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我持着一封回信，第一次踏进了科学出版社的大门。

　　这时我已年届三十，但却仍未“而立”。我性喜文学，但因被多次告诫“学文危险”而规避；196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但只踏踏实实读了一年书，就如话剧《左邻右舍》中的台词所说的“刚一有窝窝头吃就又折腾”，学军、学农、“四清”，再难专心读书。接着更是“文化大革命”，与读书简直绝了缘，从此死了当科学家的心。后来“被毕业”，到山沟里当了教师。

　　1974年，我调回家乡天津，仍在中学任教。此时各大图书馆在长期关闭后又对读者开放。我遂恢复为图书馆的常客。在这里，我看到了一本名为One, Two, Three…Infinity的英文书，觉得此书真是难得的科普佳作。当时我已跨入而立之年，却重温了青少年时看到好书的痴迷感，并萌生了自己翻译出来介绍给青少年的冲动。1976年，这一可能性终于出现了。我又重新借来这本书开始翻译，半年后完成初稿，并投往科学出版的最高机构——科学出版社一试。

　　回复居然很快来到。发信人是我从不曾谋面的该社编译室吴伯泽先生。他回信告诉我，此书已纳入其出版计划，又随信寄来一本《编译者手册》，供我遵照其中的要求修改译稿。

　　这一“按图索骥”，可令我体会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最令我近于气馁的，是觉得对书中涉及到的非自然科学知识的译文经不起推敲。我虽然平素也颇以“杂家”自许，但一旦较起真来，往往又觉得并无把握。这使我意识到写作与翻译的不同：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能绕开自己不熟悉的事物，而译者却必须做到与原作者的知识面相合。这本书虽然是谈科学，但有关生活、宗教、哲学的内容却比比皆是。面对如许困难，又深感在当时积重难返之后“补课”的不易，遂决定去科学出版社求教。

　　编译室的吴伯泽先生和室主任李崇惠女士与我见了面。一番长谈使我得知，他们已将翻译国际知名科普作品列入出版计划，也开始组织译者队伍。我在此时找到他们，恰恰两下走到了一起。他们鼓励我尽所能译好，又答允在编辑过程中把关订正。我也告诉他们，我在给有求知欲的学生介绍科普、科幻名家的著述时，他们的眼睛会炯炯放光。我在翻译时，往往会有透过稿纸隐隐看到这些眼睛的感觉。这样的一番交流，使彼此都贴心起来。

　　两个月后，我将修改过的稿子送到科学出版社，1978年初便收到吴先生作为此书责编寄来的校样。对照原文、原译文和校样的定稿，不啻得到了手把手的指点，既发现了自己的具体努力方向，也获得了踏实的自信。

　　此书的中译名定为《从一到无穷大》，于同年秋出了初版，我拿到印好的书，看到青年人踊跃购买，还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并听说成了大学里教授们向学生推荐的读物，体验到了一生中最强烈的欢愉。当年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我固然兴奋，但体验到的只是模糊憧憬的快感；两个月前得知考取研究生时也自然高兴，但又夹杂了对岁月蹉跎的伤感，唯有在此时，我不但为看到自己的成果兴奋，为毕竟不曾在逆境中沉沦庆幸，但更为自己的工作走出小课堂进入大社会并得到认同而鼓舞。就是在这时，我决定以科普翻译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从此，我与科学出版社建立起了长期合作关系，也与出版社里的许多人结为挚友。

　　弹指间，我在翻译之路上已走过近40年，参加了数十种书刊的翻译和校译，得到若干翻译奖项，也与许多出版社建立了联系。但我与科学出版社的合作始终没有中断，与该社许多人至今也维系着友情。自己能在翻译领域有所耕耘与收获，根本原因固然是终于幸逢允许自我选择的大环境，但一直无私助我的科学出版社的诸多资深译审、特别是已经作古的吴伯泽先生，也绝对功不可没；为我创造机会的科学出版社，同样值得我深切感铭。（暴永宁）