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会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在中国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10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大学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于是政府做了调整，转而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

▲哈佛大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代名词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

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

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到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说的，主要不是指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笳吹弦诵”。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杨振宁、何炳棣都再三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这话有道理，但必须加注。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问题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研究院，西南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总数不超过一百，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第二，因实验设备等实在太差，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我说的是理工科。因此，无论校方和教授们，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我翻查了很多史料，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教师薪水表、图书馆资料、仪器设备，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可另一方面，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西南联大旧址

回过头来，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扶上马再送一程。根据杨振宁回忆：“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李政道则称：“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没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

而今天，中国的大学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你的学术水平。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所谓“教学”与“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状态”，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确实有既长讲课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备课、讲课及辅导学生，同样会影响科研工作——毕竟，我们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而更多的教师则是学有偏胜，或长于教学，或长于著述。假如我们认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那么，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着他/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是个亟须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育人”，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成果——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可利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很穷，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现在不一样了，诱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贫乐道”很不现实。以后呢，收入还会逐渐增加，但工作会越来越忙，忙得你四脚朝天。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不公平。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困扰。必须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我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及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说“半成品”，意思就是，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功夫，但火候未到，还没打磨好，就急匆匆出来了。之所以“精品不精”，背后因素是市场的诱惑，剥夺了学者们本该有的从容、淡定和自信。以我的观察，最近三十年，好的人文学方面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基本上没有资助。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延伸到社会科学，还有道理，最不适应这套管理机制的，是人文学。

现在提“奖励学术”，都说要以课题为主，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如果是奖励人文学，我主张“以人为本”，而不以工程、计划为管理目标。原因是，人文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逐渐摸索，最后才走出来的。还没开工，就得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你只能瞎编。如此一来，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学问做不好，表却填得很漂亮。而且，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我建议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

外面传说，北大有一个规定，两个人同样评教授，一个人有课题，一个人没课题，如果成果一样，那就应该给那没课题的。因为，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还和你做得一样好，可见他的学术水平更高。这属于美好的误会，北大其实没那么“另类”。最近学校开会，还在提醒我们尽量争取课题。只不过，北大的教授们，确实不太愿意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的建议是，允许学者不做课题，但出了成果，摆在那里，请专家鉴定，真好的话，你说吧，值多少钱，10万、20万、50万，你给我，我继续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决定。在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奖励你科研经费，后面的活，你自己做。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发论文，什么时候出书，我来把握。现在的状况是：按工程进度，一年或三年，必须结项，做不出来，你也必须硬撑，送上一堆夹生饭。对人文学者来说，每天忙着填表，不是好事情。

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一文中，我曾谈及，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可没有悠闲，没有沉思，没有诗意与想象力，对于人文学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