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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总理谈房地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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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总理谈房地产问题
纪晓岚是清朝乾隆时的大才子，学问渊博到什么程度呢，他主编了《四库全书》，这部书就是基本收录了从古到今所有的学问(其他还有一部分在《道藏》和《大藏经》里)。他一生却没有著作(《阅微草堂笔记》只是轶事、杂记)。他说，要说的东西前人已经说完了，有些你以为是自己首创的其实前人早想到了。所以他一生不写书。
今天怀念孙总理，也是一样，让我们看看孙总理的观点有没有过时，是不是想到我们前面去了。
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先生讲于192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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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煳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祇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宜，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又像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
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近来欧美经济的潮流侵入中国，最先所受的影响，就是土地。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由于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欧美还没有完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应该趁现在的时机；如果等到工商发达了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讲到了这个问题，地主固然要生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这种办法是甚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究竟地价是照甚么样定法呢?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害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地主既是报折中的市价，那么政府和地主自然是两不吃亏。
地价定了以后，我们更要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是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比方有一个地主，现在报一块地价是一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一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中国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经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讲到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还有一个重要事件要分别清楚：就是地价是单指素地来讲，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筑。
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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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的这一段论述不能不让人钦佩，让人对今天房地产界的现象可以慧眼观察。同时上面黑体字的那段方法设计非常精妙。国父的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农村耕者有其田，城市土地涨价归公。他实际的实施效果是为台湾省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解决了台湾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农民工“问题。下面是一段新闻报道：
《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台湾土地制度中的“涨价归公”
-----“农民工”自然成为城市的居民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部分农地必然会转做非农用地。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在台湾的非农地交易制度中，对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规定——“涨价归公”，这也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的农地和非农地的价格差距很大，一般在十倍以上。我拜访的曾先生，25年前花400万台币（近100万 人民币）买了5亩农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已经是小镇边上的农地了，明年就可以转做非农业用地了。如果转做非农用地，这块地的价值大约为6000万台币。按照台湾的土地制度，这5亩农地转做非农用地时，就有一半“充公”，剩下的2.5亩就是他的非农用地了，价值为3000万台币。如果曾先生将土地卖出，增值（3000－400＝2600万台币）部分，要严格依法缴纳所得税——即“涨价归公”（涨价100％，40％归公；涨价200％，50％归公；涨价300％，60％归公……）。所得税是累进的，增值越高，纳税越多。曾先生说，他的地卖出的话，估计缴税在1000万台币上下。在台湾，土地交易的所得税，税收全民享有，而非地方或部门享有。
除“涨价归公”为农民和全民提供福利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帮助“农民工”进城，“政府”将最有增值价值的土地用于建造经济适用的“农民工”住房，让“农民工”的财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值，这样“农民工”就自然成为了城市的居民。
附记：
2008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党中央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通过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农村问题着眼，在”三不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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