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技术批评

武夷山

Technology and Society杂志1991年13卷305-316页发表了Larson Fuglsang的文章，Comparing Technology Criticisms（诸般技术批评之比较），文章说，有三类技术批评，文化的、方法论的和制度的。

文化批评：

不同的社会群体赋予技术变革以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文化意义。比如，20世纪60和70年代，黑客（hacker）文化就试图将“计算机是民主和个人发展的工具”这一观点给精致化。

Hack一词可能源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社团，Tech Model Railroad Club（技术模型铁路俱乐部）。这个社团认为，如果一个项目之开展或建设并非纯然为了实现建设性目标，而仅仅参加项目就能给人带来狂喜，这样的项目就称为hack。

制度批评：

早先，美国的技术批评声音很弱，20世纪40年代才改观，出现了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原子科学家通讯）这样的刊物，出现了Student Pugwash（学生帕格沃什）等社团。

60年代的技术批评者不是将科技看作社会的基础，而将其看作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他们认为，科技之型范并不完全是科学家的责任，而属于广义的大众。

于是，1970年，环境保护局成立了。1976年，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科学政策研究计划，后来又成立了科技伦理与价值办公室（EVIST）。197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创立了科学自由与责任办公室。这些制度性、组织性举措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想把对技术的批评限制在科学界，限制在科技机构内部。

方法论批评，重点有几个方面：

1. 将技术看作扩充了的知识；

2. 将技术视作社会力量，主要研究技术对社会的冲击；

3. 将技术视作社会产物，认为技术主要被文化背景所型范；

4. 将技术变革看作社会过程。

博主：20多年来，科学技术元勘（包括技术批评）领域又有许多发展，但早期学者的一些看法至今仍有启示意义。本文作者Lars Fuglsang教授现供职于丹麦Roskilde大学传播、商务和信息技术系，他在体验经济、服务创新和社会创新等领域著述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