生物其实是一类，生物我高中学过些，也不得要领。化学和生物不能说没有理论，但还是要记许多事情。至少在初学阶段，数学和物理都是简单性的科学，从少数几个原理出发就可以推导所有内容，不需要记忆很多事实；化学和生物都是复杂性的科学，原理当然也有，但还是需要记忆大量事实。
第一学期还有公共课，英语、党史和体育。英语课可能是任健开老师教(他与候培德老师各教我们一年，现在有些不能肯定先后)。英语基础不好，但如果认真学也不至于跟不上，但对课文实在没有兴趣。当时我们用大连海运的《基础英语》，课文都是偏科技的文章。那时我多少有些文青，看不上那种实用文。英语学得不好。但遵循的原则是后来学好英语的基础，重视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而不过分纠结于语言本身。党史的老师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留校时一起但班主任的党史何老师，但何老师并不教我们班。党史没有花很多时间，但拿个良好成绩也不是难事。后来听说女朋友大学时党史曾不及格，真是莫名惊诧。体育一直是我的弱项，刚入学时更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但在老师关照下也不至于不及格，只是无法劳卫制达标。这个有些像现在英语能通过期末考试，但通不过四级考试。
入学前与家里说好，我在学校吃住每月给我35元生活费。真正入学了，不高兴在学校住，经常回家。后来就改成周末回家平时有时也回家，每月20还是25元生活费，我记不准了。我是班上两位没有助学金的学生，另一位后来追求自己的文青理想退学重考，班上只有我自己没有助学金。那时候的助学金分成三等，一等助学金的每月21元，二等是十多元，三等是七元或者九元。
总体上初入钢院仍在高考挫败的阴影中。因此多少有些迷惘，似乎没有愿景，没有计划。
总结一下，1980年是最惨重的挫败之年。高考的失利几乎是无可挽回的挫败，除非重考。当时并不知道这种严重性，不然或许被吓着了。现在回顾，那年或许算是跌到谷底了。从那时开始，基本上都在往上走。有时走得顺利，有时走得坎坷。
过去已经写过42篇的链接
后记：该文该文在去年9月26日贴出。10月2日发了两个“评论”，订正和补充其中内容。由于那篇文章现在不可读，重新贴出，把两条评论整合进去，并作了少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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