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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与老虎的千年对决:为何在清代以后最为疯狂?

已有 574 次阅读 2019-6-28 10:29 |个人分类:海洋科普|系统分类:科普集锦|文章来源:转载

人与老虎的千年对决:为何在清代以后最为疯狂?

来源:最爱君 国家人文历史 2019-06-27



经公众号“最爱历史”(ID:solovehistory)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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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0多只老虎蜂拥围住村庄的时候,1957年9月,位于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县高坪村的村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经历了人类史上最恐怖的三个昼夜。

 

当年亲历这一恐怖事件的谢耀宗,那时是一个常年在雪峰山一带收山货的货郎,他回忆说,那时他刚走进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疯狂逃了回来,村子里所有的狗全部瑟瑟发抖不敢出声,这时候,村口开始有人拼命敲锣,大声呼叫村民们赶紧进村躲避。

 

原来,就在整个村子附近,100多只老虎竟然将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此后三天三夜,无论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铜锣,老虎们就是不肯离去,在持续整整三天三夜后,惊恐的村民们才搞清原委,原来是村子里有人在山上捡了几只老虎仔带回了村里,然而,就在将几只小老虎放出去后,围攻的虎群不仅没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顾虑,开始集体疯狂冲进高坪村,在将村子里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后,还叼走了村子里的母女共三个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怀德后来回忆说:“老虎吃人吃得惨啊,连娘一起三个,扛到山上那伢还在哭。”

 

对于这一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事件的“奇闻异事”,尽管自清朝初期开始,在湖南各地府志、县志中就不断有关于“顺治五年(1648)长沙府虎昼食人”“顺治六年(1658年)益阳虎群行,食人”的记载,人类仍然难以相信,前后距离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经达到如此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仅仅只是湖南乃至中国大地上,曾经虎患横行的一个惊人代表,实际上,从1952年至1962年,整个湖南省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饿虎之灾中,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内更是有32人相继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确凿,这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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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科书所说,老虎是一种独行动物,然而史料告诉我们,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早在康熙年间,四川人欧阳直就在《蜀乱》一书中记载四川虎患:“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对于当时四川省内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情境,欧阳直在书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他写道:“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时在经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后,整个四川省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伤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在大规模的人口灭亡后,四川境内的老虎开始汹涌挺进原来人类的属地,并疯狂啮食四川省内残存的人类,对此欧阳直写道:“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之口。”

 

康熙时人赵彪诏就在所著《谈虎》一书中指出:顺治年间(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

 

当时,四川在经历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瘟疫、灾祸后地广人稀,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尝带着7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就任,没想到他们进入县城后却发现,全城死寂空无一人,“蒿草满地”,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尝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转眼间,张懋尝的7个随从,就有5人丧生虎口之下。

 

对此,经历过明末清初四川这段疯狂虎患时期的当时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朝初年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作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1632)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1930年,就在重庆主城区金汤街内,当时担任川军32师师长的四川军阀唐式遵有一天夜里在府中大宴宾客,突然一只老虎直接闯进了唐府厅堂之中,众人大惊失色,慌乱之中,唐式遵的卫队急忙将老虎乱枪打死,第二天,唐式遵为了安慰宾客,又招徕客人们前来吃老虎肉,并美其名曰“虎宴”。 

 

1930年,唐式遵将闯入重庆城中的老虎做成了“老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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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清代、民国以及新中国初期的1950年代,关于老虎闯进城市中的记载一直不绝于书。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闯进了一只大老虎到处游荡,这只老虎当时先是在北京东便门一带出现,后来又窜至京城前门,转入西江米巷原川陕总督年羹尧府中,一直到进入北京城后第二天,这只老虎才被闻讯赶来的京城卫戍部队开枪轰击、然后用长枪扎死。

 

对于这件猛虎进入京城的奇闻,雍正帝当时就在署直隶总督蔡挺的奏折上,朱批老虎入城事件时说:“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而实际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云十三陵附近,还有关于老虎出没的记载。

 

据动物学家研究,老虎大约在200万年前起源于中国,然而逐渐向亚洲其他区域扩散,并逐渐演化为9个亚种,这9个亚种分别为华南虎、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虎(东南亚虎)、马来虎、苏门答腊虎、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据推测,在19世纪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约还有10万只,然而,随着人类开发的不断推进,到了20世纪,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个老虎亚种相继灭绝,但此一时期,华南虎与东北虎,却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肆虐。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论衡·遭虎》中提到,当时老虎经常闯进东汉帝国的各座城市中,“虎时入邑,行于民间。”到了唐朝时期,首都长安城周边,仍然虎患不断,对此唐朝诗人张籍(约766—约830)就在自己所写的《猛虎行》中提到长安城周边:“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


到了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宣宗时期(1163-1224),曾经作为北宋首都的开封府境内,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记载,对此金宣宗甚至“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

 

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古代中国即使是在首都周边,也是到处虎患横行,而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将愈演愈烈。


4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当时中国人口是5648万人,到了明朝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中国人口是6659万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亿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着人类对森林荒地的不断开发,老虎的栖息地不断遭到压迫,在此情景下,进入明清时代后,随着原本地广人稀的土地不断开发,人与虎的冲突开始愈演愈烈,并广泛记载于各地地方志、文人日记等各种史料之中。

 

在经历明末清初长期战乱和虎患后,清朝初年开始,清政府开始不断号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垦,在经历长达两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后,四川和陕西南部原本急剧萎缩的人口开始恢复增长,就在陕南西乡县的开发过程中,康熙年间,西乡县的虎患就让人为之战栗,当时,西乡县内“不特虎迹交于四郊,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

 

为此,当时陕南西乡县知县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数十人杀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从1713年至1715年,短短两年间,仅仅西乡县由官方组织的打虎队,就射杀老虎达64只,当时陕西虎患由此也可见一斑。 

 

1957年,湖南益阳县打虎队合影

 

明清时期虎患横行,除了人口增长、大量老虎栖息地被破坏之外,明清时期的气候因素,也是这一时期虎患严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史称“明清小冰期”,即使是位处长江以南地区的江西地区,也经常出现“大寒”“连日大雪”等异常寒冷天气,据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一文统计,明清时期江西发生旱灾64次,是宋元时期的3.2倍,而水灾更是高达151次之多。

 

由于明清时期水旱灾害频发,导致河流干涸、草丛枯萎、大量食草动物死亡,影响到了老虎的生存环境,加上栖息地日益遭到人类侵蚀破坏,于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虎患逐渐进入了史上最高峰时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为例,当年江西余干县“秋大旱,虎出伤人,连年不息”,咸丰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县“大旱,自夏至冬二百余日不雨,彭泽大有年。七月德化东乡谭家坂虎昼食人,夜群虎过村。”

 

在人类的侵蚀进犯、以及自然灾害影响下,实际从明末清初开始,关于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记载,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上。

 

以上海为例,根据历代地方志记载,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没记录(元代1次,明代14次,清代10次),其中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上海宝山吴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没,咬死咬伤多达65人,“有时咆哮啸一声,怒音十里秋风狂”,以致“居民号恸死不辜,哭声夜半于穹苍”。

 

到了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县城附近的金山卫西关,一只老虎更是直接冲进城中,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咆哮而去,不知所之”,当时有4名兵勇试图捉捕这只老虎,竟全部被它咬死。


5


尽管南方关于虎患横行的记载不绝于书,但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北方的老虎已经开始逐渐减少、乃至消失。

以元末明初小说《水浒传》所记载的武松打虎的景阳冈所在地山东聊城为例,在列为正统史料的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的《兖州府志》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有虎”的记载了。而另一个《水浒传》里著名的老虎出没的地方,李逵怒杀大小一窝四虎的沂州(今山东临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后,对于老虎的记载也消失了。


清军入关后,清朝皇家先是将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进行封禁,这就使得东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时期,清朝皇室经常到东北猎虎,仅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在如此九百余里的距离间,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猎”,“打住的虎有六十多头”。


当时,清朝皇家狩猎队经常将老虎团团围困,然后等待皇帝亲自猎杀,“或皇上亲射,或皇太子射之,亲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围中发一矢。”就是在这种“坐享其成”的猎杀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忆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


而康熙,也可称古今中外的杀虎皇帝第一人。


晚清时期,清廷开始开放东北,以奉天(辽宁)为例,其人口由咸丰元年(1851年)的258万猛增至1908年的1100万。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扩张,辽宁关于东北虎的记载也在不断消失,“旧记呼兰多虎……自放荒后人烟渐密,叶陌互连,村屯相望,俱绝迹于呼兰境内矣”。


而乾隆初年成书的《盛京通志》记载虎在东北“诸山皆有之”,而在民国时期的东北地方志里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见。”即使如此,到了民国时期,东北王张作霖对于吃老虎肉仍然很感兴趣,当时,辽宁境内老虎已经几乎消失,对此,每逢冬令,张作霖就命令从黑龙江、吉林等地打虎送来一些虎肉,以飨帅府。当时的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馔“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更是张作霖的最爱。


到了清末民初,就在东北虎节节退缩之时,在新疆,新疆虎(里海虎)也逐渐走入了灭绝边缘。


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闾的罗布泊探险,就在罗布泊宿营的第一夜,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长长的虎啸声惊醒,马圈里的马惊恐地嘶鸣着,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忆说,这时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罗斯)伏尔加的狼一样多”。


到了189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抵达了罗布泊,这时期罗布泊由于水流来源日渐枯竭,已经成为了人类难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来的第一夜,还是受到了虎的惊吓,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里,留下了一张虎落陷阱的速写:一只虎困在罗布人的陷阱里,前左爪被一个圆形的夹子夹住,那只老虎蹲着身子仰天长啸,似乎想一跃而起冲出陷阱。

 

斯文·赫定关于一只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写


新疆虎逐渐陷入灭绝边缘,到了1927年底,德国探险家艾米尔·特林克勒报告说,罗布人告诉他已经有近二、三十年没有怎么见过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猎人则告诉他,叶尔羌河河畔的最后一只老虎死于1916年。

 

新疆虎的历史记录分布点


6


随着东北虎的大规模退缩和新疆虎的灭绝,华南虎,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并开始向人类发出最后的怒吼。


在广东徐闻,在1949年以前,该县一度仍然残存有多达1000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而清代大儒屈大均就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广东“高(州)、雷(州)、廉(江)三郡多虎。”


然而随着徐闻县境内热带雨林的不断消失,老虎与人类的接触也不断密集,根据广东徐闻商会统计,1916-1933年间,当时徐闻县内平均每年都有300多人死于虎口。不仅如此,当时广东徐闻老虎甚至直接闯进县城为害,1930年代,当时广东徐闻县长陈桐有一次傍晚办事回来,有一只老虎竟然就趴在徐闻县政府门口伸懒腰,由于夜色朦胧,陈桐刚开始还以为是一只牛,一直到走近发现是老虎后,陈桐被吓得急忙从县政府偏门逃入院内躲避。


就在这种疯狂的虎患之中,1930年代,广东徐闻宿虎村,就曾经有几名村童误会将一只老虎崽当作野猫崽抱了回来喂养,由此导致一大群老虎围攻村庄,村民们回忆说,当时村庄周围全是猛虎此起彼伏的狂啸,具体多少数量村民们也不敢外出清点,后来,村民们将老虎崽放出,群虎才逐渐离去。由于这次遭遇,广东徐闻宿虎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地方。


而广东徐闻宿虎村在1930年代的遭遇,正是1957年湖南通道百虎围村的先兆。就在1957年湖南通道县高坪村遭遇百虎围村事件时期,从1952年至1962年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


实际上,湖南虎患横行,与湖南人口的大爆炸也有着密切关系。清朝初期,在经历长期战乱后,湖南人口一度跌至仅有91万人,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在大规模的人口扩张和林地开垦背景下,湖南关于“虎群行,食人”的记载开始络绎不绝出现。 


湖南地区老虎出没分布图


到了1950年代,鉴于湖南地区虎患横行,官方开始组织打虎队进行打虎。当时,湖南耒阳地区的虎患最为严重,其中仅仅1952年,整个耒阳县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最高峰时期,更是曾经发生过在一天之内,有32人被老虎所食的恐怖记录。


也就是在这时候,1952年11月,湖南耒阳县长杨泽芝开始在耒阳各地到处组织打虎队为民除害,此后,从1952年到1959年七年间,耒阳共打到猛虎168只,而其中由“打虎王”陈耆芳率领的打虎队,更是打到猛虎138只。


此前,就在湖南耒阳虎患最为严重的1952年,陈耆芳年仅14岁的孙子陈青乃被老虎咬杀后吃得仅剩下一只人腿,从此后,陈耆芳为了报仇,一直带着两个儿子、父子三人一起到处打虎报仇,在最高峰时期,陈耆芳父子三人带着打虎队员,一年猎虎就达到了40多只。


到1957年底,由于打虎数量惊人,陈耆芳被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当之无愧的“打虎王”。 


打虎王陈耆芳


曾经虎患横行的广东徐闻,在1960年打死最后一只老虎后,此后再也未见老虎出没的记载。 


根据重庆自然博物馆动物学专家胥执清的统计,在1950年代,当时全国大概约有4000多只华南虎,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0年,全国各地至少猎杀了3000多只老虎,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


到了1986年11月,湖南安仁县一只华南虎幼虎在被夹子捕获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而这,也是国家林业局最后一次接到野生华南虎的报告,此后,国内再也未见野生华南虎出没的官方记录。


至此,自有人类记录以来,一直在中国大地上驰骋纵横的老虎,随着新疆虎的灭绝和东北虎的败退,以及野生华南虎的消失,逐渐走入了灭绝的道路。


而1957年发生在湖南的百虎围村事件,仅仅才过去60多年,这一切听起来,真真恍如昨日一梦。


参考资料:

曹志红: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南香红等:“失乐园”:中国虎的最后100年,看历史,2010年7月刊

何强:《七十年前 徐闻的老虎比猫多》,徐闻视窗,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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